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先进事迹感人肺腑。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黄大年同志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黄大年同志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今年1月8日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


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


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一百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


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 


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


NO.1最后的战场 


2016年12月13日。


当冬日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265病房,黄大年已经打开电脑开始工作。


9天前,助手于平根据医生的建议,“逼”着他到吉大一院做了检查。之后,黄大年又马上赶到北京开会,回来还没喘口气儿,他就拿到了住院通知。


这一夜睡得不太安稳,黄大年从医生口中得知病情和手术方案,隐隐有些不安。


他把弟弟妹妹从外地喊来,一同吃了顿久违的团圆饭,还特别叮嘱别把生病的消息告诉远在英国的女儿黄潇。小外孙很快就要出世,不能让潇潇分心。


“黄老师!吃早饭了!”秘书王郁涵拎着饭盒走进了病房。


“小王,来,这件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办。”黄大年从枕头旁边拿过一个硬盘,递到她手里。


“这里面是一些需要妥善保管的资料,收好了。万一我不在了,要把它交给学校,交给国家。”


“黄老师,您身体这么好,医生说手术很简单,您别多想,不会有事儿的。”王郁涵说着,眼圈有些泛红,她赶紧低下头掩饰着,去摆弄那个饭盒。


很快,来探视的师生打破了凝滞的空气。大家又像往常一样,排着队等黄老师布置任务、答疑解惑——


“孙勇,这是我对一些研究方向的新思考,你回去琢磨一下,等我手术后咱俩再交流。”


“焦健,我找了一些文献资料和软件程序,你带回去给学生们看看。”


……


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青年教师焦健看黄老师面有倦色,就张罗让大家先回去,让黄老师好好休息。


病房安静下来。


手机“叮”的一声响,黄潇在他们一家三口的群聊中发来了宝宝的彩超图像。


黄大年推了推眼镜,凑近手机,细细看着。这孩子,宽宽的额头、翘翘的鼻子、大大的耳朵,越看越喜欢。


他回了三个微笑的表情,又另加了三个握手的符号,给心爱的女儿鼓劲儿。


“妈妈最近怎么样?”黄潇用英文问他。


“她很好。”


“她的车需要安装雪地胎哦。”父女俩像往常一样,远隔万里,互发着温馨的笑脸。


整个下午,病房依旧人头攒动。校领导来了,黄大年提了一些学科建设的规划设想;学生周文月来了,他又详细询问她申请赴英留学的进展;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王献昌来了,黄大年请他们坐在沙发上,自己拉个小板凳,兴奋地聊起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向……


每隔两小时来做例行检查的护士长谷玥看着来往的人群暗想:这个黄老师笑呵呵的,人缘儿可真好。


傍晚,师生们见黄老师累了,就要离开,想让他多休息休息,黄大年却拉住他们说:“你们别走,我想和你们在一起……”


等到护士进来说要做术前肠道准备,黄大年又催着大家都回去:“明天手术完了又见面了。”


望着大家的背影,黄大年的笑容慢慢退去,他痴痴望着窗边学生们送来的鲜花,有些出神。


“黄老师,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谷玥走进来。


“没事,我就是有点儿急。”


“急?您急什么呢?明天就手术了,从上海请了最好的肝胆外科手术大夫来主刀,您的病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手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您别急,黄老师,您出院以后很快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黄大年闻言一笑,再没说什么。


两次灌肠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一切又安静下来。


窗外是呼啸的北风,摇动着人的心神,黄大年拿起手机,翻看着朋友圈。


当晚7时59分,他发了这样一段文字:


人生的战场无所不在,很难说哪个最重要。无论什么样的战斗都有一个共性——大战前夕最寂静,静得像平安夜。


无聊中翻看我的第一页微信相册,记录了2009年圣诞节后,把英国剑桥十多年的家移到长春南湖边的日子。


在湖边的上班路上奔忙,一晃又要到第七个圣诞节了。脑子里满是贺卡、圣诞歌、圣诞礼物、圣诞树等忙碌后的放松感和浓浓的节日气氛。


它提醒职场拼搏的人们,事业重要,生活和家庭同样重要,但健康最重要!


晚8时53分,这条朋友圈文字受到许多人关注,于是黄大年又写了一句:“谢谢大家鼓励,明天上午开始,暂时失联一小段时间。”


望着窗外的暗夜,他拨出了一个电话。


“喂,大年,现在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现在清楚多了。”


北京的一栋居民楼里,他的大学同窗、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王小烈听出他语气有些消沉,赶紧找了安静的地方听电话。


“小烈,我现在在医院,医生说我的胆囊里长个小瘤子,很危险,医生说有两套方案……”


黄大年后来说了什么,王小烈没心思听了。耳朵里“嗡”的一声,好像脑袋都要炸开了。他没想到生龙活虎的大年会生病,还是这样的病。


“大年,你放心,别有什么负担,上海最好的医生都请过来了,手术肯定没问题。”王小烈强作镇定地给老友打气。


黄大年似乎没听到,又接着说:“手术的时候,会打三个洞,把胆囊取出来以后,马上做切片,如果是恶性肿瘤,就开刀,良性的话就不用。”


不知是不是手机信号的原因,黄大年的话有些断续,语气也没平时那么平稳有力。两个好友断断续续说了将近一个小时,从生病说到锻炼,从工作说到子女,又从退休说到旅游……


“人生的战场无所不在。”王小烈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游泳、打球样样精通,好像总在路上奋力奔跑的人突然就倒下了。


直到很久以后,王小烈还记着电话挂断前,黄大年说:“小烈啊,等我好了,把这些事做完,咱们两家做伴儿出去走走,我背上我那个相机,好好给你们照点儿相。”


再没有人知道,生命中最后的平静一夜,黄大年还想了什么,做了什么。


唯一能确定的是,2016年12月13日凌晨1时,他给周文月发去微信,说他已经给剑桥大学发送了邮件,推荐她去攻读博士学位。


黎明时分,他用最喜欢的《再别康桥》中的金句,改写了微信的签名档: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黄大年(右二)与家人在英国时的合影。(资料照片)


NO.2“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2009年12月24日傍晚。


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候机室异常冷清。这是圣诞来临前的平安夜,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家中欢度节日。


一个黄皮肤、黑头发、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独坐在落地窗边的座位上,望着机场跑道出神。


他脊背挺得笔直,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被宽厚的肩膀撑得满满的,手边只有一件手提箱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


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在英美等国盛名远扬的航空重力学研究和深地探测领域的传奇人物——黄大年。他主要研究一种高级“CT机”,透视的对象不是人体,而是人类脚下的大地和浩渺的海洋。


“是时候回去了。”黄大年喃喃自语,低头看了一眼手中那张国航938航班的机票。中转站:北京;目的地:长春。


就在几天前,他刚刚把妻子张艳送上了这趟飞往中国的航班。张艳父亲病危的消息传来时,她什么都不顾地赶回了长春。


想到妻子这阵子憔悴的样子,黄大年的心一下子缩紧了。他的思绪不由飘回到半年前高平的到访。


高平是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2009年初,她把国家启动“千人计划”的消息传给了黄大年。


5月,正是剑桥最美的时节。按动门铃前,高平在黄大年家的花园洋房门口转悠了一小会儿。虽然早就听说大年是莳弄花草的高手,还真是没想到他家的花园竟然有这么美。


娇嫩的青藤从一楼爬上二楼,从墙里蜿蜒到墙外。花园里的樱桃树上,圆溜溜的小樱桃挂满枝头,像是晶莹闪烁的玛瑙。


“高平,快进来!咖啡煮好了!”屋子里传来又急又重的脚步声,还有黄大年清明透亮的嗓音。


高平走进屋内,发现大年家的条件比想象中更好:房间通透明亮,高大的壁炉气派庄重,一尘不染的钢琴上,摆放着一家人温馨的合影,房间里飘着咖啡的醇香,阳光给客厅铺上一层柔曼的轻纱。


寒暄了一会儿,高平入了正题,可是一开口,语气却有些游移,“大年,我一直特别希望你回来,但是我现在看了你的家,还是想劝你,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想?毕竟黄潇还在上大学……”


“高平,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早就该回去为国家做点儿事情了。”黄大年身子前倾、坐得笔直,急切地接过了她的话。


“国内可能比不了国外的条件,你和张艳现在周末就能出去郊游,在国内可能就是五加二、白加黑,还可能会遇到你本来没必要受的苦……”


“你知道的,物质条件对我一点儿意义都没有。”黄大年诚恳地望着她,又站起身来,用手指了指窗外。


“你看,我在这儿充其量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我真不用再想了,已经想好了!”


高平见他态度坚决,又转向对坐在一边沉默不语的张艳道:“你呢?妹妹?你舍得回吗?大年回去有他的事业,你回去呢?”


张艳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高平,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大年去哪儿我去哪儿。我知道他,他想做事。”


她的眼里,有藏不住的深深的依恋。她知道,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太久了。可是,她也难以割舍这苦尽甘来的剑河生活啊!


这里,有他们亲手布置起来的房子,有还在读书的女儿,有她成功经营的两家中医诊所,有简单平静的田园生活,还有相濡以沫的所有记忆:他艰苦求学,她守家烧饭;他熬夜研究,她捧上夜宵;他养花,她种菜,岁月静好……


她知道,一路走来,他有多少骄傲的笑容,就有多少辛酸的泪水。


黄大年在英国留学期间的留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92年的那个寒夜,初到英国,找不到住宿地址,他在街边的电话亭里“蹲”了一宿;1997年,重返英国,进入英国ARKeX公司工作,语言刚过关又遇文化隔阂,他深感融合之难,常常辗转反侧。


人到中年,黄大年可谓功成名就,可他心中仍有一种难以填补的失落。那其中,有“总把他乡作故乡”的惆怅,也有“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的豪情。


这些年,每当黄大年听说有国内师生要到英国访学开会,他会连夜打扫卫生、购置食品,把自己的家当成他们旅途辗转的接待站;


当他听说大学同学家中困难、身体抱恙,他会用最快的速度冲到邮局,为同学汇去几千元钱;


当他得知北京要申办奥运,他发动一批留学生走上街头,担任奥运志愿者;


当他渐渐在国际上有了名气,就利用各种假期回国讲学,介绍各国专家到吉林大学做讲座,以至于后来为了方便接待他,学校专门为他创设“流动编”教授岗位……


岁月见证,当初那个从大山深处坐绿皮火车、颠簸四天三夜到校报到的青年,凭借不懈的努力,成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多年后,当黄大年载誉归来,祖国已今非昔比。空气中仿佛处处涌动着创新因子,那个深埋在他心中的“报国梦”如火山喷发,喷薄浓烈、势不可当。


每一次,在圣诞假期回母校讲学,都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时节。黄大年总是一大早就来到学校操场,踩着厚厚的积雪走一走,然后热烈拥抱前来欢迎他的“同门师兄弟”,一道去往“地质宫”。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结束,他常会微笑着问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然后继续和大家聊上个把小时,茶水早已放凉也浑然不觉。


一次次的越洋穿梭,回国这个想法,渐渐从朦胧的怀旧化作浓烈的渴望,成为他心灵深处激情澎湃的涛声。


2008年除夕夜,黄大年邀请外国朋友到家中聚会,大家被中国的饺子和春节晚会吸引了。他十分兴奋,一晚上都在给大家普及中国文化。


后来,他一下子停住讲话,看着荧屏,出神听着,眼中涌出了泪,此时电视里正响起《难忘今宵》:“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张艳知道,大年放不下祖国。这里纵使千好万好,也无法取代生他养他的土地,无法取代那个实现他梦想的母校。他只愿做祖国大地上一株傲然挺立的松柏,而不再是剑河柔波里一条随风摇曳的绿草。


一天,黄大年收到母校——吉林大学发来的邀请,希望他借国家“千人计划”实施的契机,回长春去工作。当他兴冲冲回到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张艳时,妻子知道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终于有答案了,而她一直在纠结的选择终于摆在了面前。


望着他激动的神情,她一时竟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他,看出了她的犹豫,心中竟有些慌乱,脱口而出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这一次,你要是不跟我回国,咱们就只能离婚了啊!”


她一愣,眼圈红了。他上前轻轻按住她的肩膀,劝慰道:“你不跟我回去,我没法全心投入工作。”


那一晚,夫妻俩再没说什么。对着月光,他们坐在钢琴旁,你弹我唱,重温了恋爱时最爱的那首《爱在深秋》:“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等女儿放假回家,他和女儿促膝长谈:“潇潇,有这样一个机会,爸爸等了很久,我想回中国去。”


黄潇知道,爸爸早就有这个想法。她敲了敲他的肩膀,笑着说:“爸爸,我支持你,这个想法挺好的!我一个人在这里没有问题。”


原本,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只是试探性地给他发了邮件,可没想到,黄大年很快就回复说:


“多数人选择落叶时归根,但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好,而我现在正是最有价值的时候,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去,实现报国梦想。”


黄大年在英国留学期间的留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很快,黄大年打算回国的消息传开了。


英国ARKeX公司的负责人立刻约他到办公室谈话:“黄,你对现状有什么不满意吗?”


“没有,我只是想回我的祖国去工作和生活。”


“你已是研发部的主任,你们中国人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你非常优秀,放弃这个职位很可惜。”


“谢谢!我回到中国还会继续这些研究。”


“你如果从这里离开,必须承诺不用这里的研究成果,否则公司有权追究你的责任。这点你清楚吗?”


“我非常清楚,我会递交辞职报告、签署保密协议,终生恪守我的承诺。”


“可是黄,请给一个能让我信服的理由,为什么非要离开?公司很需要你,你还可以有很多机会。”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的祖国更需要我。再次感谢!”


同事们都堵在走廊:“伙计,别走!”“我们都是冲着你来的,你在这里,我们会有更多成果。”


黄大年麾下三百人的“多国军团”是一支科技尖兵,可以运用飞机、舰船等快速移动方式,对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的地球深部进行穿透式精确探测;


更是一支战略奇兵,他们掌控的核心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也可用于潜艇攻防和穿透侦察。


“谢谢大家多年来的信任、支持!希望我回到中国后,我们还会有新的交流与合作!我会一直关注你们的进展。”


在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黄大年一米七三的个头不算高。此刻,他站在中心,却像是将军点兵。他用目光扫视一圈,对所有人做了告别的致意。


一个从剑桥毕业的青年科学家激动地落泪了,他听过这个中国人讲起他的祖国,过来搂住了他。


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走了过来,拍了拍黄大年的肩膀,又和他紧紧握了握手,默默转身离开。大家纷纷围了过来,用同样的方式,与他郑重告别。


国际航空物理学家乔纳森·沃特森后来回忆说:“当黄教授离开英国返回中国的时候,我们特别悲伤,对他的为人以及事业上的成就都非常尊重,许多人想让黄教授留下。”


有人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只有读懂了他独特的生存法则,才能理解他人生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才能理解他选择中的山高路远、激流勇进。


祖国,就是黄大年的人生归依。读懂了这两个字,就会明白为什么再好的物质生活也不能动摇他的心志,再多的名利诱惑也不能拖延他的脚步。


短短几个月,黄大年放弃了公司股份,处理了部分家当,和妻子商定把女儿留在英国独自完成学业,毅然决定回国。


一天,有人联系张艳想要接手诊所。从早晨等到中午,黄大年都没有联系上张艳,心里放心不下,赶去了诊所。


推开大门,径直走进屋里,眼前的一幕深深刺痛了黄大年:曾经井井有条的柜子凌乱不堪,药品、器械散落一地,张艳就坐在地上,守着这些年攒起来的“宝贝”,默默流泪。


原来,来人只是看中了诊所的位置,而这些物品需要张艳自行处理。


“她是学中医的,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啊!”黄大年一步迈了过去,一把就把她搂在怀中。直到多年以后,他和友人说起那个时刻,依旧痛彻心扉。


……


飞机巨大的轰鸣声打断了思绪。再过几个小时,黄大年就要永久回到长春,回归母校了。18年的英伦生活,从此“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黄大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学术交流会时的照片(2011年12月5日摄)。新华社发


NO.3梦想,又一次起航! 


母校,我回来了!


站在古朴秀丽的地质宫门前,黄大年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石狮华表、一草一木,都那般熟悉亲切。


一口气爬上117级台阶,黄大年快步来到地质宫的顶层五楼。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他仿佛回到当年刚刚迈进这里的那一刻。


命运是如此巧合。学校为他准备的507办公室与他当年入学时的自习室仅仅隔了15米,而为了这一天他却远隔重洋,整整走了18年。


地质宫正对着操场。透过507办公室的窗户,可以望见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黄大年凝视着那一抹夺目的鲜红,泪水溢出了眼眶。


梦想,又一次起航!


黄大年与吉林大学签约5年,仅有一个头衔: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大年,有什么要求,我们尽力解决。”学校领导很担心,多所国内顶尖学校纷纷伸出橄榄枝,东北这块土地会不会留不住他。


“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从东北这块黑土地走出去的,吉林大学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就一定会回到这里!”黄大年身板挺直,眼中透出一股坚定的自信。


他的大学好友、原吉林大学仪电学院院长林君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在毕业留言册上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青年,一头黑发、满眼光华。


雨果曾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在那个知识重新闪光的黄金时代,黄大年与同学们一起,誓要“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同窗四年,他们曾废寝忘食地坐进自习室,翻烂了能找到的所有专业书籍;他们曾热血沸腾地夜游校园,庆祝中国女排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他们曾争先恐后地传阅各类人物传记,立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黄大年悟性很高,也十分刻苦。他遇到难题就钻进去,搞不清楚就打破砂锅问到底。


他的大学同学、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贵宾记得,当时人手一本《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很多同学只做了一部分,大年却整个“啃”下来了。


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踢球健将精力充沛,对同学热情友善,遇到他认为正确的事也总是据理力争,骨子里很“硬”。


王小烈觉得,大年的父母都是地质学校教师,对他影响很大,他对物探专业很痴迷,一点儿也不觉得枯燥,对成才报国更是有着强烈而清晰的目标。


1958年8月28日,广西地质学校的一栋家属楼里,黄老师家的长子呱呱落地。正值“大跃进”的年代,他们给孩子取名“大年”。


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过的。


“大年,昨天的棋局背下来了吗?”


“大年,现在把书合上,复述一遍给我听。”


“大年,这是刚给你买回来的《十万个为什么》,你看看。”


母亲想方设法从图书馆找来各种书籍资料,父亲把他抱在膝上,一本一本讲给他听。


钱学森等被父母尊为“英雄”的大科学家在小小脑瓜的想象中,都是差不多的模样,“清瘦”“和善”,“带回来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然而,“文革”突如其来,还在上小学的黄大年随父母下放到偏僻山村,初中时代又辗转求学,几乎与家人隔绝。高中毕业时,他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航空物探操作员。


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大地,这个17岁的少年被那壮美的景致震撼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片土地是如此辽阔,那绵绵群山、潺潺流水、茵茵草木,无不激发着他内心深处那份质朴的眷爱。


航空物探操作员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次飞机故障,一个同事牺牲了,黄大年的额头上也留下疤痕。可是,这个乐观顽强的少年却无所畏惧,对大地深处好奇的探究心,越来越强烈。



黄大年在长春地质学院大门前的留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拼尽全力背水一战,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毅然选择报考长春地质学院。


这是李四光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也是他们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学术殿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动的热泪。


“大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夜半时分,黄大年常会坐在寝室的窗台上,捧读父母的来信。


月光越是清冷,记忆就越发清晰。


他想起曾在广西罗屋矿区参加的“找矿大会战”。作为一名磁场测量队伍的勘测队员,他要扛着磁秤仪跋山涉水,记录不同地点的磁力变化,推断和猜测铁矿的位置和规模。


由于仪器对温度、湿度都很敏感,队员们必须十分小心,记准数据,再分析地层、计算参数。


一天120个测点,必须走成一条直线,哪怕跋山涉水,也绝不允许绕道。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下,即使是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一次,黄大年患重感冒发烧,在山上烧得起不来床,脚上的湿疹溃烂成一片。领导要他休息,他仍趴在小桌子上制作表格。


困难犹如无尽的山路,而他的斗志如同脚下的石头。黄大年曾创造一天测160个点的单位纪录。


一年后,因为和同事探测发现了一座中型铁矿,他获得了“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称号。


在整个大学时光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为祖国找矿为荣”的专业教育深深刻进了黄大年的脑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那首与同学们在田野实习中不断唱起的《勘探队员之歌》,常常令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做一名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把地球变成透明的!”那个曾经跋山涉水、想要征服大地的青年,第一次确立了他人生的梦想,从此坚如磐石。


1982年,在大多数不习惯北方生活的南方同学毕业纷纷离去后,黄大年作为全校仅有的10个“三好标兵”之一,令人惊讶地留校任教。


科学春天里,风华正茂的黄大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他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一路表现优异、屡获奖励,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1981年,黄大年(后排右一)的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合影。


“老同学,我要走了!”1992年秋天,黄大年找到林君,告诉他学校要送他去英国深造。他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是30个人中唯一一名地学研究者。


林君至今记着当时的场景。黄大年冲着大家使劲儿挥手,坚定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奋斗,是这一代人的梦想;报国,是这一代人的情结。当祖国给了他们梦想的翅膀,他们就成为勇敢的候鸟,把归来当作生命的必然。


199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利兹大学一间教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大年,一个中国人,刷新了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一年后,黄大年进入英国ARKeX公司,一步步成为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但林君料定,大年一定会回来,“就像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


果然,黄大年带着满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领回来了。他要把这些年祖国对他的培养,对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补回来!


回国不久,2010年2月,一个国家级的大项目找上门来。


“黄老师,我们领域正在部署一个航空重力梯度仪的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科技部的一位项目负责同志开门见山,态度恳切。


这是国家正在酝酿的一个“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相关团队、仪器、设备都已齐备,只缺一个领军人物。


有人向科技部这位负责同志推荐了黄大年,经过简短的交流,来人发现他在这一领域的视野比其他人要宽广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线、怎么保证核心部件质量……他都“门儿清”。


“没问题。”黄大年笑容可掬地回答。


“黄老师,我得和您说明一下,现在这个项目的情况是,您拿不到一分钱、没有一个自己承担的课题,但是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牵头人,请您来管团队、赶进度、帮忙指导技术……”


“没问题。”黄大年依然是三个字,让这位同志愣住了。黄大年看着对方正色说道:“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做了牵头人,意味着这些项目和课题的评审、论证、验收,您可能都需要参与,需要额外占用您很多时间。”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没什么好说的。”黄大年很坚定。


莎士比亚曾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


曾在剑河之畔,寻访过莎翁足迹的黄大年,更懂得如何去摆放国家利益的位置。


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一项战略尖端技术。这项技术就像在飞机上安装“千里眼”,可以透视出地表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发达国家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有人甚至把这个国际贸易中的“非卖品”称为“地球重力武器”。


没有谁比黄大年更清楚,在国外长期对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这一领域取得从零到一的突破,有多难,又有多急迫!


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它牵涉材料、机械、电子、软件、大数据等众多交叉学科,仅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这种装备的研制就投入了10多亿美元。


在近年来探明的国外深海大型油田、盆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成功实验中,这项技术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前沿科技推动行业突破的典范。


但对于黄大年来说,航空重力梯度仪,也承载着他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黄大年(右)与其父母、女儿在英国的合影(资料照片)


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黄大年正在专心做着试验。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属来电话。


“大年!你还好吧?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万里之遥,父亲的声音缓慢而虚弱。


“爸,您怎么了?”黄大年心急如焚,却不知从何问起。


老人突发病重,自感时日无多,家人几番辗转,终于联系上了黄大年。


“儿子,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为父母尽孝,但不能不为国家尽忠,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


“我们可以破例上浮,送你去见你父亲最后一面,但是你所从事的实验计划不得不中断。”舰长得知情况后,看着双手紧紧攥住话筒的黄大年,略带动容地说。


那时,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正处在军转民的关键阶段,如果不是黄大年的英国导师极力推荐,外方绝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


如果中断试验,这个仪器可能就不会转为民用。而只有变成民用,中国才有机会接触这一技术。


黄大年抬起头,两眼通红,他望着舰长,最终摇了摇头。


“我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黄大年把嘴唇咬出了血,坚持做完了试验。半月有余,他重回陆地,奔回老家,在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


两年后,大洋彼岸的万米高空,他仍在进行这项技术研究,弥留之际的妈妈又打来电话:“大年啊,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儿回来,给我们国家做点儿事情……”


“哥啊!妈妈一直心疼你,你这辈子总是离家太远。她在临终前还嘱咐我和妹妹千万不要怪你。”在老人的坟前,听着弟弟黄大文的诉说,兄弟俩抱头痛哭。


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上了终生铭记的最后一课。


多年以后,回到长春的那个夜晚,黄大年含着泪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这样写道:


“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历经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


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


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现在,儿子回来了!儿子就要遵照你们的心愿,为国家做事情了!”


一天都不能等。他把行李往学校安排的公寓楼一放,再把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张艳安顿好,买了张机票就飞去北京。


几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十几个与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相关的科研院所。


彻底摸过“家底儿”后,他就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通宵达旦设计科研思路,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


他向吉林大学提交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入夏时节,地质宫陈旧的砖瓦挡不住瓢泼的大雨,锯末铺就的单薄屋顶吸满了水,顶层五楼俨然成了闷热难当的渗水大棚。


时任地探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去检查修缮情况,愣住了。507办公室能蒙上的地方都用塑料布蒙上了,屋里到处摆着脸盆和大桶。


黄大年穿着T恤衫、大短裤,坐在屋子中央,专注地在电脑上敲着字。于平、王郁涵就在他旁边,替他打着伞,核对着数据。


“黄老师,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咋还工作啊?”


“忠民,我们手头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天都耽搁不得啊!”此时,黄大年不仅担任“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的重任,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


一时之间,黄大年面前,至少有15个大项目排着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指标的讨论,到每一个课题的任务细化和实施进展,从每个年度的进展汇报,到项目立项获批两年后的中期评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盘考虑、细致规划、设计实施。


有的人搞不懂,这些事情你在国外也不是没做过,干吗还要回国来受这份累?


黄大年却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黄大年在2013年中国地球深部探测项目年会上的照片,身旁是他率领团队研发的“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机的展示模型(2013年4月18日摄)。新华社发


NO.4“黄大牛”与“大黄牛” 


2010年春,北京百万庄大街26号。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大门口,时任副院长董树文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一个戴着眼镜、背个双肩包、踩着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利索地下车,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来。


就是他!黄大年!董树文习惯性地看了手表:比约定时间还早十分钟。心下不禁对此人多了几分赞许。


坐定后,董树文开门见山,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大年,你过去研究什么方向?”


“我在国外时搞过一些战略核心技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论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董树文心里一愣。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他从寥寥数语中已读出黄大年特殊的才华和本领。


“如果请你负责,时间比较紧,能不能赶得上?”


“董院长,我过去有基础,应该没问题。”


作为首席科学家,董树文正在全力推进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专项(SinoProbe)。


该项目设置8大项目49个课题,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吹响了中国向深地进军的“集结号”。


当人类因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敲响“资源枯竭”的警钟时,埋藏在地层深部的丰富资源却在静静沉睡。


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1万米,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平均在2500米至4000米,相当于给地球“掏掏耳洞”。


对中国而言,向地球深部进军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


我们不仅探测水平落后欧美国家近30年,矿产资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400多米,油气开采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复杂的国土迄今还没有被勘查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也亟待探测和守护。


考虑到中国在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情况,有关部门提出在深探专项八个项目已全面启动的情况下,追加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


该项目斥资3亿元人民币、牵涉技术领域众多,谁来“挑头”直接影响整个大项目的进度和成果。彼时,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经制定了初步方案,黄大年回国后,在科技部和财政部有关领导的引荐下,董树文与黄大年见了这一面。


很快,董树文召集几家单位共同商定,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同意请黄大年主持该项目。这个项目为黄大年量身定制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如果说“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项目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和潜伏的目标,那么“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就是研制给地球做“CT”和“核磁”的仪器装备,让地下两公里甚至更深处都变得“透明”。


黄大年感到,这是祖国对他莫大的信任,这两个项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齐飞,祖国的深探事业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进,把“国家失去的30年时间追回来”。


孰料,在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首次讨论会上,黄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哗然。


他说:“既然我们落后很多年了,就不能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国外最先进的设备买过来,对关键部位和插件进行升级改造,让我们的‘蓝军’直接进入‘红军’的心脏,一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谓“蓝军”,原指在军事模拟对抗演习中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通过模仿对手的作战特征与代表正面部队的红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黄大年的“红蓝军路线”,就是通过红军、蓝军之间的结合与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红蓝军路线”。中国地学界长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黄大年这种“把人家后台数据库买过来,进行插件升级再卖回去”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


丝毫不介意众人异样的眼光,黄大年继续说:“好比一场马拉松,别人已跑了半程,中国要从头起跑,恐怕很难能赶上,我们也等不及,必须另辟蹊径!”


会上,董树文虽然也没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从大年嘴里说出来,一定有着深远的考虑。”


会后,黄大年拿出他的调查,向董树文解释说,中国深部探测的主要关键设备九成依靠进口,国内中档设备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这里面还有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也是国外的。


国外拿出一套设备,肯定是市场卖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发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发优势,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终难以缩小。


董树文被黄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后发优势”说服了。


“首席支持我,我就这么干。”黄大年雷厉风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场调研。没过多久又旋风式地来到北京,张口就说要建平台。


“什么平台?”董树文看着眼前的他,还是背个大包,兴冲冲进来。


“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黄大年边回答,边掏出手绢擦着汗。


搞油气的人知道,平台是一套软件系统,所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钻探数据在这里集成。黄大年提出的预算,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买两套。


“你买两套干什么?”


“不是,我只买一套,咱们连后台和元数据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做插件,马上去升级,升级以后我再卖给他。”


董树文最终批准了。很多人听说后摇摇头,并不看好这些“忽忽悠悠的玄乎事儿”。


可是黄大年不以为意,他就像一台刚刚装载的新马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机器的转速带到最高。


他找人翻译出版了一本《疯狂科学家俱乐部》,送给参与项目的各个机构和单位,书中介绍了美国进行组织创新、开展大科学研究项目的先进经验。


他逢人便说:“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发的,而是系统的集成的,应该借鉴国外大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组织重大科研项目,征集最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完成重大攻关。”


他又引入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第九分项的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计算机记录工时。哪些属于智力问题、哪些属于资源问题、哪些属于人为阻碍,他会实时监督、直接干预、询问指导。


有的人直接抗议:你把科学家当什么了?!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


黄大年却坚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一周的目标就是一周的目标,每天几点到几点必须把目标完成!


晚上11时,黄大年通常会登陆管理系统,浏览每个环节的工作进度:项目是否进展顺利?之前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技术和资源上有没有他能予以支持的地方?


对黄大年来说,这个软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药,吃了这片药,今晚就能睡个好觉;同时它又像是一支兴奋剂,点开一看,他提笔就列出一个问题单,往往又是一夜无眠……


可是,没过多久,出毛病了。黄大年发现,自己浑身的劲儿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认为“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压根儿不认可他的学术权威和领导能力。


焦虑、失眠、进度拖慢……黄大年一度患上带状疱疹,甚至萌生了辞退首席科学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轻易把这片刚刚看到的阳光撤走。”


沉默半晌,他说:“我再考虑考虑,我没想到,真的很难。”


他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团队师生不忍心去打扰他,“黄老师想干事,我们能理解他那种痛苦,也能感觉到他那种孤独。”


他就像一只孤雁,循着认定的方向,逆风而行,直到望见那片辽阔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气。


2010年7月,有关部门邀请70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赴北戴河疗养。和这群“千人计划”专家在一起,黄大年感到轻松自在,思路开阔不少。


“大家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情怀,回国以后都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回忆,他和黄大年在那里初识,找到一种“无须语言交流,一个眼神就够”的默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前来探望,倾听大家的想法建议。


“国家领导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黄大年的心境变得从未有过的旷达,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大海,浩瀚而平静,又像鼓满风帆的航船,期待着新的远航。


回到长春,他发现电视里播了新闻,“周围的环境很快发生了改变”,他的创业热情再度迸发。


黄大年找来钉子、锤头,亲手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还对团队成员说:“士为知己者死。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专项第九项目传来捷报。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的24个插件完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


黄大年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了一次培训,当初卖给他平台的公司发现:“你们用的怎么比我们的好?我们也要买这套系统。”黄大年嘿嘿一乐:“项目完成后成交!”


这就是“红蓝军路线”!谁也没想到,黄大年一击即中、实现预期目标!如同拨云见日,整个中国深探领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被称为“入地望远镜”,是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核心内容。


董树文受到启发,提出建议:“我们能不能用大年的观点,做万米钻机?”研究单位说:“我国目前只实施过5000米科学钻探,目标研发7000米钻机已经很不错了。”


董树文说:“石油勘探已经使用的万米钻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级改造,一步到位。”

 

对方又说:“可是我们花了1900万元购买的是7000米的平台。”


“那再争取预算,向财政部报告。”


后来,“地壳一号”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50辆六轴大货车运送,一举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并且还在向地心进发。


被国外一直垄断的设备终于换上了“中国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


黄大年团队成功了!过去不服气的人开始另眼相看,一些人还友好地送他个绰号——“黄大牛”。


于平渐渐发现,来找黄老师的单位越来越多,想要寻求他支持的课题越来越多,黄老师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


虽然他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学教授”这一个名头,可实际上,他承担了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项目决策、专业咨询、课题评审等很多义务工作。


于平经常会在半夜接到黄老师的紧急电话,让她组织团队即刻进行一些数据分析。有很多事,属于国家应急需要,与团队的工作并不相关。


不仅于平,团队成员都怕黄老师的“夺命连环CALL”。于平也劝他,咱能不能少管点儿闲事?结果他呵呵一乐道:“都是国家的事,哪里有闲事。”


黄大年还应邀担任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科技创新工作组副组长,牵头发起成立鲲海创新研究院,并担任首届副院长,组织“千人计划”专家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使其成为推动前沿技术与军民融合发展的公益平台。


在黄大年的感召发动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


浙江大学医学院杭州滨江医院副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田梅清晰地记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届“千人计划”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黄大年就像每次一样,提着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赶来,满头是汗。


然后,他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地分析了我国在科研领域方面的短板,又从规划政策、组织攻关、创新创业、实施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会议刚结束,就又赶往别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黄大年办公室里的九组书柜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专业书籍、项目报告,还有一沓又一沓的学术笔记、发言汇编。


最右侧的柜门里,挂满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的挂牌,下面还极不相称地塞了一床棉被。无数个赶进度、做课题、修改材料的深夜里,他就是裹着这床被在沙发上凑合几个钟头,第二天站起来又是精神抖擞。


大家又给这位“黄大牛”起了一个绰号——“大黄牛”。


2010年6月1日,黄大年在办公室内工作(资料照片)。


NO.5“弯道超车”的“大年童话” 


2010年元旦过后,黄大年就急火火地上班了。


这天下午,地探学院组织文体活动,很多人聚在乒乓球室,热闹地操练起来。


刚刚留学归国不久的于平正在候场,听到观众中传来一阵议论。她顺着大家的目光望去,一个穿着暗绿色棉服、背个双肩包、脚踩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正大步流星地走来。


“那就是黄大年,从英国回来的大专家!”


作为地探学院的毕业生,于平对黄大年的威名早有耳闻,可她万万没想到,轮到她上场时,竟是和这位大专家同台竞技!


黄大年可不是为了打球而来的。他一边打球,一边观察着对面这个扎着马尾辫、球速很快的女同志。


而于平也发现,黄老师的注意力根本没在球上,他不时和旁边熟悉的老师说几句话,然后乐颠颠地去捡他的漏球。


休息时,黄大年招手把于平叫到场边,微笑着说:“于老师,我是黄大年,我从英国回来,现在想在咱们学院创设移动探测技术平台中心,我查阅了你的资料,很需要你的帮助。”


寥寥数语,让于平对这个大专家心生亲切。很快,她与一批青年学者都被黄大年招到了麾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的牌子挂起来了!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


黄大年把在英国原有的研究基础和方向都进行了扩展,瞄准海陆空三栖的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


由于这一技术难度高、覆盖广、应用性强,涉及多项交叉学科,黄大年又找到林君,向这位大学好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在吉林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


为什么要搞交叉?


因为这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唯一机会!


黄大年涉猎很广,他在英国时的研究涵盖地学、信息、军民融合等多个领域,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中国虽然拿到了新一轮世界科技竞赛的入场券,但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车”的机遇,才能追赶历史的潮流。


知易行难。要真正找到学科之间的结合点,形成一个新领域并不容易。2012年,从仪电学院毕业的焦健加入了黄大年的团队。


师徒二人用了两三年时间,才确定了焦健的研究方向——“平台和传感器”。


“这是移动平台探测急需的研究,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也是未来交叉学科研究的方向。”焦健清晰地记得,黄大年为他规划研究前景时,眼里迸射的光芒。


哪些是国际上炙手可热的大学科?怎样让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做出增量”?如何尽快把跨学科人才汇聚到统一机制下开展工作?


黄大年的大脑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他常常来到办公室对面的“茶思屋”,放一段音乐,斟一杯咖啡,然后,倚在吧台旁边,望向墙上悬挂的、一张张地学前辈的肖像照片。


时光退回到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建设时不我待,建校筹备如火如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喻德渊致信,向正在北京的李四光征询意见,李四光提笔回复:“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黄大年脑海中的关系脉络网不断延伸——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


“‘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


科学是严谨的,但离不开奇思妙想。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家。”


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


与探测仪器专家合作研发深地探测仪器装备,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系统……


在黄大年想要构建的“科研特区”中,没有什么不敢想,也没有什么不能做。当很多人还站在2.0时代,他已经望到了4.0时代。


每冒出一个新想法,他马上去找熟识的专家探讨一番。然后,连夜查找资料、进行调研论证、设计实现路径。有的人一边和他讨论着,心里也犯嘀咕:黄老师说的怎么都像童话,能实现吗?


然而“大年童话”的拥趸越来越多:众多“海归”慕名而来,马芳武、王献昌、崔军红等“千人计划”专家也在他的游说下相继落户吉林大学。


黄大年的办公室里常常高朋满座,众人围绕一个问题谈得眉飞色舞,辩得口干舌燥。


时任吉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任波知道,为了编织一张更大更密的科研网络,黄大年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力。


2013年10月,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黄大年作为海归科学家代表应邀出席,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心备受鼓舞。


他回到长春后不久,就主动打电话给任波,“国家对海归这么重视!我们更应该倾尽所有报效祖国!担任会长的事儿,我就不推辞了!”


任波又惊讶又感动,愣在电话那头说不出话来。彼时,学校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正在酝酿改选,大家心服口服的会长第一人选,就是黄大年。


可他实在太忙,任波提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好意思找他。


黄大年欣然出任,其实还有别的“算盘”。他觉得,从国家需要和世界一流角度看,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还得快马加鞭,招揽更多高端人才。


他把目光投向“海归”群体,一个脚步匆匆的身影,就这样走进了吉林大学300多名海归知识分子的灵魂。


联欢郊游、调研开会,只要不出差他保证场场必到,陪大家唱歌、为大家照相。


有一次,学校为海归人员组织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走进KTV,按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黄大年很谦虚地对任波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


在大家鼓动下,他上去唱了一首《垄上行》,结果一发不可收,《我的中国心》《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他一首接一首。


唱毕,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任波问他:“黄老师,你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麦霸?是一种荣誉吧?”


他的回答,让大家愣住了。这个把爱国歌曲唱得如此高调的大年学长,是多么朴实而率真!他那颗童话般的纯真之心,征服了所有人!


2014年学校中秋晚会,黄大年因为一首歌,落泪了。


演唱者艺术学院副教授姚立华刚走下舞台,发现黄老师在舞台的一角等着她。她走上前去,刚想问候,竟发现这位大专家的眼角挂着泪珠。


黄大年一字一顿地说:“姚老师,听了这首歌我感动得落泪,请理解,我们常年在国外的这些人,对祖国的爱很深、很深。”


彼时,姚立华刚刚从俄罗斯深造归国,她十分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演唱这首歌时所投入的情感,都被黄老师感受到了。


作为我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的弟子,姚立华把演唱的质量看得很重。


曾经,每每驾驭《我爱你,中国》这类高难度歌曲,她心里多少有些“小满足”;后来,到了国外,很多华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泪流满面,她感到他们对祖国的爱是那么真,就像孩子对母亲的依恋。


这种歌者与听者的互动,让姚立华内心深处的情感被点燃了。回国之后,遇到黄大年,更让她发现,在自己身边,还有如此同频共振的人。


祖国,就像生命中最激越的音符,拨动着黄大年的心弦。那一首首歌,也让他与一大批海归学者分享着同样的心、难得的情。


“我和大家一样,没有‘深厚感情’就不会回来并喜欢上这块零下20多摄氏度的黑土地;没有‘科研激情’、没有‘心情的阳光’和聊以自慰的‘艺术的陶醉’,就不会有始终如一的坚持、初衷不变、童心难改。”


深夜“冒泡”,黄大年常常在吉大海归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话。


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归人员,引领着大家去寻找回国后的坐标。


2014年7月,在水下通讯和水下网络领域备受瞩目的吉大校友崔军红回国探亲,经人引荐见到了黄大年。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直入主题,语气中的忧虑让崔军红深有共鸣。跟黄老师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崔军红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咱们学校的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在酝酿,你可以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回国创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做好……”


听着黄大年的话语,崔军红有些心动,但也顾虑重重:一方面,她在美国的平台已足够大,如果和黄老师联手做事情,应该前景可期。


但另一方面,她已在美国生活16年,自己能否适应国内情况,也有些拿不准。


黄大年看出她的犹豫,邀她到自己的团队参观交流,又给她展示近年来的项目成果。崔军红问道:“黄老师,咱们要搞海洋探测,可是吉林没有海啊?”


黄大年踌躇满志地说:“没关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们就向哪里去啊!只要有决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吉林没有海,但眼前这位学长海一样的胸怀深深触动了崔军红。2016年6月,崔军红作为“千人计划”专家签约吉林大学。


从那以后,黄大年成了她的精神导师。每当她有困难、发牢骚,黄老师都会用亲身经历鼓励她,“你看地质宫现在很好,当时屋顶都是漏水的;修建无人机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是要有劲头、有耐心,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的。”


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这个信念,燃烧着黄大年生命的烛火。而那澄净的光,照亮着一位又一位学者前进的道路。


“黄老师,您该休息一下,最近您太累了。”一天中午,“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来找他探讨问题,一看他两眼通红,就知他又是一夜未眠。


“没事儿,再吃两个烤苞米就好了!”黄大年抡起手臂,伸展了一下说,“对了,有个在新加坡工作的贾继伟回来探亲,晚上我叫了他来我家,你也来,咱们一块儿吃饺子。”


“你那么忙,怎么还让人去家里?”马芳武说,“咱们在外面吃一顿也行啊!”


“没事儿,就是要让这些年轻海归感受感受,现在国内不比国外差!”

 

就这样,他拉着马芳武等人借“千人计划”联谊会、吉林大学留联会等平台,不断寻找、联络海外高端人才,想尽各种办法吸引他们留在国内、扎根吉大。


2016年9月,一份报告交到了校务委员会的案头:在黄大年的倡议下,经过为期一年的酝酿讨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筹备初期工作宣告完成。


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也成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学部长。


于平看着报告默默发呆:交叉学部这件事,当初大家心里都没太有底,可是黄老师硬是把一个个虚幻抽象的概念,渐渐都变成现实,把各个学院、学校内外的力量,慢慢拧成一股绳。


黄大年看着报告深深舒了口气,他的头脑里立刻又蹦出一连串问号:手机会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交通枢纽能不能变成拓扑网?汽车能不能实现无轨运行?外太空能不能开发矿产……


如今,曾经对“大年童话”的质疑已湮没无闻,一个个“大年童话”正在变为现实,在卫星通信、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诸多领域,一个个“奇迹”正在涌现,几乎覆盖吉林大学近三分之一的专业。


其间,又衍生出许多新课题、新方向、新学科,由“大年童话”孕育的“科研特区”未来将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


黄大年(左二)带领科研团队成员研究问题(2010年11月22日摄)。新华社发


NO.6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黄大年的好友、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长春接到了他的电话。聊了没几句,杨长春就听出黄大年情绪不对。


其实,他已风闻“圈里”一些议论,大概是说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


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又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语气和善,却随时“开炮”: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黄大年想不通,说:“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劝他道:“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黄大年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


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参与深探专项第九项目。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


“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给对方打电话,上来就和人家说:“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


接电话的人一开始还一头雾水,以为是骗子,有的还曾打电话到吉林大学核实真伪。


有一段时间,刘财陪同黄大年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发现“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不谈钱”。


有一次,见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掰开揉碎”地只讲国际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有什么用,似乎把经费的事情忘在脑后,让一旁的刘财暗暗心急。


没想到那位司长还没听够,中午把他们留下来吃了盒饭,此后不仅痛快地批给经费,还一直追着黄大年做项目。这种情形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黄忠民看他整天飞来飞去,手头的项目却大多给了外校,十分不解地问他:


“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


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争取到一大块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却十分耐心地对他说:“忠民,咱们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对于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潜这样诠释:“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殚精竭虑。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黄大年发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过了吗?”黄大年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跨进会议室的门。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表,9点50分了!


此时项目千头万绪,正是确定各个课题具体目标的关键阶段。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盖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汇报的PPT不好好做,开视频会也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


那天会后,黄大年还在生气。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网。


事后,黄大年和董树文坦言道:“我有时很急躁,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逐步跟你的想法对接!”董树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黄大年执拗地说。


董树文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大年着急啊!他急一身绝技施展不开,他更急在深探领域祖国和世界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差距。


2014年3月27日,黄大年团队成员接受美国地质调查局专家培训并获取资质证书。(资料图片)


他想用5到10年,使我们国家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他觉得就应该抓紧实干!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500万元,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钱就收回来”。“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吃惊,“钱都答应给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可黄大年硬是拉下脸来,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国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杨长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极限,他不是去抢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巅峰在哪儿、极限在哪儿,他想到了极限,就争分夺秒去跨越极限、赶超极限,这就是他着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谈多次,到最后黄大年说:“咱俩聊过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来干吗?不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吗?!我一定会适应环境,努力去改造环境。”


在祖国的科学事业面前,黄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专项经常开会,特别是在策划重大专项时,议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开会。可身在长春的黄大年十次有九次都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说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


高平问他:“你累不累?前天刚走,今天又来。”他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高平很感动,她从没看到黄大年疲惫的样子。看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她不知道他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又可以想象,他是怎样行程满满,天南海北地奔波。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的那种方式一开始让董树文也受不了。他跟人们也交流过,会上最直言的就是黄大年,台上还没讲完,他底下就给你“捣乱”。


“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定得有点儿不太科学!”


董树文隐忍地问:“大年,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结果黄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慢慢地,董树文意识到这不是坏事,间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讨论,不再“弯弯绕”,也没了背后的“小动作”。


深探专项第九项目做第一次年度汇报的时候,黄大年的课题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台汇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领导和专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满脸疲态。


黄大年当着众人的面跟董树文“发飙”了,“领导怎么这么不重视?两天的会,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视!”


“我怎么不重视了?”


“装备是深探事业的硬件基础和关键支撑,你把我的汇报安排在最后一个,大家都没有兴趣听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反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


董树文听了,觉得有道理。第二年汇报,他说服其他项目,把第九项目安排在了第二个,结果黄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块儿糖,心满意足。


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7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专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为梦想而行动!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


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


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


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


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


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平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带回来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会议他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认为,“黄大年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得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很多青年学者见了他,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黄大年说:“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


杨长春感到,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


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


渐渐,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


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他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王郁涵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了。那些学术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讲清楚,可是黄老师从来不嫌烦,会给他们掰开揉碎地讲上两三个小时。


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却抽不出时间了。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


他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有人劝他:“黄老师,咱也当个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可他说:“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塌下心来,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黄大年的办公室看了看。他热情地带着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个设备看到那个仪器。


看到这些与国外完全接轨的开放研究空间,高平问他: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黄大年高兴地回答说:“你看!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黄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茶思屋。在507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干净素雅,沙发、音响、投影、吧台……入门处的书架上,摆放着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


直通屋顶的欧式酒柜上,团队的奖状奖杯摆在最上面,白酒、红酒、香槟摆在中间,下面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一应俱全。


从一间空屋子开始,黄大年用自己的钱,一点一点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当。在这里,他常会惬意地煮一壶咖啡,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交流观点。


或是叫上三五团队师生,来一场“头脑风暴”。每年圣诞节,这里的圣诞树、蛋糕、水果、啤酒,还有空灵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剑桥生活。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儿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


黄大年(左二)及团队成员在极寒天气下进行固定翼无人机试飞(2013年1月20日摄)。新华社发


NO.7“大年号”无人机:完美弧线的背后 


“显利,不用说了,咱不干了!”


2014年9月的一天,507办公室,黄大年一拍桌子,厉声打断了团队成员于显利的汇报。


王郁涵送进来一杯咖啡,知道是无人机库的事情进展不顺,劝道:“黄老师,您先消消气。”


“是啊,您消消气,您看咱们都走到这步了,现在不干太可惜了。”于显利也劝。


于显利的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搭建无人机库的审批申请。作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究的关键环节,无人机的研制与存放需要机库。而机库作为临时建筑,在选址、搭建、消防、管理等方面涉及学校多个部门,需要逐项审批。


这件事,黄大年交办给于显利。可是过了大半年,签章只进行了一半。


每个部门,必须一把手签字;签字顺序,需要依照部门职能排序;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有几个校区的事情需要处理,如果起初跟一个部门约好了,结果有事耽搁晚来几分钟,就只能再约下次。赶上一把手出差,就得等上十天半个月。


把这些字签完,就可以给无人机安家了。


黄大年盼啊,盼啊,那个在年轻时就曾经萌发的梦想也终于可以安家了。


在英国时,他和同事们渐渐掌控了移动探测技术。每次随外方舰艇出海研究,望着在甲板上轻盈飞起而又平稳落下的无人直升机,他都会在内心慨叹: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拥有这样的技术?


现在,随着“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项目的推进,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


一连数月,黄大年一头扎进这个新项目的调研,一有空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看看这个、再试试那个,有几次店主都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只能自己掏钱,直接把模型抱回办公室,像是捡了个宝,乐得合不拢嘴。


样机采购回来,需要赶紧搭建机库,但让黄大年没想到的是,机库搭建竟然如此曲折。


一开始,团队在食堂旁边的空地上找了个位置,一圈审批跑下来到了公示的时候,附近的老百姓不干了,说盖上以后把自家房子的光挡没了,一闹就闯进了地质宫。


静静的走廊上,几个大爷大妈吵吵嚷嚷走了过来。


“就这儿,这就是那个黄大年的办公室!”


黄大年闻声出来:“你们有什么事?”


“你就是黄大年啊?听说你要盖什么无人机库?你为啥非得在我们家门口盖?把我们的光都挡了!你要盖,我们不同意!”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闹起来了,更有甚者不管不顾地指着他的鼻子,骂得难听。


黄大年十分和气地给他们讲道理:“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是在为国家做事,还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啊。”


来人根本不听,被劝回去之后又几次三番闹到学校。实在没辙,只得在地质宫旁边的空地上勉强挤出一块地方。


这么一折腾,就到了10月。虽是秋天,可长春的封冻季节眼看就铺天盖地地来了。好不容易批下来的机库,就在最不适宜的季节动工了。


黄大年找到先期去北京进修学习无人机技术归来的退休教师王永泉,请这位校内有名的“动手大王”帮忙组织施工。


从设计草图到打地基,从搭建钢板骨架到做圈梁和墙围,王永泉几乎天天蹲在工地。他知道黄老师把这一块看得很重,他也明白黄老师知道国家战略往哪儿走,“他往哪儿指,大家就跟着往哪儿奔”。


天气渐凉,黄大年自己掏了千把块钱给王永泉,叮嘱他每天给施工人员购买食品并熬制红糖姜水,给大家暖暖身子。他说:“王老师,如果施工时间太晚,就请大家吃顿饭,钱不够千万要记得和我说。”


入了冬,机库的架子终于搭起来了。只要不出差,黄大年总要过来看看。有些工程只允许夜间施工,他就加完了班,直接拎着面包和可乐来了。


长春的冬夜难熬啊!太阳一落山,外面就是零下20多摄氏度,钢架结构的机库俨然就是冰库。


黄大年蹲在一边,草草糊弄两口,就开始帮着工人们递工具、搬建材。有时实在太冷,他就找件军大衣,直接套在羽绒服外面。


2015年3月的一天,就在机库即将竣工的时候,于显利突然发现机库临街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告知书:“限该建筑所有权人于2015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我局将依照有关规定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

 

于显利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地质宫,把这个情况告诉黄老师。


黄大年立刻向学校做了汇报,又给有关部门打了报告,大意是“这属于搞科研的民事建筑,不用的时候我们就拆掉了”。对方回复“收到了”,一时风平浪静。


然而,一直让人隐隐不安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刚过正午,突然有学生推开门:“黄老师,有人要来拆机库!”


黄大年腾地一下站起来,径自冲了出去。学生们也跟在后面,都赶了过去。


机库门前,水泥地面映着正午的阳光,微微有些晃眼。一辆卡车正对大门,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黄大年对着领头来的人说:“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报告,这是违建,必须拆!”


黄大年没有工夫思考,他的心里只有机库,它就像个难产的孩子,他实在接受不了它的夭折!


卡车的引擎咆哮着,掀起气雾般的灰尘,弥漫在空气中。


这时,黄大年突然闪身向前,直挺挺往车前一躺,此刻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除非从我身上压过去!


卡车停了,车头的前盖还晃晃悠悠地抖着。


学校领导赶来了,黄大年在空地上躺了许久,迎着刺目的阳光,那阳光刺得他的眼睛一阵酸涩。


工人们傻眼了:原来这个“打下手”的是个大专家啊!


无人机库保住了。黄大年却被很多人看成了“疯子”。


黄大年听闻,毫不介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有了机库,无人机可以开始做实验了。黄大年发掘的两个苗子要上场了。


博士生周帅对无人机的兴趣是被黄大年“鼓吹”的。“老师说他在海外做探测,飞机在上面飞,他跟同事们就在一旁喝咖啡,咖啡喝完了,活儿也干完了!”


黄大年送周帅去做操控手,学费很贵,他二话没说,直接从工资里取了3万元。两个月后,周帅顺利结业,黄大年捧着他的执照,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


黄大年又找到曾在大庆油田工作的张代磊,培养他专攻无人机操控与探测仪器搭载。


无人机搭载探测仪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器放置在无人机上,要考虑载荷、连接、平衡、减震、飞行距离、数据监控等一系列复杂因素。


为了完善技术参数,黄大年常常连夜查阅资料,然后实地对测试工作提出指导建议。


一次在保定,黄大年带着资料满脸倦容赶到测试现场,累得实在挺不住了,就躲到工作车里去打盹。在中国地质大学工作的老同学张贵宾恰好也来了,想拉着大年叙叙旧。


找到他时,愣住了:在无人机测试车的轰鸣声中,大年就裹着件夹克,蜷着腿睡着了,像极了工地上席地而卧的农民工……


就是这位“科研民工”,组织研发和集成智能化无人机搭载平台和相关减震稳定平台,攻关低磁低静电特殊材料组合、垂直安全起降、快速稳定平移等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吉林大学在无人机领域高起点的新兴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方向。


就是这位“科研民工”,主动联系中国航空学会组织部领导和吉林大学校领导,促成吉林大学加入中国航空学会;


当得知浙江余姚想要发展无人机产业,主动带着团队到当地进行对接合作;他在多个部门和机构间奔走,推动吉林省建成“无人机产学研用基地”……


转眼到了无人机成果展示的关键时刻。“吉林大学留学人员助推吉林省无人机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的启动仪式要在珲春市举行,但黄大年因为连续熬夜右眼角发了炎,他自己没在意,竟用一根牙签挑破了眼角的肿块,结果引发严重感染,有人建议活动推迟,可他却坚持按原计划进行。


还能更高、更远!在黄大年的心中,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而又迫切。即使眼部的疼痛让他无法入眠,只要看到那伸展的机翼、加速度地腾飞,他就心满意足、乐而忘忧了。


无人机出彩了!珲春的活动成功了!黄大年精神饱满、忙里忙外,主持论坛、发表演讲,到生产企业进行指导,又组织近两个半小时的试飞演示。


从始至终,他眼角覆着厚厚的纱布,但嘴角却挂着欣慰的微笑。


姚立华依稀记得,试飞成功后,黄老师和他的爱人张艳一同出现在庆祝现场。大家请他讲话,他突然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要给我的妻子唱首歌。”事后才知道,那天正好是张艳的生日。


一首《爱在深秋》,让姚立华看到黄老师的另外一面。她心里反复在想:黄老师看张老师的眼神里什么都有,歉意、疼爱、无法分身的无奈……


他不爱家吗?他真什么都不顾了吗?他心里有家人、有朋友,但他想用他的生命创造一个更大的价值!


这更大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姚立华始终在慢慢品味:黄老师的爱很大,不是儿女情长,而是远远超出常人的境界。


他之所以这么拼命,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得到国际尊重,站在他的高度,他心里担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瞿秋白在牺牲前曾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黄大年的无人机,就是涅槃重生的凤凰。


无人机的技术日臻成熟。2016年12月13日,于显利带着三个学生,刚刚把无人机运到广州,参加即将举行的“千人计划”专家科研成果展,黄大年却被医生强制住院,无法参加。


于显利在微信上给黄老师汇报:“我们计划18日出发,18日晚上到达,19日和20日两天布置会场,这样时间充裕些;刚才与您的学生唐水亮联系上,他也是18日到达,我们会齐心协力把展会办好,彰显黄老师团队的科研成果,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


“出息了,顶个了,真高兴!”看着于显利发来的照片,黄大年微信里竖起大拇指。


收到这个回复,于显利心里暖暖的。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黄老师给他最后的留言。


2017年1月4日傍晚,贾继伟和张代磊在医院陪护,黄大年最后一次从ICU被送进手术室。


张代磊扶着推车,心疼地望着黄老师:他的身体因积水而严重浮肿,胳膊上、腹腔里,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全都插满管子。


落日余晖,此刻正撒在黄大年脸上。他突然眯起眼,微微举起手臂,试图挡住那簇微弱的光。张代磊见状,连忙用手给黄老师遮住。


黄大年的生命,就从此刻起,与天地间的万丈阳光隔绝了……


得知黄老师去世的消息,姚立华懵了,她想了很久,想不通,又想了很久,想通了。


她想起黄老师在无人机放飞仪式上唱起的那首“情歌”,她想起有一次他说,他一定要学会《我爱你,中国》……


可是,黄老师太忙了!为了他热爱的事业,他几乎放弃了所有他喜爱的消遣,就连唱歌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奢侈。


2016年10月2日深夜,黄大年曾把《我和我的祖国》的歌词一字不落地发进深探项目微信群,告诉大家“如果今夜难眠,戴上耳机听听小提琴曲《我和我的祖国》,动听悠扬,遐想入睡”。


一个多月后,他又在“吉大海归群”里询问曾在校庆晚会上合唱的《共和国之恋》。“一天一夜没睡了,那么长时间刚吃完一顿饭,就想听她!”


偶尔在差旅间隙听听这些歌,黄大年浑身上下的力气又回来了。他把生命之火烧得更旺,为了“她”继续奔跑、攀登,直到最后一刻!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