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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新年:我为什么痴迷西班牙语医学词汇?

http://www.wrsa.net 发表日期:2017-04-18 17:25:05 来源:欧美同学会

  【仇新年,农人出身,今年82岁。上世纪60年代初,他被派送古巴留学和工作,以后又在阿根廷、秘鲁和莫桑比克等国从事外交工作。1976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促使他自学西汉医学词汇。数十年来,他乐此不疲,锲而不舍,独自承担起编纂《西汉医学词汇》、《汉西医学词典》(修正增容版)和《西汉医学词典》的重任】

  我自称“傻人”,而且老而弥痴。我的家人和一些要好的老同学也说我“犯傻”,但我不感到羞耻,反而高兴。我觉得现在“傻人”太少,聪明人太多了,应该呼吁“傻人”多做些“傻事”。在此我想引用一位教授的一句话:“……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现在“傻人”太少无可置疑。过去很多人“傻乎乎”地闷头为国家做事,默默地贡献,成就了诸多伟业,现在仍有这样的人,但相对以前,少了!太少了!

  我1986年出版了《西汉医学词汇》(三万余词条),出版社付我7000元稿酬,这在当时是个令人欣慰的数字,出版社关注的主要是社会效益,而不单单是赚钱。2009年又出版了《汉西医学词典》(修正增容版)和《西汉医学词典》,均收录65000余词条,耗去我几十年心血,但由于发行量小,无大钱可赚,出版社不予出版,只能自掏腰包,至少需要11万余元,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这本钱绝对拿不回来的,即使西语工作者人手一册也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如果只算经济账的话,出版社不予出版是可以理解的。

  好多老同学问:你从事外交工作,为什么爱上了医学?为什么干这费力而赔本的买卖?傻不傻呀你?我只好点头称是。但我并不感到不快,反而内心有点喜滋滋的。

  我为什么痴迷于医学?这要追溯到1976年,其中还有不少趣闻轶事。

  我于1935年2月4日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农村,那天恰值春节,所以父母给我起了“新年”这个名字,俗气,但我没改。家乡1947年解放。解放后政府派小学老师进村,但谁家都不愿让孩子上学,认为读书无用,割草拾柴现得利。我常说“我是被共产党逼得上了小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是肺腑之言。上小学时我已经12岁了,比同年级的同学大5岁。我在石家庄读高中,1959年考入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留苏预备部,学了一年俄语,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未赴苏留学,转入西班牙语系学习。1964年四年级末期被选派赴古巴留学,后又在古巴工作了一段时间,陪我国土壤专家组,帮助古巴创建土壤研究所,培养土壤学人才。和古巴人一起工作,西语的听说写读得到了全面发展,还学到不少在课堂学不到的知识,比在学校里收获大多了。西语基础算是扎实。回国后入外交部工作,准备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西语优势,但不久“文革”爆发了,一晃就是十年……

  1974年至1978年我在当时属于外交部管理的国家旅游局亚非拉处工作四年,接待拉美游客。就是在这段时期我体会到西语医学词汇的特殊与难度,引发了学习积累医学词汇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直至今日。


1965-1966年在古巴土壤研究所工作期间和同事合影

  1976年我接待了两位墨西哥游客。见面后他们首先向我说明,他们是外科医生,来华的目的不是一般的旅游,申请旅游签证只是因为它便于办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参观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交流断肢再植手术的经验。六院的陈中伟大夫带领他的团队连续成功接活了几例断肢。当时国际公认,断肢离体部分关闭的小血管和血管床再植的时限于常温下(20℃)肢体缺血不超过6小时者,基本上可以成功再植,超过10小时,就不可能接活了。但陈中伟大夫成功接活断肢离体的时间超过了当时世界公认的极限时间,因此轰动全球,名声大噪。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职业医生之间专业交谈的翻译。任何一个外语工作者都知道医学翻译的难度,在我国西语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大语种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了,而且当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事先不可能做任何准备,只能硬着头皮上。按工作惯例,这不是我的任务,在上海应由上海地方陪同做翻译,我作为全程陪同只是跟着走走就可以了,但大家公认我的西语功底较好,就硬把我推上去了。事后,在场的西语同行赞美我的翻译水平,但我内心惭愧,感到很是吃力,好多词汇不知道,也无法解释,翻译大打折扣,有碍双方的交流,当时体会到Traductor traidor(翻译即背叛)这一说法的真正涵义,也深深感到“信达雅”之高不可攀。从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医学词汇是另一套语言,一个翻译,无论是谁,不可能什么都精通,el sabelotodo(百事通)是不存在的,自己的母语都不可能样样精通,更甭提西班牙语了。普通对话的翻译也会遇到不知道如何翻译的词语,但可以绕圈子解释,但医学词语就不同了,好多医学汉语术语也不易用普通语言解释,何况西班牙语。我举几个那次翻译中遇到的难题来证实一下。

  “清创”,即清洗创伤面,西语术语应为desbridamiento,和平时说的“清理”完全是两个字。我当时那里知道这一词汇呢。我用了普通语言的limpieza(清洁,打扫),不会误解,那时我就是这样搪塞过去的。

  清洗液中有“肝素”(heparina),不知肝素为何物,更谈不上翻译了。

  “血肿”(hematoma)字面上和平常所说的“血”“肿”毫无关联。我用一般“肿”字搪塞过去。

  “缝合”(sutura)是解剖学专业名词,我用缝纫的“缝”(coser)带过,勉强可以,人家能懂。

  谈及神经修复时出现“神经外膜”(perineurio)和“神经束”(fascículo、tracto)等术语,根本不知西语怎么说,也难以解释。

  皮肤覆盖要用“皮瓣”(colgajo de la piel)、“带蒂皮瓣”(colgajo pediculado),此处的“瓣”字和平常说的蒜瓣花瓣的瓣毫无关系,不知怎么翻译,“带蒂皮瓣”就更不会了。这时我请中方大夫用英文告诉对方。

  有时汉语术语看来很专业,但西语用的却是普通词语,如“血管床”(camavascular)的“床”就是普通的“床”加“血管”的形容词。还有“肌腹”(vientre vascular)就是“腹部”加“肌肉”的形容词。但当我们不谙医学术语时不敢用,怕出洋相。那次我倒是大胆地用了,权当解释,所幸蒙对了。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前面加注的西语术语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在多年搜集医学词语过程中陆续获知的。

  遇大难后方知苦。这种苦也绝不是我一人之苦,而且绝不是最后一次苦。从那以后我就决心留意学习和积累医学知识和词汇。那时,40年前,西语学习资料极少,尤其是医学科技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参考书籍,可惜现在仍然很少。为什么不像英语图书那样不断涌现呢?很简单,因为难而无利,“傻人”太少。我认为任何事情总得有人开始去做,才能从无到有,然后才能不断增补和完善。任何事情都怕认真,只要留心,总能遇到一些有关的材料。从那时起,我从不放过与医学有关的只言片语,从不放过请教有关人士的机会,日积月累,不曾间断,直至今日。


1982年3月11日与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合影

  1978年我被派驻阿根廷大使馆工作,那是个医疗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度,尤其是心脏科,那时明显高于我国水平。由于我知道的医学词语多一些,使馆人员去医院看病多是由我陪同,甚至有些西语比我好的同事病情严重或病状奇特时也请我陪伴,为什么?就是因为医学词汇的怪异。例如有一位患高血压的同事吃什么降压药都无效,不知何故。我陪他请一位主任诊治,大夫果断地说他可能患有肾上腺素瘤(Adenomaadrenal或glándulasuprarrenal),吃降压药无用,要做“电脑控制的断层照相”检查,即我们现在常说的CT。一位不曾特别关注医学词语的西语工作者哪能知道这些词语怎么说?何况是在40年前!后来那位同事做了该项检查,结果证实了大夫的诊断,需要手术,手术后我还陪他住了几天医院,从此他血压就正常了。可想而知,尽管这位同事外语不错,可他没有特别关注医学词汇,在那年代,什么肾上腺,什么CT,怎能听得懂?怎能知道西语怎么说?那时我们在国内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CT,我是在人家医院科室牌子上看到的,不知什么意思,问了医生才知道的。

  还有一个典型事例。一位级别比我高、外语远远比我好的同志突然一只眼看东西上半部全黑了,吓坏了。他高度近视,我估计是视网膜脱落了,但不敢张扬,不敢说出来。到了医院一看,果然如此。大夫说,别怕,视网膜半脱落,手术把视网膜挂上去,用激光焊接就好了。赶快回馆请示报告大使,结果我被大使当众痛骂了一顿,因为“焊接”一词就是电焊气焊那个动词(soldar),大使说:“你别胡说八道,眼睛里怎么能焊接?”那位同事马上说:“没错,大夫就是这么说的。”为我解了围。视网膜西班牙语这个词是retina,从字面上看,不谙医学词汇的人很难与视网膜联系在一起。

  我再次声明,我讲上述事例,不是说我的整体西语水平比别人高多少,只是想说明医学词汇的特殊性,医学翻译的艰难。我由于用于医学的时间、精力多了,对其他方面的投入就少了,因此,医学方面我可能较别人强了些,而其他方面我就成了弱势。

  我为此付出了心血,付出了代价,而且赔了钱,但当我能帮助别人时我心里很高兴,佛教教义常说“利益众生即为德”,因而无怨无悔。我所经历的事情更加鼓励我继续努力,锲而不舍。确实需要努力,医学科学那么多词语,而且飞快地发展,我又从未学过医学,又没有资料,我必须通过英文资料来验证一个个词汇的西班牙语的准确说法,很多时候还要验证汉语怎么说,很难,很难。但当尝到甜头以后就不觉累,反倒是一种乐趣。

  我在阿根廷的5年多时间里遇到很多学习医学知识的好机会,也曾得到许多人的慷慨帮助。使馆人员看病都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大的“意大利医院”,去的次数多了,和那里的各科室主任们搞得很熟,他们很热情,幽默地叫我Semidoctor(半个大夫)。时任卫生部长的心脏科资深专家Liotta(里约塔)是使馆的老朋友,经常来使馆做客,我有时参加接待活动。接触多了,他也发现我懂得较多医学词汇,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有时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向医学,我向他述说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医学翻译如何如何难。他得知我在积累医学词汇后,非常高兴,并表示将大力支持,不几天就派人送来一本医学百科全书,它在当时可算是巨著,大开本,一千多页。这对我太宝贵了。当时国外的书籍是很贵的,词典就更贵了。我们当时的津贴只有42元人民币(约合6美元),任何书籍都买不起,也绝对舍不得买书。事有凑巧,当时我国中苏友好医院(现北京友谊医院)派了4名大夫去阿根廷意大利医院学习心脏科医术,包括心内科、心外科和麻醉科,这些科目是阿根廷突出的强项。领队是孙衍庆大夫,外科是李天佑大夫(后来他们都成了我国知名的心内外科专家,孙大夫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在阿根廷时我们正巧住同一层楼,很快就熟悉了,他们知道我的业余爱好后很高兴,很支持我。回国后,孙大夫给我寄了一本当时我国最好的《英汉医学大词典》,我同样如获至宝,这为我编纂医学词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986年出版的第一本西汉医学词典就是在阿根廷孕育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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