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颂德简介：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1983年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获博士学位, 1986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专业为计算机视觉与图象处理。1983年-1986年在法国国立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任研究员。
1986年7月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国家模式识别重点实验室主任,副所长(1992-1997),所长(1997-2000)。1996年与法国国立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共同创建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马颂德任第一届中方主任。
2000年4月至2006年10月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现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回味四十年前，
与邓小平的历史性握手瞬间
10月30日，在位于中关村腹地的中科院自动化所，原科技部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马颂德早早来到自己位于顶层的办公室。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北京的第一缕晨曦中，开始了自己退休后井然有序的一天。
这一天的工作安排将从接受《留学生》杂志的专访开始。九点半左右，记者如约而至。这是一间朴素的办公室，墙上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邓小平与马颂德握手的照片。工作之余，他不时深情地凝视着它，仿佛四十多年前握手的余温尚存。这张对马颂德而言有着不言而喻的历史纪念意义的照片，拍摄于1987年，马颂德留法回国后第二年。
那一年，刚留法回国的马颂德正风华正茂。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与其他留学回国人员一起，在北戴河受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在与邓小平握手的历史性瞬间，他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与信任，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从内心油然而生。四十年来，这种震撼的感觉从未被时光冲淡，反而越来越强烈。
这一握手，漂泊海外的学子便算真正归家了。
这一握手，真正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内心从此有了踏实的感觉。
那时，年轻的马颂德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参与到一项划时代的伟大改革的洪流中来，并作为留学归国人员即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十年后，回味这个握手的历史性瞬间，马颂德内心有百种滋味翻腾。
这一握手就是四十年啊！
对于马颂德来说，邓小平最初的肯定与鼓励十分重要，给了他坚强的信念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十年来，作为新中国科技部副部长他鞠躬尽瘁，执掌863计划、973计划，用累累硕果奠基了大国科技腾飞的辉煌梦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科技突飞猛进发展，而马颂德是真正参与到这个建设洪流中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握手，这个中国人日常最普通不过的礼节动作，被赋予了最丰富的内涵，最隽永的意义。对于广大留学人员来说，这一握是饱蘸深情的信任。
可以说，那是来自党、祖国母亲的最初的接纳和肯定，是马颂德日后在科研上攻坚克难的所有勇气的源泉。
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
第一批留法“先遣队”排头兵
马颂德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法公派学子，改革开放给他的个人命运带来了深刻而又微妙的变化。
“你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很难想象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伴随着许多事情发生的，就像我所经历过的那些事”，一杯清茶，马颂德开始对记者娓娓道来。
“我于1986年回国，出国前我考上恢复高考后的中科院院自动化所的第一届研究生，随即赴法国巴黎大学读研究生。1979-1986年在法国学习和工作期间,曾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回国前任法国国立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马颂德说。
“我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留法的，也可以说我们这拨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最大受益者。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也是我留学三十九年，值得纪念。”
作为欧美同学会法比分会会长，他回首留学生涯不由得感慨万分。“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四十年前出国留学，我们是抱着多大的勇气和拨乱反正的决心，留学生作为撬动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人才杠杆，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马颂德说。
纵观中国的留学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跌宕起伏，每一次大的留学潮，都伴随着国内大的革命或改革的浪潮。纪念1978年以来留法四十年的历史，就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向改革开放致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颂德的个人命运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其波峰和谷底都和国家命运同频共振。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的序幕。马颂德正是这千千万万留学大军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其个人留学和回国案例经历具备鲜活的史料研究价值。
1963年，17岁的马颂德考入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8年毕业后，正值文革动乱，他被分配到山西农村劳动锻炼近两年，又在北京燕山石化总厂第二化工厂（向阳化工厂）当了七年工人，工厂艰苦的劳动中他没有放弃学习。命运的转折点在1977年到来，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马颂德感到“巨大的振奋”。当时报考名额只有5个，却有1200人竞争，马颂德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考上了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生。
后来又传出有些人将直接派到国外去，“考上自动化研究生的前十名，再考一次外语，被选派出国”，这是马颂德之前想都没想过的事，而命运之神的垂青总是在猝不及防中到来。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听取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并谈到派遣留学生问题时指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规模，“要成千上万地派。”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大标志性的事情，反映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的转变。”四十年后，马颂德分析说。
就这样，他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走出了国门，成为“成千上万”留学大军的一员，就像蒲公英的种子被撒向了世界各地。
而去法国也纯属偶然，也不是来马颂德原本规划好的。怎么就到了法国呢？可以说，有偶然也有必然。78年中法科技界开始交流，中法之间的科技交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早的，中国签订的第一个科技交流合作协议就是跟法国。
当时，正好巴黎大学西蒙教授来自动化所做讲座，他对马颂德敞开了友谊的大门，“来法国吧，来我们巴黎大学。”法国人对中国人极其友好，是令马颂德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于是，32岁的大龄青年马颂德便临时决定去法国。“法语从零开始学，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培训了三个月。”来法国第一年以考试居多，上课都是法语，考试难度高，考的不好的话起码有一半的人不能继续上了。“大家都非常珍惜，拼命刻苦学。”
后来，包括马颂德在内的大多数留法学生第一年都顺利通过了考试。在那样一个历史形势的倒逼下，人的潜能被激发到极限。
“经过十年动乱，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机会到国外上研究生，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每个人一定会迸发出自身最大的能量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个人发展机遇，也是国家重大的新机遇。”马颂德说。
早期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训练，也给马颂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虽然有基础也学的蛮辛苦。”在法国留学一年半后，马颂德取得了博士生奖学金，“实际上，我拿国家公派的钱就一年多”，这证明中国人很有能力，只要给机会就行。
1983年，马颂德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1986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84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马颂德取得了最佳论文奖和最佳技术奖。“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没有了，许多留法的老前辈只有极少数人取得法国国家博士，这是法国的一个传统。”马颂德说。
在国外，马颂德体会到的一个切实的好处是，“你正在做的研究是全世界同步的，发展水平都差不多，完全是开放的一起交流的”，这对当时处于封闭的中国想象不到的，在国外大家都是在交流中共同发展的。”
而亲眼目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让马颂德不胜唏嘘感叹。
“我记得很清楚到法国是十二月份，马上接近圣诞节，国外大商场都是富丽堂皇，一看琳琅满目什么都有。而中国商品还停留在配给制阶段，商品不流通。如果不是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本来有很好的发展机遇。”马颂德说，“当时给我的冲击真的特别大”。
改革开放以来，这四十年来的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把我当时在法国看到的第一眼印象完全移植到中国来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比如说今天的北京上海，跟发达国家的那样一种繁华景象其实真的差不多。”
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更让他坚定了信心，“中国的大趋势一定是往上走的，虽然有过一段逆行道，大家都没失去希望。”
回国报效祖国，成科研“中流砥柱”，
挂帅863计划、973计划
用马颂德的话说，回国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
“当时，国家实验室的概念刚刚提出来，中科院正筹备一个国家识别模式实验室，清华也希望我回去做实验室，”回首当初的选择并不后悔，国内的机遇其实一点不比国外少，而国内提供的舞台其实更大。
1984年，国家开始在大学和研究所筹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1985年国家计委批准在自动化所筹建国家模式识别重点实验室，1986年马颂德回国后担任国家模式识别重点实验室主任，从事计算机视觉的研究。
这个舞台足够广阔，足以让心怀凌云之志的马颂德驰骋万里、施展才华。
在良好的研究条件支持下，他和同事们在该实验室建立起了计算机视觉与计算机汉语语音识别的系统研究。十多年来，在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973计划）和少量863计划基础性研究项目的支持下，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与重大国际会议上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
实验室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回国工作，形成人才磁场聚集效应。后来建立了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参与欧共体第五研究框架计划的研究项目。
由于回国后长期努力促进中法科技交流和合作，2000年法国政府授予马颂德法国国家荣誉勋章。
在马颂德看来，自己的个人命运的确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定在一起——“国家也在发展，我们自己也在发展，这是完全合拍的。”
1986年3月3日（后称863计划就是因为它起始于86年3月），四位德高望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集体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中国自己的高技术发展计划。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两天后即做出果断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7年初863计划开始实施之际，马颂德是863专家委员会中唯一的40岁以下的成员，也是唯一在改革开放后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成员。国务院领导接见时问，你们中间有没有40岁以下的同志？人群中只有马颂德一人把手举了起来。
“那时我回国刚几个月。从那时起，我的回国经历就与中国863计划结下了不解之缘。”马颂德回忆说。
当时他正全身心投入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对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的国家863计划一无所知。“我对国内的科研体制与科研状态也没有很多了解。但我在国外从事的是称为“计算机与机器人视觉”的高技术研究，与863计划中自动化领域的研究目标比较接近。”马颂德说。
1986年，从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国外顶尖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回国的年轻人还很少，马颂德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有幸被科学院推荐，成为正在组建的863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后选人。
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并任“国家科委高技术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863工作的朱丽兰对马颂德有着很深的印象。
“记得朱丽兰副主任讲到，要选“将帅之才”，使我有点惶恐不安，因为我自知只是在一个很窄的专门领域从事了几年的研究，还根本谈不上“将帅之才”。”马颂德谦和地表示。
“可能是考虑到年轻化和吸纳一些当时还很少的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参加，我还是被选上，成为了第一届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
1987年到1993年，马颂德连续任三届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这期间，马颂德和同事们深入到企业基层，切实了解需求。“把中国高技术发展与产业发展密切结合的做法，值得今后从事863工作的科研人员学习，也特别值得刚从国外回来投身到中国科研事业中的海外学人深思与学习。”
“许多人问我，你参加863工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我认识了许多老一辈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建立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基础。从物质上看，他们得到的，远远小于他们的奉献，他们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脊梁，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和精神源泉。”马颂德说。
致力科技产业化
奠基大国科技腾飞梦想
1998年，马颂德作为首席科学家申请到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的第一批课题，“这是我回国后申请的最大的项目，973项目是国内基础研究中资助强度最强的，”
马颂德原以为可以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安心地做一段时间研究，然而，像是命运的特殊安排，他又回到了当初回国时的起点，重掌863计划。
2000年4月，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任命为科学技术部副部长，主管863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国际科技合作。
迷恋于静心地读书与学习的马颂德自诩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对于到科技部当官这件事，他甚至曾经为此苦恼过。但是当他再一次接触到国家863计划的管理工作后，又一次被它的巨大的历史责任所震撼。
邓小平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下，863已成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它代表了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口浪尖。
“在这风口浪尖中的我，恐怕再也回不到我那平静的书桌边了。”马颂德感慨。在履职期间，他较大力度地完善了专家管理体制，建立了监督机制。
在诸如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高速信息网络、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系统、电动汽车、新材料、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基因工程药物等一大批世界公认的高技术领域，由于或部分由于863计划的支持，中国已经在世界占一席之地。
新的863计划不仅在体量上有很大增长，而且在诸如微电子设计与制造技术、基础软件、新一代显示技术、移动通信、超高速网络技术、微纳米技术、电动汽车、新一代核能技术、功能基因研究、生物芯片与基因药物等等都得到了大大加强。
屈指一算，回国已匆匆39载。马颂德与中国高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不尽的梦。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863专家委员会和专家组中，大多数成员都是40岁左右的中青年，并且都有在发达国家学习与研究的经历了。也许，他们也像马颂德当初一样，还需要学习与提高，需要不断从老一辈的科学家那里，吸取经验和继承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
东方壮阔潮，时代的风帆已经扬起。
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辜负祖国与人民的深切期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腾飞，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