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清小提琴家
8岁离开家乡青岛，破格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成为中央音乐学院至今录取的年龄最小的学生；
11岁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选中，赴英国梅纽因学校学习；
19岁进入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师从世界著名小提琴教育家德罗希·迪蕾女士及姜康先生。
国际乐坛最杰出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作为第一位夺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他的演出足迹早已遍布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并曾与诸多世界著名指挥家及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其中包括著名指挥家马泽尔、捷吉耶夫、迪华特、阿什肯纳齐、福斯特、范茨维顿、万斯卡、谭盾、吕嘉、余隆、汤沐海等。吕思清与飞利浦、拿索斯、马可波罗、BIS等知名唱片公司合作出版了多张专辑，他诠释的《梁祝》被公认为最佳版本，唱片销量超过一百万张，被西方媒体称赞为“一位杰出的天才小提琴家”。
01
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一边流浪一边成长
我的个人经历有些特殊：
第一，我离家比较早。
很多人离开家乡出去奋斗都是从上大学才开始，我8岁时就离开了家乡青岛；11岁又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英国去留学。
第二，我不是到人生某个阶段，突然感受到了另一种文化的冲击，我完全是在几种不同文化中的转换中成长，因此我接触到的文化类型可能比一般人要多，同时我的环境适应能力更强。
一个艺术家，在文化上可能像是一个流浪着的吉普赛人，生活会很动荡，可是我天性上更容易适应陌生的环境，习惯这种到处游走的生活。
8岁的时候，我从青岛来到北京上学，并没有对家乡多么依依不舍，也没有对陌生环境有多害怕，应该说是因为那时候对什么都很懵懂。
11岁的时候，我从北京到伦敦，感觉也跟当年从青岛到北京没什么区别——从青岛到北京坐火车16个小时，从北京到伦敦坐飞机的时间也多不到哪去。所以，我并没有觉得伦敦有多远。
在英国梅纽因学校，我们学习了3年，被国家召回。我又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跟着王振山老师学习了4年。
18岁时我申请了去美国读音乐学院，先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一年，后来又转去了茱莉亚音乐学院，师从迪蕾小姐。
也许是我离家时的年龄比较小，求学生涯本身又跨越了亚、欧、北美三大洲，一直在不同文化的转换和熏陶中，所以我会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能比较快适应。
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在国内的阶段，我接受了音乐的基础训练，在音乐的技术训练上底子很扎实。我觉得那时候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真的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很负责任。我们会有很系统的教学大纲，按照一个明确的目标来学习。
在音乐的成长阶段，我去了英国，接受了欧洲音乐氛围和文化艺术传统的熏陶。在一个音乐家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艺术的营养不是来自于技巧的提升，而是对音乐，对艺术，对整个文化背景的体验和感受，在梅纽因学校就很重视这方面的音乐素养的提升。
在美国的音乐学院，迪蕾女士又特别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特点，会点拨你如何走好职业艺术家的道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出自身的演奏魅力。
每个人都会有自身遇到的坎坷，我觉得自己其实挺幸运的，也许是因为我在音乐方面会比较苛刻，追求完美，但是在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就比较随性，这可能是我艺术家的气质表现得多一些，所以有一些生活上在别人看来比较困难的事，比较大的事，我反而觉得没什么问题，遇到了想办法把它克服就好了。我没觉得人生会有一道坎儿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会让自己很纠结，停在那里走不动。
02
不论人生幸运或坎坷，只为追随音乐而作出选择
我8岁来北京上学，其实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父亲带着我来北京，其实当时没有参加任何正规的考试，而是去认识了很多音乐界的人，最后找到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校长，让他们听我拉琴。他们听完了都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才能的，应该录取我，让我可以很快接受正规的、系统的训练。可是在录取上遇到了实际障碍，那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录取的最小的学生，都是从11岁，小学四年级开始，我这个年龄不行，没有先例，就这么搁置了下来。
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在耽搁的半年多时间里，其实在中国的音乐界，我的名字和故事私底下流传得很广泛。大家都知道有个青岛的小神童，音乐学院想招他进来，因为会破坏先例所以没有办法。
当时有个中央乐团的副团长跟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很熟，就找到她说：你父亲非常爱才，能不能找个机会跟你父亲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非常爱才，希望从各行各业发掘人才出来为国家建设服务，那时候也刚提出来比如“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各行各业涌现出了很多的“小神童”。
后来，在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谈着中国的人才问题，邓小平就将把我的故事说了出来。然后他这段谈话还登到了内刊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校方一看，领导人做了指示，有据可依了，就这样把我给破格录取了。
当然，后来还是有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没有教我这么小孩子的班，所以文化课我要去外面上，当时我是去的实验二小，每天往返中央音乐学院走路要15分钟。当时我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今天回过头来想，有几个家长会放心让自己的孩子8岁就自己去上学放学，在北京的马路上来回要走半个小时？
当时候，我家人也没有来北京，我的生活都是由师兄师姐们来帮忙，他们那时候也都很小，也只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最近一件巧事是，我在4月份去瑞士做梅纽因比赛评委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位在将近四十年前帮我洗过衣服的学姐，她现在瑞士的交响乐团里担任小提琴手，很多年没见，我们一见面感觉还是很熟悉，她毕竟是当年帮我洗过衣服裤子的学姐。
我去梅纽因国际学校的过程，也并不顺利。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被选上。最开始去的两个学生，其中之一不到一年就出了些个人状况，就退出来了。因此需要找一个人替补上，我就是那个替补队员。不过我想的是，一个好的替补队员，要比正式队员还管用。
当时是梅纽因跟中国的文化部合作，为中国的小孩子提供两个名额，是公派过去的，梅纽因方面提供我们的学费，中国文化部提供我们的生活费。
梅纽因学校相当于是一个中学，本来的计划是我们应该读到18岁高中毕业，但是实际上我们读了三年书，就被提前召回来了。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使馆和文化部评估，觉得我们这两个小孩，这么小的年纪，在西方世界呆太久，很容易收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化。
那时候，像我们这么小在国外生活的中国孩子非常少，那时候英国的老师还非常喜欢我们，经常在放假的时候，约我们去他们家里，跟他们的家人一起度假。所以使馆可能对我们有一些意见，按照组织纪律，如果我们放小假，是应该回来呆在使馆里的，只有夏天的长假才可以回国，假期的时间是不可以自由行动的。回想起来，这应该就是主要原因，因为我们当时在专业上都学得非常好，没有其他什么原因该叫我们回国。
我们离开的时候，梅纽因也挺伤心的，因为这是他访问中国很难得促成的一次机会，我们只学习了短短的三年就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我大概是初中二年级，就继续跟着我的导师王振山学习。其实，那时候从英国回来，国外和国内的反差还是相当大的，无论是从物质条件上还是从各方面生活的便利性上来说，我们所能接触到的音乐环境和社会资讯都完全不同。回来以后，还是需要再适应一段时间的。
所幸我觉得，我这个人的适应性很强。我在英国已经呆了一段时间，最开始回国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都有了英伦范：比如跟女同学走在一起，到了门前，我一定会提前过去帮女同学开门；比如平常说话的时候，一定是轻声细雨；当时的英语也绝对是纯正的English，只是后来到了美国，又变成了美音，现在只能混在一起变成“Chinglish“（中式英语）了。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学习，练习小提琴演奏，当时还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那时候一天会练七八个小时，每天都苦练，可是还达不到自己心里满意的程度，我当时的老师也说，还没有练到他想要我达到的那个感觉。
当时已经是秋天了，我整个夏天都没有休假。我想练了这么长的时间，每天都在练，还是没办法得心应手的话，我会不会不是这块料？当时就在想，如果即将要参加的小提琴比赛，我拿不到奖，就应该考虑转行了。
后来，在16岁那年，北京的小提琴大赛上，我得了一个第二名。虽然我想得的是第一名，但是第二名也不错。
第二年，我就有机会被选送去意大利参加了“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这次得了第一名。
通过这次比赛，我突然觉得我的演奏好像有了一个质的变化。我虽然觉得很“突然”，但是也感到它发生在这里的必然性。因为你要经过很多的积累，当你在很多方面的体验、感受、思考、练习……比如我在英国接受的那些艺术的熏陶，全面素质的教育，我见过的这些艺术品，我对西方历史的感受，我跟一些大师的学习和探讨，我跟同学们一起合作的室内乐训练和演奏，包括乐理方面的训练，所有的东西突然在一起发生了化学反应，发生了内心中的一次爆炸——这些在我的小提琴技术的平衡没有达到之前，一直是发挥不出来的，而一旦技术上突破了，所有的东西都混合在一起爆发了出来。
之后，我就去念了美国的音乐学院。一开始我去的是曼哈顿音乐学院，因为我有一个原来的同班同学在那所学校，在他的帮忙下我也申请到了过去读书的机会。我跟那边的老师接触之后，自己觉得不是很满意，并不是那个老师不好，而是老师和学生之间要有化学反应，那时候我就想去南加大，因为那边有一个教授特别欣赏我，他和在国内教我的恩师王振山老师关系也很好。那时候，他已经答应录取我了，并且会给我奖学金，但是我听说迪蕾是美国最有名的小提琴老师，我又突然想说，要不要再给她写封信？
我给迪蕾小姐写信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招生季节了。我记得当时已经是6月，她过了一个月才给我回信。她回信说她已经到阿斯本音乐节(Aspen Music Festival)去了，她每年夏天都在那里教课。但是她说，很高兴听了我寄给她的磁带，已经跟学校安排了一个面试机会给我，其实就是找两个老师再听听我现场拉琴，确定我寄的磁带是自己演奏的曲子。我去面试了，就说让我回来等通知。这样大概就到8月了，我在南加大的录取通知早就收到了。有一天，我就想如果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录取再不来，我就去南加大，结果那天到信箱里去拿信，发现迪蕾真的给我来信了，说愿意接收我当她的学生，给我全额的奖学金。
迪蕾小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音乐老师，她的课总是充满启发性；同时她也非常有艺术品位，她毕竟是做过格拉米安的助教，沿着那个音乐体系出来的，有些老师的音乐品味就没有那么高，可能知识和技巧很好，但是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就会遇到很多麻烦。
我只是觉得有些可惜，就是我跟迪蕾学的时候有点晚，我到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时候，她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而且也已经非常有名了，同时在她名下的学生当时有将近100个，现在的音乐学院，一个老师最多教十多个学生，所以那时每个学生能被分配到见迪蕾的时间就比较少。迪蕾的学生有分几个级别，最好的这批学生每两周可以见她一次，下面的级别一学期才能安排见她几次，最外围的学生可能每学期只能见她一次，大部分的课程都是由她的助教在教。我是比较幸运，可以每两周见到她一次。
03
英国留学是艺术熏陶，美国留学是生存大考
去英国的时候，我的年纪还比较小，所以说到在英国学到了什么，我们很难拿出一点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种艺术的整体感受，或者说是一个基础的艺术素质的培养。
梅纽因学校的整个音乐和文化课的教学配置很全面，因为梅纽因先生的基本理念是培养一个素养全面的音乐家，而不是一个只会拉提琴的小提琴手。这所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即使你不能成为艺术家，去做了其他行业，你的这些素养也能让你在任何行业做得非常出色，这跟国内专业教育的思路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英国学的东西非常多，实践也很多，这是我之前在国内的音乐学院没有的。我们的演出机会非常多，到很多自己以前从没去过的地方演出，比如去老人院、医院、精神病院，还有各种类型的社区去演出，你会觉得音乐无处不在，音乐跟你生活中的很多场景都有关，而不只是在专业的音乐厅里。
另外，我们学了大量的数理化的知识，戏剧表演方面的东西，这些对于学习音乐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会觉得学琴其实就是苦练，熟能生巧，其实不是的。我相信1万小时定律，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付出努力，但是音乐只有手上的技巧，是远远不够的。音乐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比如你要拉好小提琴，你要学一些美学、哲学的东西，你怎么把你的美学理念通过你的琴弦表现出来，这是需要学习和思考的。我们拉小提琴，还需要数学上对位的概念，更需要物理学上对力的认知和理解，小提琴是最难的，我们一只手要抬，一只手要往下，怎么分配力道，对于力学的掌握，用力的均衡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在里边。我觉得在英国更多获得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全面艺术素质的培养。
我在迪蕾小姐那里得到的更多是艺术上的点拨。迪蕾小姐不仅艺术品位好，培养出了像帕尔曼、祖克曼这样一些演奏大师，她的眼光也非常好，不仅能看清楚每个学生的优缺点，还会有针对性地指点你将来职业的发展。
有一次，她就跟我说：你看，拉小提琴的音色一定要好，音色不好，你将来的演出费就会很低；你看帕尔曼，那只手一揉弦，出来的声音就像奶油般的，所以我就管他叫非常贵的声音“very expensive sound”。
这是她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她给你的很多建议都很现实，她特别知道音乐界怎么运作，怎么跟经纪公司去搞关系，怎么跟唱片公司打交道等等。那时候，我听到这些跟听天书似的，因为之前没有太接触过，我在“帕格尼尼”比赛获奖以后，也有很多邀约，学校和文化部把我的很多演出都包办了，我只要管怎么拉好琴就行了。去英国的时候，也是学校安排好我们的一切，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我发现在美国社会不行，美国社会对一个人的个人生存能力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美国社会的一切都很现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去美国留学有点像电影《荒野生存》，我觉得被扔到了美国社会里，自己是懵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生存下去。这才让我感觉到是真正的留学。
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投靠，从租房子到申请自己的电话、电费、水费、银行账号，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要自己去做，所有这些都是我原来从没接触过的，本来还想着到美国后专心练琴，但是我的生活完全都被打翻了。那时候，我有六七千美金，那是八十年代末，很多人留学都是带着40美金就来到美国的，放下行李就要出去找兼职的工作，我已经算是留学生里的富翁了。当时在曼哈顿租了房子之后，算一算剩下来的钱和每月开销，能支撑下来一年就不错了。心情就特别紧张，所以在美国就还得忙于生计，那时候感觉带着一个留学的提琴梦，演奏家梦想，一巴掌就被打回到了现实。
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里有留学经历的人会取得成功是必然。我们当时在美国，如果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就必须要比美国人做得更好，人家才会认可你，那时候的中国跟美国的生活环境差异太大，我们都需要慢慢地学习，在生活中磨练，然后才能够有精力去练琴。
在美国社会，我也了解到为什么有那么国内的人才出去之后会改行，因为美国那时候比你水平高的人太多了，你怎么能靠这个来养家糊口？美国人对独奏家的定义非常现实：你如果能靠独奏演出来养家糊口，你就是职业独奏家。那么进乐队呢，也非常困难。像纽约爱乐、波士顿交响这种大乐团，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基本乐团的成员都是“金饭碗”，比我们的铁饭碗还厉害。一个人只要加入了，过了试用期，没有重大的事情，不会被解雇，有些人干到80岁才退休，空出来一个乐团的位置，就会有一两百个人竞争去抢这一个位置。
留学生活虽然艰辛，但是我仍然觉得非常美好。虽然有时候肚子填不饱，但是在精神上我们是丰满的，是很享受的。
《流浪者之歌》是我拉得最多的一首曲子。我的生活当然就像是到处流浪。当然我是为了追随音乐的梦想，有这个梦想指引，生活中的任何困苦就不会那么难熬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都有自己心中最热爱的一件事，等你为了这件事而去奋斗的时候，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那么你都会想办法去克服，然后在这种过程中成长。
对于我来说，生活环境等等，在音乐面前都是无所谓的。在我看来，音乐是高于任何人的，我们在音乐面前，都要怀着谦卑和敬畏，我们都是音乐的仆人，而同时，我又觉得自己在做着挺高贵的一件事情，音乐家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我觉得自己可以用音乐去影响人们，这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4
好音乐如醇酒如人生，丰富的层次中蕴含着平衡
从个人经历来说，我觉得中西教育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今天的孩子们面对的是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资源，我觉得他们应该更能享受音乐给人生带来的美好和喜悦。
音乐对于一个人整体的素养还有心灵和思想的熏陶，都有着很大的意义。当我们心情疲惫地结束一天工作的时候，或者开了一天会，走出会议室去音乐厅听一场演奏，我希望音乐可以带给每个人心情的舒缓，对他们的心灵带来抚慰。这就是音乐的美妙之处。
当然，今天在国内学琴的孩子，可能绝大部分又是父母逼自己在学，真正是自己想要学的，可能千分之一都不到。我觉得我们的艺术教育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核心在于寻找一种平衡。“平衡”这个词在我的词典里是用得最多的。
我们在教育上，要找到一个中西教育的平衡点，取两者的精华熔于一炉。比如我们传统文化中刻苦的精神，追求的精神与西方教育中接纳的精神、质疑的精神、辩论的精神，可以取长补短，融为一体。
有的时候，我们在音乐上也是要平衡和妥协。比如我们有一个三重奏，如果我是独奏的时候，怎么拉琴都可以，但是要演出三重奏，我们对音乐有不同理解，有的时候就会吵的不得了。当然，我们的争吵是针对音乐本身的，不是针对人，最后我们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就追求一种相互妥协后的平衡。
包括在音乐道路上，很多时候我们要寻找平衡，比如小提琴演奏技术和音乐表现力的平衡。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会问我：您觉得在演奏中，是技术重要还是音乐重要，我说当然需要的是你怎么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没有音乐表现力的技术，听起来像白开水一样，难免乏味；但是有音乐的想法和感受力，你没有技术的支撑，也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你对音乐的感受和想法。当然，技术永远是音乐服务的，好的演奏者，他的技术隐藏于音乐之中，你感受不到太多技术的存在，我觉得这种平衡很重要。
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折中，我拿红酒来举例子。红酒也是需要平衡，一款好喝的酒，既不能太酸，也不能太涩，要涩酸适中。除了音乐之外，我也热爱红酒，我觉得其实红酒跟音乐还有很多内在的相似性，所以我在上大师课或者跟别人谈论音乐的时候，就经常会用红酒来作比喻。
一款好酒，首先要有很好的层次感，要内涵丰富，不能是味道很单薄。你可以从一款酒里品鉴出很多不同的味道，比如说烟熏的味道、水果的味道、橡木桶的味道，甚至花香的味道等等。音乐也是一样，好的音乐演奏，也要有丰富的层次感，丰富的感情。我经常说，你从一个很弱的音拉到一个很强的音，这当中能把它层次分得越细的人，就是越高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你怎么辨别音乐家高下的一种标准。
其次是要有变化。我们经常说喝红酒要有变化。为什么我们在喝酒前要醒酒？因为酒在不同的状态下，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一瓶刚刚打开的酒，就像是一个沉睡的人刚刚醒，你不能从床上一下子就蹦起来，还得伸伸懒腰，稍微准备一会儿，然后再起床，才能达到一个精神比较饱满的状态。红酒也是一样，沉睡了好多年的酒，我们要让它先来舒展一下，味道才最好。有些是新酒，它还太紧，让它逐渐通过舒缓放松下来，让它封闭的气味打开；有些是陈酒，因为是贮存时间长了，可能有一些异味或者霉的味道也需要让它散开来，在不同阶段的酒都有不同的变化。音乐也是一样，不能总是同一个情绪，我不是在曲子的自始至终一直在悲伤或者一直在兴奋，而是要有一个情绪上的转变起伏，有高潮也有低谷，这才是最自然的一个状态。对于红酒来说，有经验的品鉴者，就要抓住这支酒的高潮在哪儿，如果放过了，那么喝到的味道就全都是低潮了，抓不到一支酒最好的状态。
最后，我特别在意的是一款酒的回甘，也就是回味。我觉得有回味，对任何事物来说都特别重要。我们为什么会记得某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做的某些事情，对我们产生了心灵冲击或者震撼，或者说带给了我们特别美好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听了好的音乐，就像是古人所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当你真正去体会一个好的作品时，你其实是在不断地回想它给你带来的感官上、精神上的丰富感受。就像有一次，我们喝了真正的好酒，酒已经下肚，却唇齿留香，我们都很感慨说这支酒真棒，让我们今晚都不想刷牙了，想把它的气味还一直都留在口腔。好的音乐一定会带给你人生的无尽回味。（口述|吕思清 采写|李令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