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七十多年的发展史，“注重人才培养”的传统代代相传。早年常书鸿先生从法国回来，向全国广招人才，开拓敦煌事业；段文杰院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不断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时至今日，一批批“敦煌人”坚守大漠半个多世纪，陪伴着莫高窟这座“历史的老人”。
敦煌研究院有很多“海归”，您看到的是其中三位的经历。回忆他们所处的年代，从西北大漠去往异国他乡留学深造的经历。讲述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从艰苦卓绝的地方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后，又坚定地回来，一生扎根大漠，还“乐在其中”的故事。
李萍·不忘初心
1988年5月8日，在日本神户大学，25岁的李萍第一天上学。
那天下着大雨，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结束在日本的交流活动，临回国之前，从东京专程赶来。他去拜访了李萍的老师，神户大学文学部教授百桥明穗先生。
“这个女孩不容易，是从我们敦煌千里迢迢到这来的，我们研究院十分需要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才，希望百桥老师尽力把她培养好，让她早日回国。”李萍回忆，当时，百桥明穗很感动，觉得院长这么忙，还能为一个留学生来拜访他。
那时，李萍租住在一个木材商的公寓里。段院长也专门去拜访了这位房东。他拿出一本敦煌的小画册送给木材商。
“30年前的那个时候，和今天没法比。在那之前，我只在北京上过几年学，没怎么出过门。”如今，55岁的李萍回忆那日站在雨里，看着段院长离开的背影，止不住泪目。
时间回到更早的1981年4月1日，18岁的李萍和其余22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坐着那辆贴着“欢迎新干部”的大客车上，驶向莫高窟外的敦煌研究院。李萍和爱人坐在车里，那时，他们彼此还未相识。
1981年4月1日，李萍(前排右一)与同事在莫高窟前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七年后，因有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所学日语的基础，敦煌研究院公派李萍赴日进修，在神户大学百桥明穗研究室学习佛教美术史。
李萍离开敦煌那会，她们喝咸水，住土房子。买一条连衣裙，都得托一百多公里外的柳园司机捎带，一条十几块钱的裙子，大家都看谁穿上合适。
到了日本，满街的百货商店、闪烁的霓虹灯、24小时便利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连衣裙、化妆品、零食，应有尽有。从人烟稀少的敦煌，李萍一下子置身在繁华的东京街头，有点眩晕。
“从这么艰苦的地方出去，很多人觉得是逃离了‘艰苦与寂寞’，可能不会回来了。”她说。
1988年，李萍在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留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中日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敦煌研究院和日本方面交流合作很多，迫切需要懂日语和佛教美术专业知识的人。
“当时出去，是敦煌研究院给我搭的这个平台。有幸能在段院长、樊院长等一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敦煌学大家的培养指正下工作，得到他们的呵护，真是太幸运了！”李萍说，老先生们对敦煌的挚爱，为年轻人争取来了这学习的路径，也在80年代，为他们创造了从中国跳到另一个国家的机会。
李萍坦言，在日本回头再看自己的国家，那种萌发的爱国之情，和对敦煌的思念，终身难忘。
当时，神户大学留学生会馆坐落在港岛上。神户港跟中国天津港常有货物往来，每次中国船只“鉴真号”一来，从会馆的窗外便能看到停泊在港口的船上，飘扬着五星红旗。
“看到国旗，想家，想亲人，想起院里工作和老院长对我的殷切期望。”她说。
有一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去日本开会，李萍陪同做翻译。机场送别时，樊院长对李萍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呢，在日本很多，但如果回到敦煌，你可就是宝贝了。”
李萍明白樊锦诗的期望。当时，神户大学有70多名中国留学生，很多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日本。1990年5月，李萍如期赶回敦煌，多一天也没待。回国后，她投入国际学术会议翻译工作。白天翻译会场报告，夜晚翻译两国老专家间的学术探讨。
两年后，日本政府援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招标、签约等事务繁杂，李萍担任翻译。自那以后，忙的事一桩接一桩，先后接待了很多如小渊惠三等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界的政要、名人。
1990年，李萍为段文杰院长做翻译。
后来，李萍从莫高窟接待部助理、副主任、主任，升任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主任。近40年来，她一直在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和数字展示中心，这两个弘扬敦煌文化的“大部门”工作，在莫高窟文化遗产管理和游客管理岗位，见证了莫高窟的开放历程。
进入中年后，李萍开始尝试利用日语能力和所学专业，翻译学术专著，翻译出版了《涅槃与弥勒的图像学》《犍陀罗美术寻踪》等，近100万字。
六年前，李萍被敦煌研究院评为研究员。这在全国文物管理领域，由接待岗位获得研究员职称，并不常见。
“最近，我还去了日本，拜访了曾经关照过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也都替我今天的发展高兴，我也觉得很幸福，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心。”李萍说，莫高窟成全了自己的事业、爱情和家庭。
李萍的爱人在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工作，女儿就出生在莫高窟。
孩子很小时，保姆抱着她，常坐在莫高窟前面的沙丘上等妈妈下班。女儿稍大时常常说：“爸爸妈妈，你们上班的地方，人太少了”。
女儿长大后，去了上海。李萍说，孩子这一代，想去人多的大城市。但现在，她又常打电话来要关于敦煌的书籍。敦煌研究院在上海的展览，也每次都去看。
每年大年初一，李萍都会带着女儿，走一遍莫高窟。
“在我们心里，莫高窟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巨人，他也存在很多身体上的问题，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她说，需要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全人类，拿出我们最大的智慧、虔诚和敬畏，去对待他、爱护他，才能把他永久保存下来。
赵声良·我们应该帮助她
比李萍小一岁的赵声良，20岁那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莫高窟。那是1984年。
赵声良从小喜欢画画、写毛笔字。大学时，也读过一些关于敦煌的书。大三时，他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研究院现在人才“青黄不接”，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
“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了。”赵声良西装革履，等待与记者相约的采访。他戴着眼镜，讲话温柔、和蔼，回忆起一些往事，总是像个孩子似的笑起来。
1985年，赵声良在莫高窟。
1984年夏天，来敦煌之前，他给段文杰先生写了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很欢迎，段院长说了很多鼓励的话。”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赵声良一直记得，在当时，他父亲一封接一封写信，劝他回老家云南。
怕自己毕业回家后被家人劝说下改变主意。赵声良索性直接背着行李，在北京站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火车到达兰州。在甘肃省文化厅报到后，又坐了近30个小时火车，到了瓜州柳园站。下车后等了很久，终于坐上从柳园发往敦煌的长途汽车。夜幕降临时，才进敦煌市区。
那时敦煌市很小，更像一个小镇，街上没几个人。下车后，赵声良拖着行李在街上不知去哪儿，路人都会朝他瞥一眼。“因为人很少，大家一看我就是外地人。”想起这，他又咯咯地笑起来。同时，樊锦诗正坐着研究院当时最高级的车，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大街上来回寻找赵声良。
后来，樊锦诗回忆说，当时，车站找不到赵声良，就坐着车在街上转转看。看着一个大学生拖着行李，就是他了，便喊上了车。
到研究院时，已过了饭点。樊锦诗给食堂打招呼，特意为赵声良留了一碗面。吃过后，带他去拜访了段文杰院长。晚上，樊锦诗领他到九层楼前的小平房，这里就是赵声良在莫高窟最初的“家”。土房子，土炕，土桌子，用纸糊着的天花板上，常常有老鼠在“群舞”。
次日清晨，他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洞窟。“比我在书上看到的图片、比想象中还美千倍万倍，真是太喜欢了。”赵声良说，到了敦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尽管那时房子地上的土永远扫不干净，只能洒点水压着，喝的大泉河的咸水，两个月来，不停地拉肚子。
两个月后，慢慢习惯了。但是，偶尔出差回来，又接着拉肚子。如此，反复一年后，赵声良才慢慢适应了。
“最初的一些年，生活很是清苦。但是，关键你很喜欢它，你看着那些壁画，很吸引人。研究它，找很多书看，当你了解一个壁画的内容，了解完了更有意思。”他说，色彩、人物形象、线条……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
那个时候，他们一群喜欢绘画的人，经常上洞子看。碰到不懂的就去请教老一辈的专家们，老先生们总是耐心讲解。
当时，研究院一共也就70多个人，大学生并不多。每年年底，段院长把几个大学生请到家里去，亲自下厨做菜，作为四川人的段老烹饪手艺极好，做一桌丰盛的菜，让大家美餐一顿。
1996年，一直在《敦煌研究》杂志做编辑的赵声良也赴日进修，为期两年。两年后，赵声良又自费在日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前后在日本待了七年。
1998年，赵声良与马世长、曾布川宽先生在京都。
赵声良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话对中国的学者刺激很大，都发奋努力搞“敦煌学”研究。“客观地看，当时确实不如人家。”他说，日本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印度、中亚的佛教壁画，而我们自己还没有一套更好的办法，深入研究、分析敦煌艺术各方面的特点。
2003年，赵声良从日本毕业回国，收到国内多所重点大学“橄榄枝”。“我又回到敦煌看了一下，两方面因素促使我留下来。”赵声良说，一个是作为学习美术史的他，敦煌是一份宝库，这里有完全第一手的资料，别人看不到的，他能看到。如果把敦煌做好了，那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在赵声良离开的七年里，敦煌研究院发生了很多变化。“看到樊院长(时任院长)，做了很多努力，她真的很了不起。”赵声良说，为了保护石窟，她有很多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比如，在2000年前后，全国很多地方搞旅游开放赚钱，樊院长顶住这个“思潮”，同时积极推动通过了《莫高窟保护条例》的颁布，这为莫高窟设置了相当严肃的“保护机制”。
2005年，赵声良在印度山奇大塔考察。
时隔七年后，赵声良重回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杂志当编辑部主任。1984年来到敦煌研究院后，到1996年去日本之前，他一直担任编辑。
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的成长，记载着赵声良的青春年华。只有一个老主任和他一个“兵”的年代，编辑部在敦煌，印刷在天水。每期都要坐30多个小时火车，把手写的稿子送去天水。
排版有时长达半年，排好后，印刷厂打电话叫去校对。赵声良又坐上火车去天书校对半个月。上车的柳园站是个中转小站，上车后基本没有座位，30多个小时常常全程站过去。
天水的印刷厂，在城郊的农村，周围连个商店也没有。有时看稿子忘了饭点，只能挨饿。到了晚上，实在忍不住，就去附近农民家里，用点零钱换一些吃剩下的玉米面馍馍充饥。
回忆这些往事，赵声良说：从个人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坚守大漠，是莫高窟本身，值得我们投入一辈子精力去为他做出牺牲。“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我们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他说。
赵声良说，作为中国人，我们这些人有义务守着她(莫高窟)，有责任把这个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保护好、研究透、发扬光大。
韩卫盟·我们是一粒沙子
2003年，刚刚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的韩卫盟和女朋友范丽娟，也来到了敦煌。
韩卫盟记得，上大学时，班里有个同学的爷爷是敦煌学大家史苇湘先生。小时候随爷爷在莫高窟待过的他，常常给同学们讲莫高窟的故事，也会拿爷爷写的书给同学看。
“慢慢就对敦煌很向往，尤其我爱人(当时的女友)，她特别喜欢这里。”韩卫盟说，毕业后，他们给时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写信，最终来到了莫高窟。
在此之前，看过关于敦煌的纪录片和电影，做好了这里条件艰苦的准备。“来了以后发现，条件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韩卫盟说。
韩卫盟来时，莫高窟九层楼前，曾经赵声良住的平房，早已改建成了陈列馆。敦煌研究院在三危山下，盖上了职工宿舍，食堂整洁干净，菜肴可口。敦煌县城也有研究院的家属楼，每日有通勤车接送员工上下班。
韩卫盟在美术所学习临摹。跟所里的老先生，学习练线条、写毛笔字。研究院对新人进行集中培训，老专家们带着韩卫盟等新人对洞窟逐一的看，做讲解，最后还进行了考试。
当时，美术所规定，新来的人都要去接待部当一年讲解员。韩卫盟放下手里的笔，每天带游客做讲解。闲下来，就背诵、看书，学习。
2012年，韩卫盟赴日。在日本的三年零八个月里，除了进修期，他还完成了日本画专业的硕士学位。
2016年，韩卫盟学成后回到敦煌。“去了国外，返回来再看敦煌壁画，你更热爱它，愈发感觉到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真的很伟大。”
韩卫盟有时也思考，为什么当年在法国已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常书鸿院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舍弃那些成就和生活，跑回来守在敦煌？
后来，他慢慢觉得，敦煌有一种“磁场”，是莫高窟这座宝库的“感召”，不断有人朝他赶来。“能来到这里，并且待下来的，心里是有种情结在里面。”他说：“一想起那些老先生，想起莫高窟，我们其实更是一粒沙子。”
2017年开始，敦煌研究院与腾讯集团合作，将在AR/VR、云计算、智慧旅游、游戏、动漫、音乐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数字丝路”上的文化保护与交流。
今年，韩卫盟和爱人参与该合作内容中的一项环节，172窟壁画的整窟临摹。他说，将要从172窟开始，大量调查完后会做出一个很小的色卡，将来要做出“敦煌色彩”。
韩卫盟说，其实，莫高窟每个时期色彩也在变化，只是她变得慢。“我们只是陪伴着，用手中的笔临摹它，记录下这个时代关于她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