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王辉耀,1958年7月,生于成都。

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侨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顾问。

曾任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客座教授等;曾任国家经贸部官员,跨国公司高管,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

出版中英文研究著作50多部,学术文章近百篇。

封面新闻记者张路延摄影忻晓松

王辉耀的人生有很多个“第一”。

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的大学生。此后,又是中国最早留学海外的MBA、第一批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最早一拨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较早一批回国创业的海归、较早创办国际化社会智库……

而这些“第一”的背后,正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历程,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要做贡献,还是回国好”……

王辉耀把他有着相似经历的77、78、79级“那三届”,形容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他们这一代,正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推动者与捍卫者。

插队与高考

“我知道,我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王辉耀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但这个梦,却提前中止了。1976年,高中毕业后,他带着一床铺盖卷儿和简单行李,来到了成都金堂县龙王公社插队。

“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干活路,晚上10点才收工;每月配半斤煤油,晚上想看个书,灯芯都不能挑大了;乡村都是土路,下雨天,道路特别泥泞,鞋都穿不稳,只能光脚走,脚趾拇还要抠住地面,不然人就要滑倒。”

回忆这段时光,王辉耀说,虽然条件艰苦,但“知识改变一切”的信念,让他始终抱有对知识的渴望,也让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夏天蚊虫多,我就穿长衣长裤;冬天冷,我就喝辣椒水。”

除了坚持读书外,他还坚持听广播、看报刊,“我每天都要走三四里地,去公社取我订的《参考消息》,每天晚上还要坚持收听英语广播讲座,听完了四川台英语讲座,接着就收听贵州台、云南台的。”

很快,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7年10月12日的晚上,我在小茅屋中,听到了公社大喇叭传来正式恢复高考的消息。当年12月份就高考,我当时真的是欣喜若狂,非常激动,我知道,我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在王辉耀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内恢复高考和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他们整整一代人。

“只有两个月就要考试了,虽然我没有停止过学习,但觉得时间还是不够。”王辉耀说,在比较文理之后,他觉得还是文科更适合,一来是有文科功底,二来一直在坚持学英语。“高考的时候,我赶了30里地,去一个镇上的学校考试,考了两天,但是心里没有底,总觉得自己考砸了,这次可能考不上。”

后来的结果证明,他有些过于担忧。虽然录取率非常低,但多年来的自学积累还是让他脱颖而出,高考不久后就收到了入学体检通知书。

王辉耀说:“我们要去60里外的金堂赵镇医院体检,我借了辆自行车,飞快骑了过去,当时还是非常紧张,生怕考试过了体检过不了。因为紧张我害怕血压测出来会高,便灌了一肚子凉水,还好一切都很顺利。随后,又去成都参加英语口试,最后还和老师有一个面试,一关又一关,感觉有点像过五关斩六将。”

最终,王辉耀收到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期待的结果,但也是另一个期待的开始。

大学与留学

作为中国留学生,他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如果说王辉耀插队时期的勤学,是自我追逐,那等到他读大学后,看到的则是这一代人的追逐。

“每天天不亮,你就会被读英语的声音吵醒。我们77级很特别,有些人已经工作5年,甚至10年,学生最大年龄差可以相差20多岁,大家对这个学习机会都很珍惜,读书都很拼命,谁也不愿意落后,你六点起床,我就五点半起床,读书到晚上一两点钟是经常的事。广州夏天蚊子很厉害,我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裤,全身大汗,都还是在读书。”回忆当年的大学生涯,仍能从王辉耀的言语间感受到那份学习的激情。

大学时期,王辉耀品学兼优,毕业后就捧上了“铁饭碗”,被分到了人人艳羡的对外经贸部。当时王辉耀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工作,比如接待外宾、参与谈判、制订政策等,而这也让他看到了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距。

在不断的对外接触中,王辉耀决定放弃“铁饭碗”,出国留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不懂学校那些,只能去图书馆里看,当时北京图书馆有一本世界各国大学的名录,我想办法办了一个借阅证,然后看到了一个加拿大的大学,就去申请,结果成功了。我选择的专业是MBA,应该算是很早一批出国学习MBA的留学生了。”

和如今不同,当时中国人出国留学,还是比较稀有的事情,而他金发碧眼的同学总是会问他,中国有没有飞机、有没有电灯之类的问题,“当时外国人看中国,还是有很多偏见。”

这些认识理解上的偏差,也让他在勤学的同时,尝试着去弥合这种偏差,比如做有关中国的讲座。同期,他也在思考着,作为中国留学生,如何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通常中国留学生会选择打工,去餐馆洗盘子,王辉耀则另辟蹊径,“留学生不要去洗盘子,要去干能写上简历的工作,哪怕报酬很低,但经历的财富是无价的。”

他通过查询资料发现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某位负责人在中国香港工作过,就给对方发出了求职信,并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回应,进入这家银行工作。

也是巧合,当时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也在这家银行实习,“我们每天在同一个餐馆吃饭,一起工作、聊天,当时大陆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李嘉诚。”

他还曾“零报酬”接受了一个陪同中国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的工作,后来才知道,那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时任天津市副市长李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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