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海外的科学家们，往往更能理解个人遭际与祖国命运之息息相关。心底那抹浓厚的家国情怀，那份富国强民的迫切愿望，牵引着他们从千里之外、漂洋过海回到“根之所系、心之所在”。身在祖国，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参与翻天覆地的大建设，去推动风雷激荡的大变革，去感受以己之力推动国家民族蓬勃向上的巨大喜悦。
２０分钟演讲，２０次热烈掌声，这是近日清华大学２０１８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１９７７级老校友管晓宏院士致辞时的场景。他追忆芳华、谈及“人生选择和选择人生”的智慧：上世纪９０年代，面对留美工作１０万美元年薪与回国任教３００块钱月薪的悬殊待遇，他毅然选择后者，因为“坚信个人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联”，而他的切身经历也证明了“选择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是正确的”。
放弃优厚待遇，学成报效祖国，这样的故事，每每读来总让人心潮澎湃。犹记新中国成立之初，那艘从美国旧金山出发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载回了梁思礼、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据粗略统计，截至１９５６年底，共有近２０００名科学家回国。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面对关乎切身利益的抉择：留在海外意味着良好的科研环境，衣食无忧；回归祖国则将面临接近于零的科研条件，与物资极其短缺的现实。几十年来，这样看似“不划算”的抉择，标定了一批批爱国者的人生轨迹，“报效祖国”似一种触动内心的力量，召唤一代又一代青年学成归来。
是什么促成了这样义无反顾的共同抉择？从一些“当事人”的话语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钢铁先生”柯俊院士直言，“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管晓宏院士坦陈，“在美国无论取得多少成就，但感觉总是在打工。”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当祖国弱小，无论个人能力多么出众，仍会遭受别人对弱国国民的歧视；当身在异国，无论成就多么卓越，只是为别国发展添砖加瓦。留学海外的科学家们，往往更能理解个人遭际与祖国命运之息息相关。心底那抹浓厚的家国情怀，那份富国强民的迫切愿望，牵引着他们从千里之外、漂洋过海回到“根之所系、心之所在”，争当民族的脊梁、甘做沉默的砥柱。
与祖国同行是光荣的使命，又何尝不是一份莫大的幸运？身在祖国，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参与翻天覆地的大建设，去推动风雷激荡的大变革，去感受以己之力推动国家民族蓬勃向上的巨大喜悦。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恰如一张白纸，每一笔一画的着墨，都能在大历史中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记。一吨钢，一艘潜艇、一架大飞机、一台对撞机，每一项成果在这片热土上的价值都远远大于西方，这份参与书写历史的荣誉感、兴奋感、成就感，当然远非在异国“打工”可以比拟。一个人能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变化相连，能为改变祖国面貌贡献力量，这样的机会，当然是一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