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顾明远先生差不多有近30年了，这是有幸被顾先生引领着、提携着前行的30年。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苏州大学的一位年轻教师，受日本国际教育学会委托，在苏州举办一个以“迈向21世纪的国际理解教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为了能把大会开好，日本朋友提议邀请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到会上作主旨讲演。我以初生牛犊的勇气给顾先生去了一封信，没有想到，顾先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不仅准时参加会议，作了一个精彩的主题讲演，而且为我们的会议论文集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有了这一次交往，与顾先生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对他的敬畏感很快变成了亲切感。当时，我与日本的一位学者交流时，提出编写一本以编年体方式比较世界教育发展历程的《世界教育大事典》的动议。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靠我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无疑是力不从心的。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邀请顾先生担任主编，主持编写工作。
那个时候，顾先生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刚刚杀青，他和夫人周蕖老师刚刚可以喘口气，不太想接受任何新的任务。但我对他说，虽然我国关于教育辞典类的工具书不下十种，更有许多教育史类的学术著作和参考书，但是用事典的体例来研究比较教育，还是第一次。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开创者，领衔这一庞大的工程，非他莫属。我告诉他，我会全力以赴协助他工作。为了他心爱的比较教育，为了支持年轻人的行动，他和周老师又很快被这一项新的大工程“缠”上了。
1995年，我们正式成立了以顾明远教授为主编、国内著名比较教育专家任分卷主编的编委会，我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担任全书的副总主编协助顾先生工作。为了能够高质量地完成这一规模较大的编撰工程，编委会分别于1996年、1997年、1999年和2000年在苏州、无锡、上海等地四次召开编委会成员会议，对《世界教育大事典》的选目标准、各卷分工、编排体例以及撰写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制定了严格的编写方案。
在顾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和编委会的精心组织筹划下，全体撰写人员经过近4年的努力，这部收集条目近4000条，时间跨度从人类社会最初有记载教育活动开始，一直到1999年为止，条目内容约涉及近百个国家，分别按照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以及国际的顺序进行排列的《世界教育大事典》，终于在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之时如期付梓出版，并且获得了国家图书最高奖。
按照我和顾先生的约定，我本来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协助顾先生做更多的审稿统稿工作。但是1997年底，我担任了苏州市政府副市长，在民主党派也有不少党务工作，所以非常惭愧的是，大量的学术工作最后还是落到了顾先生和周老师的身上。记得在无锡召开审稿会议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冲突迟到了半天被一位资深教授批评，说我让顾先生和周老师受累了。顾先生却笑着说，我们要支持永新同志的工作，他的本职是政府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
在我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顾先生给了我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与支持。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我们苏州市政府与中国教育学会、江苏省教育厅，举办了“21世纪教育论坛”，讨论教育国际化、数字化与基础教育问题。由于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受到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好几集。
后来，中国教育学会又在苏州市召开了第19次学术年会，民进中央和叶圣陶研究会也在苏州开了海峡两岸教育研讨会。顾先生每次都鼎力支持，拨冗参加。其实那个时候，顾先生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但在我们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心中，他就像一个邻家大哥，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充满活力，根本没有感觉到他的年龄。
2007年底，我从苏州调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担任专职副主席。让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的是，顾先生与民进中央也有着不解之缘。这不仅仅是因为民进是“教育党”，70%的会员来自教育界，而且民进经常与他担任会长的中国教育学会联合举办各种活动，更重要的是，周蕖老师的父亲周建人先生，曾经担任过民进中央主席——原来顾先生有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岳父。我到民进中央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2013年初，顾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批周建人主席的文物准备捐给民进中央。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同志，严主席高度重视，会同民进中央驻会主席班子全体成员参加了捐赠仪式。顾先生将周建人的部分遗物（包括国外元首赠送的玉器和刺绣等）与部分图书、文稿等赠送给民进中央，其中包括一本德文原版《共产主义宣言》和周建人的读书笔记《读共产主义宣言》等，书里的每一页都有周建人亲笔书写的读书笔记、批注等。
顾先生在捐赠仪式上介绍说，周老生前有一个愿望，准备重译《共产党宣言》。他认为现在的译本有许多误译，特别是书名应该译为《共产主义宣言》更恰当。周老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对照英文版、德文版，对中文译本进行批注、校订，后因眼底出血，双眼几近失明，愿望未能完成。这份遗作中就有他在德文版上的亲笔批注和中文本的亲笔校订。顾先生还讲述了周老许多严谨治学的故事，不仅让我们对民进老一辈领导人的风范与品格更加崇敬，也对顾先生的高风亮节更加感佩。
顾先生为人低调随和，谦逊慈祥。在北京，我们经常同时参加同一个活动，每一次与他在一起，他总是特别照顾我们年轻人，让我们先说，大胆说，让我们很放松，很自由。2007年底，我参加了他主持的中国教育学会的学术年会，在会上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当时有人提醒我说，教育部有领导在场，不能够讲“过头话”，但作为学会会长的顾先生却对我说，还是实事求是说，学术会议就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还夸奖我讲得对、讲得好。
2011年，在16卷的《朱永新教育作品》出版前，我不揣浅陋地请顾先生撰写序言，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很快就发来了数千字的序言和自己的电子签名。顾先生在序言中讲述了我们交往的许多细节，谈到我“旺盛的精力和乐于奉献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评价我的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理论有实际，平易近人，用广大教师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出具有教育科学规律性的理论，案例中含有教育的哲学。广大教师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所以他的书会拥有众多的读者”。后来，这套书被麦克劳希尔教育集团翻译成英文出版，成为中国教育家著作输出海外规模最大的作品。2016年2月27日，出版机构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出版座谈会和全球首发仪式，顾先生又抱病参加了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30年中，和顾先生的每一次交往，都清晰如昨。顾先生就是以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一直提携和关怀着后辈的成长。
2017年国庆节，我向顾先生祝贺节日，同时发去了自己的一首六十感怀的打油诗：“人叹白发染双鬓，却喜平和耳顺年。人生百年刚过半，明月照我耕梦田。”顾先生很快回复：“怎么你已到花甲？我觉得你还年轻，不过这个年龄现在还算壮年。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想起顾先生60岁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呢。只是，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心系教育，情牵教育，孜孜以求，不忘教育，顾先生和我因教育而起，为教育而行。比如今年两会前，顾先生联系我，希望我在会议上能够提一个关于“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的提案。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上提过相关建议，刘延东同志也很赞成，在2011年还给总理写过信。不久，他还专门发来了相关资料，我在此基础上，通过调研提交了关于建立国家教育博物馆的建议。
我在提案中对建立国家教育博物馆的教育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进行了阐述，提出建设中国教育博物馆能够温故知新，促进人们在教育上继往开来的探索；建设中国教育博物馆对于认识中国教育的传统,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承的历史,进而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底蕴，对于增强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通过博物馆的传播教育功能,可以更好地展示和传播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理念,发挥对社会良好的引导作用，凝聚全社会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共识，共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文化。顾先生对提案的内容表示赞同，在两会提出以后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的筹备组通知我，10月13日，将在北京召开“中国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年暨顾明远教育思想研讨会”。我当即表示会争取参加。但是，回来一查时间安排，与我主持的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家校合作经验交流会时间冲突。我电话向江苏方面请假，但他们说这个时间是多方反复商量确定的，江苏省有关方面也做了全面的安排，又是我主持的工作，无论如何也要请我参加江苏的会议。
我知道，这次顾先生的教育思想研讨会不仅仅是一个研讨会，也是为顾先生90华诞庆生的活动。作为晚辈和学生，作为一个受恩受惠如此多的学者，自然应该参加。但是忠孝不能两全，我只能向顾先生和组委会请假。2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教育的“大哥大”》，描写了我眼中的顾明远先生。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但我们总认为他好年轻。20年后的今天，顾先生已经是鲐背之年，他依然激情澎湃、思维敏捷、青春依旧，依然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作讲演，依然在各种活动上做嘉宾，根本不像是一位90岁的老人，而是一棵中国教育的“不老松”，伫立在高山之巅，扎根深远，思想青翠，可钦可敬，又可亲可近。
顾先生的人生已是一本丰厚的著作，字里行间记录着他的梦想与探索，书写着中国教育的明亮远方。有思想又有梦想的人永远青春不老，不老的顾先生正在以智慧继续为中国教育激扬文字，我无限期待先生书写的新的篇章。
（作者系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苏州大学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教育报》2018年12月10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