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陆建非,上海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

编者按: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提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一锤定音,启动了留学大潮。此后40年,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归去来兮,始终不忘“索我理想之中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属于他们的精彩。

1986年,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场大考:公派留美考试。学校委托英国文化协会出题并阅卷。开考后一看,仅是一道作文题,题为“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厨子多了煮坏汤)。外语系有40多位教师参加,当年我还是个小助教,抱着“碰碰额骨头”的想法,重在参与吧。不料,超常发挥,撞上了大运,1988年,我被公派去了美国纽约大学留学。

纽约大学建于1831年,是一所赫赫有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被列为美国新常春藤大学之一。当时我国经济条件不太好,学校仅给我买了张单程机票。到纽大后,通过面试,我得到了汉语课程兼职教授的职位,这样就可维持留学的基本生活了。

公派时间有限,留学对我而言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纽约大学对所有学生都采用一把尺子,留学生没有任何照顾或优惠政策,这是一个压力和动力并存的倒逼机制。我时常彻夜不眠,为了一次测验,一场讨论,或一个演讲,费尽心思,反复演练,毕竟我们是外国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

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纽大老师的教学方法。他们不是指挥者或控制者,倒更像是一个学伴儿。他们十分注重学生或团队之间的互动和辩论。西哲贤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常在大街上跟人雄辩,西方人之所以敢讲善讲,就因为他们代代沿袭着一个崇尚论辩的传统。这样的课堂氛围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动力,同时也看到了差距。纽大注重的是你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观点、有没有不同意见,能不能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次,在英语语法课上,教授让我们每个学生出四道自认为有价值的语法题,然后她整合了一下,选了六道题作为期末考卷,其中有一题就是我出的。这种教学模式激发出学生的创意和主观能动性。

我们那个年代的外语教学强调语法和背诵,而纽约大学却非常注重阅读,除了几本厚厚的必读的经典专业著作外,各科教授更是开列出一长串参考书,让你在课后除了看书,还是看书。魔鬼式的阅读训练确实让人有点招架不住。疲惫瞌睡的时候,我就用冷水冲一下脸再继续看书,渐渐地就练出了阅读的速度。

写作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更是严峻的挑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使人精确。在纽大,几乎所有的作业都是写短文,随笔,要写得准确、得体,而且要快,绝非易事。那时的美国就已经使用电动打字机了,写文章很便捷。持之以恒,渐渐地就适应了,愿写勤写并乐写,英语写作能力就有了飞快地提升。

1991年,我如期毕业,打算让妻子来纽约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一起回国。当时女儿只有3岁,压根儿没想到美领馆签证官执意要我女儿与她母亲同行,说是孩子太小,不该单独留在家里。于是母女俩破天荒地匆忙合拍一张照片、共享一本护照和签证,来到了纽约。不少同事、朋友和美国老师曾反复问我,是否想过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我明确回答:没有!履行公派留学协议,确保两校合作项目能继续,仅此而已。选我汉语课的学生知道我要回国,觉得很意外。有一次在课堂上操练“难道不……”这个句型时,一个美国学生问我,“陆老师,难道你不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吗?”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一愣,停顿了三五秒,我答道“只要生活充实,故乡的月亮最圆。”我故意用上了前一节课教过的句型“只要……”不仅温故知新,而且说出了心里话。

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30年前盖有留美J1签证章的公派护照,还有那本妻女合照共用的特殊护照。3年留学经历,深刻影响着我之后几十年的教学思想和研究方向。我一辈子与中英两种语言打交道,既为饭碗,亦是兴趣。耳顺之年顿悟:英语于我是敲门砖,中文于我才是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