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见到毕奇学长，就觉得他有一种南方人特有的儒雅感，可谓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得到过很多顶尖的荣誉，但始终保持着一位纯粹的科研人的本色。生活中的他，简单质朴；工作中的他，专注而努力。即便已经走在行业的前列，却从未停下过脚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后来回国做贡献，都始终兢兢业业，坚守一位科研人对学术和科研的至高信仰和追求。他的办公室的柜子上简单放置了几张照片和证书、奖杯，每一个荣誉都在静静诉说着这位高端科研人员的精彩人生历程。
2017年毕奇在美国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毕奇是第一位获得“贝尔实验室院士”称号的大陆华裔科学家、CDMA无线移动通信领域专家、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总工程师。仔细翻看毕奇的履历，从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电讯网络硕士毕业生，到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读博士，毕业后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或许会有人觉得他是十分幸运之人，在每一次人生的转折点上都能够把握住机会顺流而上。但是幸运这个词用来形容他的成功有点过于谦虚，因为在这些荣誉与成功的背后，他付出的努力足以证明成功者从来都是跑在机会的前面，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机会到来时毫不费力的抓住它，来成就自己的辉煌。
在农村养成的自学能力让我受益终生
1966年毕奇小学毕业，在那个“文革”动荡的年代，他的初中基本是在农村里度过。中学三年几乎是在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本领。而高中也是只上了一年半的课程。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当周围的人都因为大环境的压力而放弃学习，当“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
谈到自己当时这股坚定的信念，毕奇学长说道，“自己是受到家庭影响很大。”因为他的父亲当时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干部，周围有很多知识分子，他的父亲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深深明白读书的重要性，告诉他“读书肯定是有用的”。就这样，有了家庭所给予的信念的支撑，毕奇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努力读书这个信念。
边干活、边学习，就是他在农村时的日常生活，没有条件自己也要努力创造条件。正是因为只能靠自学，所以在这样的严苛环境下，更加锻炼出了他的顽强意志力和超强的自学能力，更可贵的是养成了他的良好自学习惯。自学能力的养成也奠定了他日后去美国读书顺利完成学业的基础，成为他走上科研高峰的重要推动力。
由于在农村表现不错，毕奇被推荐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进入大学后，他依然保持着一颗对知识的渴望之心。早在学校宣布考研究生之前，毕奇就坚持每天自学英语，在别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努力学习英语的时候，他没有在乎别人的异样眼光；后来国家发布了考研究生的消息，在别人都不敢去报考研究生的时候，他没有畏惧。由于当时大学与文革前的质量相差很大。绝大多数考试的科目都没学过。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给自己制定了计划，从最终考试的那一天开始往前推，详细到每本书在多少天之内看完，就这样他开始了一年的刻苦奋斗，一年的时间里他不分白天黑夜，没有周末，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的努力最终换来了交大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1981年，毕奇进入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读博士，因为之前在国内的英语学习条件并不是很好，导致他在课堂上几乎听不懂，所以只能靠自学。而且当时他在财政上也是很拮据，必须要努力考一个好成绩获得奖学金来维持生活。好在因为有他在农村培养起来的自学能力，他在读博士期间依然是班里的最优生。
读博期间，毕奇选了一门课叫做《随机过程在通讯中的应用》，课程很难，全班期中考试的平均分不足50分。于是，老师把试卷重新发给学生，让学生回去再做一遍加分，使大家可以及格。但奇怪的是，唯独毕奇没有收到老师返回的试卷。“当时我就去找我老师要卷子，但是我老师说他不可能给我了。我就问他为什么。结果那个老师说我已经拿到99分了，那最后的一分是不可能给我的。”说到这，毕奇学长忍不住笑起来，“后来我的导师没有钱继续支撑我的学业，就是这门课的教授把我挖了过去，接着为我提供奖学金，成为了我的博士导师。”就这样，靠着自己出色的成绩，他把自己在美国上学的经济困难顺利解决了。
说到自学的好处，他说“自学的话，每个问题都要看懂，自己学得更深入。”
想要成功就不能有怕吃亏的想法
毕奇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到了工作岗位上，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在他看来，成功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在学校学习，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
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很多人会抱怨工作累。从而把工作时间限制在八小时内。八小时之后就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希望可以享受生活。但是毕奇对此并不认同，“我认为对于搞科研的人，尤其是想要成功的人来说，你不能有‘八小时工作制’这个概念。因为你需要所有的时间不断的学习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毕奇在美国读了博士之后，又在犹他州教学了两年。回忆起教书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情对他触动特别大。当教授没有教学任务时很轻松，有大量时间做研究。某个周末，毕奇和往常一样在做研究，一位知名教授看到他并问道：“你知道一，二，三流学校的差别在哪吗？”毕奇回答说“区别在于教材，还是老师？”
他说，“都不是。美国一流学校，业余时间老师学生都在工作。美国二流的学校，学生业余时间还在工作，老师已经休息了。三流的学校，学生和老师业余时间都回家休息了。”“哦，我当时真是恍然大悟。原来优秀区别于努力程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养成习惯，要一直努力搞研究，不能有怕吃亏的想法。后来去了贝尔实验室，还是不分上班下班，只要有空就去做研究，不要怕吃亏。当然兴趣驱动科研也很重要，你有了兴趣就会自己主动的去做研究。”
无为而治，才能孕育更多高端科研人才
毕奇于1988年进入朗讯科技工作，2002年11月7日，贝尔实验室向毕奇授予2001年度“贝尔实验室院士”称号。作为大陆的第一位获得“贝尔实验室院士”称号的华裔科学家，毕奇对这份荣誉却很谦虚的说“可能我比较幸运。”
谈到荣誉，毕奇说“你不能总想着自己要去拿什么荣誉，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把事情做好，这才是第一位的。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优秀，但是没有被大家认可，这就说明你可能有很多因素导致大家不认可你。那么你就应该学会把自己的评估和别人的评估做一个比较，比较的差值就是你值得去改进的地方。尤其是科技领袖要让别人认可，荣誉只是别人认可的附属品。”
毕奇的前半生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在贝尔实验室度过的。“在贝尔实验室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受益终生。”当年他第一次走进这所实验室的时候，他就问上级“我该干什么活？”结果上级说“你想干什么？”这件事情让毕奇记忆犹新，贝尔实验室开放包容的工作氛围可见一斑。
2002年11月7日，贝尔实验室向毕奇授予2001年度“贝尔实验室院士”称号
还有一件让他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当时有一位副总裁当着全公司人的面在大会上做检讨，因为之前有一位科学家在一个方向做了多年研究都没有任何成果，这位副总裁曾经劝科学家改变方向，但是那位科学家选择了坚持。但是庆幸的是贝尔实验室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文化。又过了几年那位科学家成功了。所以这位副总裁就在那么多人面前作检讨，这件事也深刻表现出贝尔实验室对于人才的充分尊重。
“到了宝塔尖的话其实应该是无为而治，给科学家提供一个宽松的工作氛围。因为当你为了兴趣发狂的时候是一定能够干出来事情的。而且氛围好了，人才多，你在这里获得的启发也多，就像我在贝尔实验室这几年的经历可以说是受益终生。”
对于给年轻的科研人的建议，毕奇认为：“作科研首先应该是让兴趣去驱动，当然金钱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高端科研，一定是兴趣才可以让你坚持下去。其次，我建议找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因为在一些绩效严苛的地方，如果三年不出成绩就会被炒鱿鱼，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那就很难做好。然后，要有毅力，坚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也建议咱们国家应该尽量去给年轻人创造一些好的环境，给他们一个自由的空间去成长、创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自己从头开始，要在一个比较宽松、能够自由讨论的空间里去相互学习。”
回国，追随内心信念，助力祖国腾飞
谈到选择回国的原因，毕奇说“国家对我们做科研也提供了很多政策上的鼓励支持。中国电信又发展得很不错，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就回来了。”
毕奇一回国，就担任了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总工程师。他充分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的工作经验，结合我国电信行业发展态势，将中国电信的发展引领到国际轨道上来。
为解决中国电信在向下一代无线通信演进时将会遇到的挑战，2011年上旬，中国电信启动“蓝极光计划”。项目由毕奇主持，在中国电信集团大力支持下，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进行了LTE覆盖增强仿真、实验室测试、外场测试等一系列的研究和测试，取得不俗成绩。2013年下半年，中国电信规划在更多的城市进行现网规模组网试点。
这个项目的发展过程虽然遇到一定困难，但是一经完成就收获了热烈好评。2014年与合作伙伴中兴通讯一起荣获了国际知名电信媒体Global Telecom Business的2014年度无线网络领域的创新大奖。“蓝极光计划”研发出来的产品一经投入使用，迅速占领中国电信70%的市场。现在，为了中国能够实现5G领跑这个目标，毕奇又带领团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对于我国目前电讯行业的发展方向毕奇也是十分的关心，在谈到我们国家在电讯行业与西方国家的区别时，毕奇说道“我们国家在通讯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华为、中兴。但是从运营商的角度讲，还是有一些差距。让央企走向国际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我们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结合这个国策让企业沿着这个路子走出去，让他们到国际上去竞争，去换血，去做大做强。所以说这是我们目前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高层次的科研是把钱换成知识
毕奇在回国后，也听到国内有一些声音说是对高考有很大意见，认为高考限制了大师的产生。但是他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高考体制确实是有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高考体制绝对不是限制高层次人才产生的原因。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出国，这些留学生在国外也脱颖而出了很多大师级的人才。显然是有别的东西限制了国内高层次人才的产生，“我觉得主要是用人体制。”
毕奇认为如果我们国家要实现科技转型，首先要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必要时向国外学习。还要不断地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他认为从海外吸收了很多高层次人才，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应该去内部培养这些高级人才。虽然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科技改革明显还存在不足。
“现行的教育体制、用人体制产生了很多基础人才，但我们缺的是高层次人才。人才是一个金字塔，有基础，有中间，也有高端，这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对三类人才的管理，不能采取一刀切。管理基础人才，工作可以量化、管理可以军事化，可以采用绩效考核来加快进展，项目要能产生可预见的经济效益。对高层次人才的管理，首先不能有经济效益这个概念，工作不能量化，外行不能管理内行，必须是专家治院。实现国家科研体制的国际化、多元化，是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一环，必须从内部去培养。”
对于在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毕奇认为目前有一定难度。原因是中，低层人才的主要工作是将知识转换成钱。这个比较符合目前国情的需要。而高层次人才的主要工作是知识的升华，将钱转换成更高层次的知识。尽管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突破能够被转换成更多的钱，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培养高层次人才需要摒弃急功近利的习惯，需要前瞻的眼光。
对于我国在教育方面要如何进行改革，毕奇也结合自己在美国多年的经验和回国后的观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我们国家在教育方面是应该更加多元化，除了高考我们还可以有多元的办法。尤其是对于高级人才的培养应该有多元化的教育体系，相应的也要有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否则会限制他们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应该让人才的选拔培养走上国际化。毕奇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士申请的评委，在看到很多申请人的材料和成绩时，毕奇感到很是担忧，“我当时看到之后很感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但是我们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选拔，还是不够与时俱进。我们很少参加国际评判，也很少让国际上的人来评判我们，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改进的地方，也证明我们的确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012年8月毕奇在无锡峰会作主旨演讲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