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旅德芭蕾舞蹈家，艺术制作人，东方天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SisiBalletClub艺术培训机构创始人。曾留学欧洲，获德国海德堡-曼海姆国立音乐表演艺术学院舞蹈硕士、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学院奢侈品及时尚艺术管理MBA双硕士学位，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首位签约的华裔女演员。
聚光灯投射在舞台中央，灵动的白天鹅公主奥吉塔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足尖上轻盈地旋转、跳跃，纤细的臂弯舞出天鹅的妩媚......这是我儿时看着电视里正在播放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的一个片段，从那一刻起，我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梦想，成为舞台上的天鹅公主。当这一幕从梦想照进现实的一刻，我站在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舞台的聚光灯下，作为这座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欧洲剧院芭蕾舞团里的第一张华裔面孔，享受着西方观众的鲜花与掌声，深深地屈膝行了一个芭蕾舞剧终的谢幕礼......那一刻，我为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感到无比地自豪，这也是后来德国媒体给予我的盛誉——“来自东方的天鹅公主”。
芭蕾逐梦路：熬过至暗时刻，才能开启人生那“欢乐的源泉”
时光追溯到我在上海舞蹈学校习舞的日子，虽然被破格录取为芭蕾舞专业三年级的插班生，优异的先天条件、连跳两级专业课，看似比班里的同学一下子节省了两年的时间，可落下700多天的基训课却让我从广州业余芭蕾界的“小童星”一下子成了上海舞蹈学校班里的最后一名学生，听不懂法语术语，动作不规范，肌肉能力欠缺......这些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我一下子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天鹅梦”，每天过着“丑小鸭”般的日子，辛苦地追赶落下的课程。好像除了泪水、汗水和满腹的委屈，已经忘了芭蕾最初带给我的快乐。当时拿着全校第一的文化考试成绩而最终选择了芭蕾专业，父亲曾告诫我“芭蕾是一门金字塔式的艺术，最后能够走到顶端的人寥寥无几......”那段时间，感谢父母亲的陪伴与支持，主课老师朱美丽和系主任吴国民对我的帮助，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追赶，熬过了最艰难的黑夜，便迎来了黎明的最初曙光。在上海舞蹈学校即将毕业前夕，我一面拿到了进入上海芭蕾舞团的合约，另一面又收到了德国曼海姆国立音乐表演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全额奖学金。
当初选择去德国，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选择。因为芭蕾是一门起源于欧洲的艺术，在欧洲已经走过了将近500年的历史，而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它的第50个年头，所以，我要在艺术上有更大的发展，我想要走上更宽广的舞台，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德国留学。这件事情，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彭武先生的栽培和引荐，正是因为他出国去德国弗莱堡参加一次国际芭蕾舞比赛，有机会结识了比赛的评委会主席，她曾是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首席明星，现在是曼海姆国立音乐表演艺术学院的校长，而我是彭武老师最得意的门生，所以他就把我的资料递给这位校长，后来校长觉得我的先天条件不错，又要了我表演的影像资料，最终决定给我提供一个全额奖学金的留学机会。
当我站在法兰克福机场，拖着两个大行李箱，连“Guten Tag”（你好）这一句基本的德语都不会，手揣着一本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中文版的《朗读者》（Der Vorleser）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这是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冠军位置的德语书籍，临行前我的好朋友杜鹃送给我作为礼物，后来她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国际时装周的中国超模，我们曾经天天在一起经受芭蕾的洗礼。记得父母决定在我未成年时便一脚把我踹出国门，正是因为希望我如果精修芭蕾这门专业，一定要去她的发源地欧洲一探究竟，而德国作为当代芭蕾的重要基地孕育出了John Cranko, Pina Bausch, William Forsythe, John Neumeier等一批在芭蕾史上举足轻重的编舞大师。到了欧洲，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芭蕾”被誉为西方古典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
在德国求学的日子，让我重拾芭蕾曾带给我的快乐，真正感受到艺术的美好。我的老师，享誉世界的著名德国芭蕾舞蹈家、前斯图加特芭蕾舞团首席明星Birgit Keil女士长着奥黛丽赫本般的俊俏脸庞，年过六旬还保持着少女般的体型，她和搭档KLOS先生居住在斯图加特，每天搭乘火车到曼海姆上班，在给我们排练指导的过程中，她总是不断地赞美你，并告诉你可以做得更好。这也是我出国留学感受颇深的一大重点：我们小时候都是在中国式鞭挞型的教育环境下成长，特别是残酷的芭蕾训练，几乎很少在过程中能享受到幸福感，可艺术最大的魅力是发现真实的自我，寻找人性中真、善、美的本质。正如尼采所说的，“人生有其悲痛的方面，而且这悲痛是深沉的，但是欢乐比悲痛更深沉，生命是一派欢乐的源泉。”（参见《尼采全集》第6卷）。在德国的艺术求学之路，便开启了我人生“欢乐的源泉”。
当梦想照进现实，我又不安于“天鹅湖”童话世界的狭促
在德国，我重新拾起了自己儿时的那个“天鹅梦”。Keil女士为我挑选的第一个剧目是《吉赛尔》，也是浪漫主义芭蕾中我最喜爱的一部舞剧。接着《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这些古典主义芭蕾接踵而来......我一方面沉浸在艺术的喜悦中，练习芭蕾、学习西方艺术史，一方面适应着全新的生活环境，学习德语，希望尽快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中。到现在，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当年的工作人员和我母亲聊起，还说我是他们签出的唯一没有德语学习证明的德国留学签证，只是由于我有艺术特长的缘故。可想而知，当时的我揣着有限的英语和一些芭蕾方面的法语术语，是如何在德国生活的。至今想起来还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朋友开车来接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她问我在哪儿，我看了看路边的一个路牌，就告诉她说“我在Einbahn Strasse”，她很迷惑地问我是在哪一个“Einbahn strasse”，我被问得一头雾水，难道德国的路名还有很多重复的吗？后来才明白，Einbahn strasse 在德语里是“单行道”的意思，我告诉她“我在单行道上”！
两年后，我非常幸运地提前拿到了Diploma毕业证书，入学时是按芭蕾专业课考试划分年级，在国内坚实的基础让我很顺利地被直接分到大学二年级，又一次跳级，但这次更多是对我综合能力的一次考量。拿到Diploma以后，我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芭蕾舞团（简称：慕尼黑芭蕾舞团）的公开招聘中，从四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舞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年剧院在公开招聘中唯一被录取的选手，也是舞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女舞者。当剧院总监走过来跟我说“Congratulation”时，我深信作为欧洲芭蕾舞团中极少数的东方人面孔，黄皮肤一定为我增色了不少。
德国慕尼黑芭蕾舞团曾被评选为欧洲最佳剧院，与巴黎歌剧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米兰斯卡拉、马林斯基等剧院齐名。著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Zubin Mehta）是我们剧院的音乐总监，20世纪最杰出的芭蕾男舞蹈家之一伊万.利斯卡（Ivan Liska）先生是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在IVAN的带领下，慕尼黑芭蕾舞团成为世界上风格跨度最大的芭蕾舞团之一，其多达50余部的保留剧目囊括了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及20世纪的经典芭蕾作品。进入剧院的第一个圣诞节，我迎来了《胡桃夹子》里“中国舞”的独舞角色，第一次站在欧洲大剧院的舞台上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掌声。IVAN 不仅教会了我用心去舞蹈，让身体去感受角色的灵魂，更让我看到了芭蕾无限的可能性。他本人酷爱中国的太极文化，并将YinYang（阴阳）创作成现代舞用来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来芭蕾不仅仅是穿着TUTU（芭蕾纱裙）的《天鹅湖》和《睡美人》，她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艺术形式，因为舞蹈的表达方式——肢体语言就是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不仅爱上了像《茶花女》、《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人物丰富的戏剧芭蕾，更尝试着用芭蕾与大自然结合，用芭蕾表现阿根廷探戈，用芭蕾展现时尚......我们编排了皮亚佐拉音乐的探戈芭蕾《CAFE 1930》在慕尼黑首演深受好评，为巴伐利亚州国家森林创作了《Ballett und Wildnis》，把芭蕾舞剧《吉赛尔》从庄严的歌剧院搬到了森林里，用大自然做舞台背景，观众们驱车几十公里在日暮夕阳中身临其境地感受芭蕾与自然结合的震撼美感。
在剧院一晃六年的时光飞逝，跟随芭蕾舞团每年近百场的巡演让我乘着舞蹈的翅膀飞向了全世界。与世界一流编导大师们的合作也让我受益匪浅，曾经儿时放在老师桌面照片上的偶像人物芭蕾男神马拉霍夫（Vladimir Malakhov）成了我《罗密欧与茱莉叶》中的舞伴。
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中缺少了些什么，当梦想照进现实，我又想“破茧成蝶”，想看看“天鹅湖”童话故事以外的世界。我从小就生活在校园到剧场这有限的空间内，每天就是剧院、排练、演出，虽然在艺术的世界里翱翔，会接触到很多迷人的剧目和人物角色，会接触到很多优秀编舞大师的作品，跟随芭蕾舞团到全世界巡演，开拓了自己的眼界，看到很多新鲜的事物，但是六年之后，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够了。
我不喜欢就这样可以看到自己十年、二十年之后的生活。我可以见到剧院里那些最资深的舞者，她们现在的样子无非就是我的未来。我每年一定还要去演《天鹅湖》，去演《胡桃夹子》，去重复那些在西方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经典。我觉得经典作品是我进入世界艺术的一块“敲门砖”，踏入这个世界之后，我希望生活是更加五彩斑斓的，更富有变化和创造性的。我希望能更多地呈现出自己对于芭蕾舞艺术的想法或者创意，那么我就需要更多的精神滋养，我需要去看到更多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碰撞。
当时在慕尼黑芭蕾舞团跟法国巴黎时装协会做了一场摩登秀，全部是用芭蕾舞演员去表现设计师创作的理念。因为他们觉得模特只是单一的衣架，把衣服可以简单展示出来，但是舞蹈演员可以通过肢体语言给服装注入灵魂，把衣服的内在风格和品质通过舞者的性格更有艺术表现力地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获得了这样一次跨界的合作机会，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在大剧院里，更多接触的都是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些经典作品，而第一次我感受到芭蕾舞在时尚方面的可能性，当古典芭蕾跟当代的这些服装设计大师的作品产生碰撞的时候，原来是那么有意思！这次体验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而且也坚定了我去往世界时尚和艺术之都——巴黎——去深造的决心。
我毅然决然地飞到了巴黎去攻读了“奢侈品及艺术管理”的MBA课程。巴黎对所有女孩来说都像一个梦，她为我开启了人生的另一阶段，这里的丰富多姿犹如一个万花筒。除了每天的课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巴黎本身也充满了迷一样的魅力。无数的博物馆、美术馆，各形各色的演出、艺术活动让我目不暇接，最美妙的是，巴黎将艺术完美地融入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街边的一间小咖啡馆、地铁里随性表演的艺术家、塞纳河畔的潇潇落叶、卢浮宫金顶上的一抹夕阳，都将这一切映衬得光彩夺目，艺术本来就来源于生活，生活则应该更艺术化，而艺术的使命正是将这种人性本质的美好呼唤出来并且无限地放大。
我们的第一堂课就让我非常难忘，老师拿出巴黎的地图，把商业街找出来，分配给大家，让我们去那些品牌店逛街。我们的任务就是去逛这些商店，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个考试，你每进入一个品牌店，这个品牌的文化是什么，他们的服务怎么样，他们的陈列是不是有吸引力，所有这些内容你都要作为一个消费者去体验，然后我们有了这些第一手的体验，有了记录和总结，我们再拿到课堂上去讨论。
当然，重新接触一门课程也让我倍感压力。因为在剧院做一个舞者，我总是一个佼佼者，是被所有人捧着的公主，不管是服装师、化妆师、舞美灯光师，还是合作的舞伴，可能有几百号人都是围着你在服务。可是当我去巴黎读书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做一些课题的团队项目，这时候可能是几个人一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分工。我从小就是很要强的一个小孩，很怕拖自己小组的后腿。可能对别人来说只需要10分钟完成的一个工作，我要花掉三四个小时才能做好，最简单的比如说一个PPT上的图片要怎么挪动，包括文字怎么去调整，普通的学生都做过了多少年，很清楚怎么弄，可是我真的要完全从零开始学起，怎么用思想和文字及语言去表达，这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对我来说很好，就像是一瓶水一样，我要经常把自己清空，这样才能够装进新鲜的东西，我需要的正是这样新鲜的营养和血液。
从舞者向艺术制作人的惊险一跃，用艺术跨界去创造更立体的人生
在欧洲近十年的生活让我的人生大开眼界，从刚刚出国时只会跳舞的“丑小鸭”渐渐成长为学会用艺术表现人生的“东方天鹅公主”，羽翼渐丰，我希望建造一个更立体的人生。从聚光灯下的“白天鹅”转身幕后兼任制作人及编导，我邀请之前和我合作过的艺术家们来到中国，为祖国观众奉献自己这么多年的所学与积累，我们先后推出了《中国情人》、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的《足尖上的肖邦》巡演、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演出《足尖上的情人》等芭蕾专场，以芭蕾为主题拍摄了“足尖上的香巴拉”、“足尖上的世界杯”等摄影作品集，并制作了芭蕾微电影《香奈尔之恋》、《鸢尾上的舞影》等。芭蕾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把她带进剧场、美术馆、荧幕上，用芭蕾改编中国文学作品如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用芭蕾表现诗歌，用芭蕾的元素设计珠宝、装置艺术品等等。脱下舞鞋你是Producer,穿上舞鞋你是Princess，每天在童话与现实中穿梭，这种感觉很过瘾，同时挑战也不小。在舞台上，你全身心地投入到梦幻的角色中；但在聚光灯背后，你同时要面对高雅艺术成本高、市场小众性的现实，所以，我经常会把商业合作中的盈利投入到艺术创作中，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观众欣赏到的芭蕾不仅仅是《天鹅湖》，也希望以足尖为轴心旋转出更宽广的人生舞台。
这其中《足尖上的肖邦》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次经验，它奠定了我之后推出的“足尖”系列的一个基础。
当时还是我在巴黎做论文的末期，那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假期里我回国度假，在北京华彬歌剧院观看一场多明戈大师的演出，当时认识了波兰驻华大使Tadeusz Chomicki先生。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的人，因为聊到波兰的艺术就会聊到肖邦，而那一年又正值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全世界范围都在举办各式各样的纪念肖邦的活动，但是没有任何演出是从芭蕾舞的角度去纪念肖邦的。当时，我跟Chomicki先生聊天的时候，就说：非常想用肖邦的音乐去做一场芭蕾的专场，向这位音乐大师致敬。他觉得：It’s a brilliant idea。（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那时候已经是8月份，这一年就剩下4个月了，他很疑惑我们是否能实现。我说请他给我1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我再正式答复他。可能正是由于在巴黎读书那段时间学到的知识冲击了我的想法，我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舞者了，我开始有了更多艺术制作人的思维，开始用一个组织者的眼光去看问题。我开始组建团队，从最开始的创意，到艺术家的选择，到音乐的选择，到场地的选择，把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开始尝试去安排这样一场巡演。
1个月后，我再次见到Chomicki先生，我说如果可以，请他把我们的演出安排在12月份，这样我们还有充足一点的时间去准备。他看到我们的策划方案，特别惊讶，说以为1个月前我所说的只是一种客套的玩笑。看到我们拟定的演出阵容，他就说：我们会把中国的这唯一一场以芭蕾的形式纪念肖邦大师的演出，作为我们波兰驻华使馆所有纪念肖邦的演出活动中的闭幕演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这次演出不是我们自己玩一玩就可以了，而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演出，它的标准已经立在那里，他要邀请很多各国的大使来观看这次的节目。
我们的首演在上海大剧院，这是我第一次既做舞者，同时又是制作人。我是这次芭蕾演出的主演，可能前一秒自己在台上还是一个公主，想象着音乐里的浪漫情境，后一秒就接到一个经费或预算超支的问题，马上要回到现实中去处理，你得一下就从童话世界穿越回现实世界，思考最实际的问题，然后下一秒音乐响起，你又得回到舞台上，你的舞伴还在那里等你，你又要一瞬间穿越回童话世界里，这其实是挑战特别大的事情。那时候，我邀请了上海歌剧院的交响乐团，还有50多个芭蕾舞演员从德国飞过来；记得当时第一次给乐团的团长介绍我是演出的制作人，他看着面前穿着练功服和舞鞋的我，惊讶地脱口而出：“原来是个小毛孩呀！”当初在是否用现场交响乐团伴奏这件事上也是争议颇大，因为以往在慕尼黑大剧院时，习惯了所有的演出在乐池里坐着一百来号乐手，好像就是理所当然为我们演出服务的，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演出放录音会是什么样子。可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行为，即使是现在除了像中央芭蕾舞团和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国家团体拥有自己的乐团，国内大部分的芭蕾舞演出都是放录音完成的。我们的团队反复跟我强调，如果巡演中砍掉乐团的费用预算的压力将会降低一半。可是向肖邦大师致敬，我不能降低自己心里的艺术标准，我要把最好的呈现带给中国的观众，所以坚持要用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在整个过程中，我要去做好所有部门和演员的协调工作，除了舞台的演出制作，还包括宣传、发行、售票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事无巨细，所有的人都要等你来做决定，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冲着你来的，所以你即使是脱掉了几层皮，也不可能说太难了，我不干了，你必须得承担起这个责任，把事情推进下去。
我记得在演出之前，一个人在化妆间突然哭得泣不成声。那时候可能是觉得承受的东西太多了，跟自己以前只需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上台演出完全不一样。这次我的背后站着一个几百人的团队，他们在等着我做决策，而我又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大型演出，有那么多重要的人都很看好你，你不能让任何人感到失望。
中国人总说，要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可是我总是特别喜欢挑战自己，喜欢去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因为只有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你才能最大限度地超越自己，才可能更快地让自己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时有无数的小环节出现问题，都让我觉得快要走不下去了，可想起里尔克的名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一咬牙坚持就熬过来了。比如外籍演员在中国演出需要提前21个工作日报批的规定，如果我们拿不到批文，是不能开始售票的。21个工作日，加上休息日，基本上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团队里有70%都是外籍演员，因为第一次做演出没有这些经验，所以最后我们在上海大剧院的首场演出在拿到所有的批文以后开票，距离正式演出只有两个星期！而正常的演出是在提前三到六个月就开始售票了......所以，有太多的事情，可能很细小，都足以让你崩溃，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我特别感激当时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就没有《足尖上的肖邦》与观众见面的可能。
当我们《足尖上的肖邦》首演的时候，波兰驻华大使Tadeusz Chomicki先生上台发言，他说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就像是一个奇迹，而这是一块诞生奇迹的土地。如果这样的演出在波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备，是几乎不可能的。不仅波兰不可能，在德国也不可能。在欧洲的很多剧院，都是提前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已经编制好了所有的演出日程，你可能没有演员也没有剧院来安排这样的演出。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想要回到中国的原因，在中国即使你很年轻，也会有无数的机会，你喜欢挑战，这里就有最好的舞台，Flexibility是国内最吸引我的原因。我想，我可以回国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带给观众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我们把古典主义的肖邦带给了大家，也把带有民族艺术色彩的肖邦带上舞台，又融合了有爵士舞风格的芭蕾，甚至有肖邦音乐和空中芭蕾表演的结合，这样一个综合的艺术碰撞，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给国内观众呈现的是一个创新的艺术盛宴，在我们看了太多传统的《天鹅湖》之外，让他们看到艺术的各种可能，芭蕾的不同融合，这才是我想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而如果我当初仅仅在芭蕾舞团，没有去巴黎打开自己的艺术观念，我就无法实现这一切，如果我不是在中国，也很难这么快就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芭蕾作品呈现出来。
我一开始是在中国接触西方的艺术，后来又有幸走进芭蕾艺术的发源地，能够进入到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剧院的芭蕾舞团，能够接触到所有这些世界一线的艺术大师们，我选择离开舞团，在巴黎继续自己的深造，同时感受着各种艺术形式对我的观念冲击，带给我全新的艺术视角和感受，我当然希望把自己吸收的这些养分能够分享和回馈给我的祖国，让中国的观众，看到艺术世界里的更多可能性。
回到国内，我又做了一件让自己受益匪浅的事，引进并翻译了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的首部传记《我生命的乐章》。因为在慕尼黑芭蕾舞团的那段经历，让我有幸与大师在同一剧院共事多年，现在看来我们已是十多年的忘年交。梅塔大师的艺术成就不需要我更多介绍，他四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促成世界三大男高音的经典组合，在紫禁城与张艺谋导演携手创下太庙版《图兰朵》的演出盛况至今仍然无人能超越。但对我影响至深的，还是他对音乐事业的热爱与孜孜不倦的追求，年过八旬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舞台上。正如他所说，唯有热爱才能坚持！即使现在，无论在剧院的休息室，还是在旅途的飞行中，他永远不离手的是随时研习的乐谱，即便已经指挥过上百场的作品，他也希望在每场音乐会中有更新的突破。梅塔大师让我明白，艺术更大的使命是拯救苦难中的灵魂。当人们回顾20世纪音乐历史时，一定不会忘记1990年4月18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梅恩大会堂曾经的辉煌一页，二战后首次德国柏林爱乐乐团与以色列爱乐乐团在一起共同演奏了瓦格纳（希特勒最喜爱的音乐家）的作品，那一刻对以色列人民曾是痛苦的，可当梅塔挥动指挥棒的一刹那，所有战争的仇恨与苦难的记忆都在音乐中消融了，在场的两千多名观众无不心灵震动，有人评论说，在那一刻：“第二道柏林墙被推倒了!”
艺术是最好的文化沟通的桥梁。现在我们除了继续创作新的芭蕾作品，也希望挖掘更多中国文化的瑰宝与芭蕾相结合。每年我们会去西藏及边远地区给乡村教师们普及芭蕾艺术，并通过SisiBalletClub艺术培训平台给更多身边的朋友和家庭带去高品质及国际水准的芭蕾培训课程。艺术不应该只是一门技能，她应该是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沐浴阳光的一缕春风，她应该是可以陪伴我们终老的精神支柱。
对于昨天，我满怀感激；对于明天，我的羽翼才日渐丰满，将展翅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