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现代音乐分析领军人物姚恒璐
对话嘉宾：姚恒璐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美同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分析学会副会长、英国现代作曲家组织 SPNM成员。
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团结凝聚广大留英学长，发扬留学报国优良传统，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于2017年12月30日在欧美同学会总会大报告厅举办新年音乐会，为现场数百名欧美同学会的会员及观众奉上了一场古典优雅的、回荡着浓浓民族风情风味的视听盛宴。有观众表示:“在承载着百年历史文化的欧美同学会大礼堂里，听到这样纯粹优美的我们自己的音乐，耳朵有福。”
让人们大饱耳福的这场音乐会的作曲者姚恒璐是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欧美同学会会员。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首先将他与现代音乐分析相联，都会因为品读《 20世纪作曲技法分析》一书，将他视作中国现代音乐分析的领军人物。行走于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音乐世界中，他对于中西方音乐文化、当代中国的音乐创作有着自己的见解。
“有作曲家说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就写你听不懂的音乐，才证明我高雅，这不对，你尽管高雅了，但没有听众你就生存不下去了。”
“中国好声音，停留在了一个纯感性的声乐层面，从类似体育竞技的角度组织，跟音乐事业本身的规律其实不沾边。”
“不要拿重复当个性，你不断重复一种你用熟了的风格，恰恰证明你没有个性。”
“所谓中西合璧拿什么合璧，拿中西方两个传统加一种现代音乐审美观念。”
音乐会之后的一个上午，记者走访了姚学长，一进门，见到的是他9 2岁的父亲，音乐教育家姚思源先生，老人精神矍铄，一听说是欧美同学会来访，便忍不住忆起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我的婚礼就是在欧美同学会办的。”甜蜜之情溢于言表。位于南河沿路的欧美同学会悲欢沧桑百余年，见证了许多文化名人一生中的最浪漫时刻，梁实秋与程季淑、凌叔华与学者陈西滢、新凤霞与吴祖光、北大校长周培源与王蒂澄……许多会员和新派人物在这里举办婚礼。老人说当年庆贺自己的“银婚”、“金婚”和“钻石婚”时，都是和妻子重返欧美同学会，那里留下的就是对纯真岁月的一份至纯至美的念想，而自己的儿子近日在同学会举办音乐会，也是延续美好，这渊源颇深了。正聊着，姚学长来了。自然地，我们的访谈从音乐开始。
记者：生于音乐世家，可谓自带音乐属性，但由于遇到特殊时期，您也费了一番周折，可否跟我们回忆一下您的音乐之路“初体验”？
姚恒璐：我 9岁学钢琴，10岁考到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但上了一两年后因文革爆发就跟钢琴说再见了，初二被停课， 17岁插队到了山西农村，像当地普通的农民一样，我当时每天都需要劳动 10小时以上，经常处于“吃不饱”的状态。那时年纪小，苦中作乐，跟当地农民的组合乐队一起演出。农民朋友们拉二胡、吹笛子，我拉手风琴，其实这也是一个学习机会，我学习了许多地方的民族音乐，为学习作曲打下基础。后来我考入山西大学作曲专业，算是走上了一条相对稳定的音乐学习之路。
记者： 90年代，临近不惑的您到了英国利兹大学学习作曲，仅用 4年时间就完成了作曲硕士和博士的学业。当时为什么选择去英国读书呢？
姚恒璐：那时信息不通，也谈不上所谓“主动选择”。我的三叔姚德源（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曾经在英国做过两年访问学者，回来后也向我介绍过很详细的情况。正是因为仰慕英国有着深厚的教育制度，又有人介绍，说那儿学校好，就去了。
记者：到了英国，等待您的是一个又一个难关，语言关、创作关、论文关，这难度对于艺术生来说可想而知。您将人生感触融入艺术创作，毕业那年，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升华”，当年，在全英作曲专业的博士生中有个作品征集的活动，全英范围内只选出 5个作品，您的《升华》便是其中之一，首次面向国际听众，在音乐厅演出，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可以说这是您作曲生涯中的一个辉煌乐章。那么 《升华》的特色在哪里？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
图为：1993年在Dewsbury的《升华》首演音乐会上，姚恒璐与导师和友人合影
姚恒璐：它体现了我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摆脱了早前受传统调性、和声、旋律为结构力的约束，将对音色、力度、织体、节奏等多样音乐参数纳入整体的结构设计中。在复杂的织体设计中透着精致，音程细胞自由成长，繁衍中隐伏的小二度贯穿透出严谨的考虑，听者不会突兀于音响起伏反差，在强烈、惊异的声响构成中透着自然流畅。
记者：演出的成功、社会的认可给了您艺术创作中的一次自信。二十多年了，现在回头看，英国的那段求学经历对您后来的音乐之路产生了哪些较为深远的影响？
姚恒璐：英国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的治学精神是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不以“个”来论数，都是“卷”，数量之大，演出之多，排练新作品之尽心尽力，是我们现在都需要仰望的。我们国家目前的交响乐创作，一是原创质量高的曲目少，二是写出来以后演奏得少。作曲不像画画，画完了挂出来，作品写完了，必须有二度创作。我们讲中国风格，英国人没有说英国风格如何如何。另外，著书立说方面，系主任教我们音乐分析，其学术观点层出不穷；作曲导师的音乐作品经常演出，而且作品的形式风格多样，这些都给我树立了榜样，当时就想，我回国后要成为“两栖”的音乐家，什么叫两栖？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都做。咱们目前的学术环境有一个特点，作曲家就创作，不搞理论；理论家不搞创作。西方发达国家则比较提倡互通，理论和实践要相互关照，这也是我学习回来的最大收获。
图为： 19 9 5年《北京音乐周报》的报道
记者：学成回国后，您选择了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照下，在艺术上得到了沉淀。那么在一个讲究“融合”的年代，对于音乐的“中西合璧”，您持怎样的见解？
姚恒璐：每个作曲家都有不同看法。我的观点是要研究三点，中国音乐传统是什么、西方音乐传统是什么、现代音乐是什么。西方古典浪漫叫传统，咱们的民族音乐也叫传统，这俩传统截然不同，把他们捏在一起，加之富于时代感的现代艺术意识，叫融合。中国有个词叫中庸，就是不要走极端，从作曲技法上，能与西方人对话；从音乐风格上，西方人没有，这就是中国作品。有了有质量的音乐作品，才能存在艺术上对等的话语权。
记者：那么基于对中西文化与观念的音乐理论研究趋势与发展，您认为艺术技法与观念文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姚恒璐：艺术观念和文化品位决定了技法。技法就是怎么写的问题，有思想有观念，才能导致如何去采用技法，而不同创作技法的运法才导致了音乐风格演变。西方音乐史中有古典浪漫、印象派、新古典主义，都是由技术决定的。但无论你怎么多样发展，观念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和思想决定技法，技法导致了各种音乐风格审美的不同。
记者：说到审美，您说过“音乐素养和艺术品味是从事音乐事业的生命线”。那么对于我们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来说，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和艺术品味？
姚恒璐：只能是多听多思考，没有别的办法。
咱们说一句俗话，这个作品你听完了觉得好不好、喜不喜欢、为什么？能把这个说清楚，就算懂啦，别看简单，很多人却说不出来。有的人听歌也跟风，大家都说好那我也说好。这些现象反映出“趋炎附势”式的“光彩族”、“模仿秀”式的“追星族”，毫无艺术个性而言，是一种可悲的堕落。
记者：对于广大受众来说，“追星”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电视，电视是大家听音乐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音乐选秀节目火爆荧屏，您会关注吗？
姚恒璐：没有太多关注。第一它是声乐节目，像“中国好声音”，从唱的角度衡量，停留在了一个纯感性的“赛歌式的”层面，没有从作品角度来做评判，比如这首歌妙在何处、有怎样不同的风格处理，没关注到这些问题，不从认识作品入手，仅仅是从一种竞技角度来组织节目，其实跟音乐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无关。
记者：嗯，我们也看到，音乐行业一旦过于市场化，会违背艺术的本体规律，制约音乐本身的发展。但改善音乐生态，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姚恒璐：是，高雅音乐也需要观众，不能说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去活跃。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遗憾和痛心地感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美感取向、审美趣味却大幅度滑坡，许多传统意义上的美感取向不加筛选地被斥为“落后于时代”，许多新潮的美感取向不加区分地被迎奉为“与时俱进”。一曰，遵从商业规律，宣扬时尚；二曰，为大多数人服务，在迎合群众需要的借口下，降低了艺术品位；三曰，配合某种任务。例如，媒体以收视率高低为节目的唯一评价准则、音乐会以单纯票房来衡量曲目的优劣、音乐创作只能为某一阶段性任务的需要服务，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资助。艺术审美都要服从于“娱乐目的”和“市场规律”，艺术就是依附于他人的娱乐工具，唯独不提艺术作品的自身规律和审美趣味的全民提升；从未想过建立健全音乐创作经纪人制度或艺术基金会等促进音乐创作的组织制度，而将音乐创作视为可有可无、沦为“自生自灭”的项目。如此下去，高雅艺术从音乐创作阶段就自身难以保证，何谈艺术审美的导向，何谈区分艺术品位中的高雅和低俗？
记者：您认为高雅音乐如何才能赢得更多年轻受众？
姚恒璐：两个层面，一是音乐教育，二是创作者跟听众交流的意识，这俩得碰。现在有两个极端，有作曲家说我爱怎么写怎么写，我就写你听不懂的音乐，才证明我高雅。这不对，你尽管高雅了，但没有听众你就生存不下去了！再来看普通听众，基础音乐教育中的多数中小学还在学简谱呢，那怎么跟高雅音乐碰啊。所以一方面要提高国民基本的音乐教育素养，另一方面创作者要有健康的创作观念，才能有一个合理的音乐生态。
记者：我们说“音乐可以改变生活”，回望您的“音乐人生”，音乐对您来说最美的心动在哪儿？
姚恒璐：音乐创作抒发了自己想要表述的东西，作曲就是要写出一些“有趣的”音响，“趣味”就是品位、就是审美过程。音乐语言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是任何文字语言都无法比肩的、最为诱人的表述途径。音乐能使听者发挥联想，达到一种各自认为深层的寓意，这是很有魅力的“艺术之趣”。此外，还有些我二三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再听就是一个回忆录，那些生活场景，通过音乐一下想起来了。
图为: 1993年姚恒璐为英国利兹大学中国学联春节联欢会的演出全场伴奏，其中就有《留学生之歌》
编后语：或许，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穿越性和不可描述性，可以回望过去，关照当下，也可以遇见未来，从不同的维度通过特有的语言表达内心、沉淀思想、放达自我，连接“我”与”世界”；与你、与他、还有她。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姚恒璐跟记者提到了自己内心酝酿多年且尚未完成的“交响音乐梦”，“我想要写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交响乐作品，首先是从个人经历出发，与时代并进的、自己熟悉的事件。比如，上山下乡、留学生活，反思一些社会现象，反映思想哲理、人文意识。中国有很多文化符号，停留在视觉艺术中，没有被听觉挖走，这都是我想要表现的。许多题材是我脑子里转了十来年的想法了，我写东西不是快餐式、不愿意突发赶任务式的,每当产生一些创作的想法后，我会搜集很多材料，积累后再写。”
（文/秦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