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读硕士之时,到国外留学过一段时间。起初,我被国外浓厚的科研氛围所吸引,但到了后期,随着国内愈发重视科学研究领域,倾注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对前沿科学的投入,我意识到,现在是最好的时间,我需要做出最好的选择!

2005年,我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当时身边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毕竟在国外我能使用到顶级的实验室设备,加上得到有资历、有威望的老师的指导,使得我也成为了校园内的“明星”学生,拥有一条清晰的职业发展轨迹。但我认为此时国内的生物医药领域具有巨大的研发空间,抱着满腔热情,我回到了祖国,希望通过我的研究成果,对国内的体系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对国家的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回国后,中央提出要在生物方面做科技改革的尝试,国家投入巨大的资金扶持。我和学生们一起学起,不断探索,研究通过干预手段,减少抗癌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增加抗癌治疗的效果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这些成果逐步得到国际上的高度关注。我深刻地领会到,科学工作的前进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要不断地思考,学习新的领域、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才能有所建树。

“70后科研工作者应该有领跑世界的眼界”。我一直这样认为,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接受的教育比较系统化,并且很多人都有出国留学的背景,这些人也大多活跃在前沿科学的研究领域上,和全世界相比,我们没有劣势,我们拥有一个踏实的学习环境。加上如今的国际无障碍化交流体系,在国内和其他国家从信息获得角度看,没有本质的差别,加之国家在科研上给予的空前的支持力度,我们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责无旁贷。

目前,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尤其在生物基础医学的研究发展上非常快,这个速度领先于绝大多数国家,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的起点相对较低,还有很长的发展空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文化和逻辑等多方面的转变,我们既要骄傲,也不能过度骄傲。做研究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要有高远的目标,就好比爬山的目标定在了2000米,那就很难攀登到6000米的山峰,从求学到职业发展,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不能给自己寻找“舒适区”,要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作者系北京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