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备受关注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获得。
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左）颁奖。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人同为江苏人：刘永坦，82岁，江苏南京人；钱七虎，81岁，江苏昆山人。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习近平深谙科技与强国的关系。
今年大会有两个地方打破常规：
一是：习近平为两位最高奖获得者颁发奖章、证书，并请两位获奖者到主席台就座。
二是：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设立之初的500万元调整为800万。
我们发现，这两位科学家的人生轨迹很相似：
他们分别出生于1936年和1937年，那时的中华民族处于一个风雨飘摇、饱经战乱的年代；
他们也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在哈尔滨就读大学，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们对科学知识如饥似渴；
他们也分别到英国和前苏联留学，回国后，他们都立下宏愿，让中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实现从无到有、世界领先的飞跃。
他们的求学路、科研路都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心中深藏着强国强军的梦想。
1
钱七虎：铸牢“地下钢铁长城”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血腥的战争逼迫邻近的江苏省昆山县人民流离失所。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钱七虎在逃难途中的一艘小船上出生，因家中排行老七，取名“七虎”。
在抗日战争的枪炮声中，钱七虎渡过了穷苦的童年时期。社会动荡，7岁丧父，家里子女全靠母亲摆小摊维持生计，他置身于当时的家国，饱受战乱带来的困扰。
他说：“我的童年、少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看见过我们的抗日游击队员被日军打死，放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这都是经历过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国家不强，我们军队不强，所以受到了侵略。”
解放后，依靠政府的助学金，钱七虎完成了中学学业。强烈的新旧社会对比，在他心中深深埋下了矢志报党报国的种子。
钱七虎
1954年8月，钱七虎迈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成为哈军工组建后招收的第三期学生。
1960年，钱七虎又被选派到前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深造。1965年，钱七虎学成回国，获得工学副博士学位。根据组织安排，钱七虎担任了原西安工程兵工程学院教员。从那时起，为国家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他毕生的事业追求。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那个年代，我国面临严峻核威胁环境。在钱七虎看来，如果说核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
“防护工程是我们国家的地下钢铁长城，‘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升级。”从那时起，为国设计打不烂、炸不毁的“钢城坚盾”成了他一生未曾动摇的目标。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空军飞机洞库防护门的相关设计计算均采用手算的方式，计算精度差，效率低。钱七虎率先引入了有限元计算方法，加班加点翻译整理出了十多万字的外文资料，通过当时中国最大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计算，圆满设计出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机库大门。
“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特别是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精确制导钻地弹，给防护工程造成了巨大威胁和挑战。
为此，钱七虎决定开展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的系统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已解密公开的前苏联地下核试验等大量资料，经过近千次细致的推导计算，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10多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为我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作为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的引领者，钱七虎用毕生心血，为我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立下了不朽功勋。
作为多个国家重大工程的专家组成员，钱七虎在港珠澳大桥、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能源地下储备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并多次赴现场提出关键性难题的解决方案。
如今已经82岁的钱七虎，全年三分之二的时间依然活跃在多个重大工程的现场，积极为决策部门出谋献策。他说，地下工程复杂多样，对于工程的难点研究透彻、对策考虑充分，才能保证工程的顺利建设：“不到现场去，凭拍脑袋凭过去的经验、凭别的地方的经验来解决这个地方的问题，就要出漏子的。面临我们地下工程，是个高风险工程，要有敬畏的心态，树立一个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才能建设好。”
【钱七虎与南京长江隧道】
2002年，钱七虎提出在长江上修建越江隧道。两年多后，南京长江隧道纳入南京“五桥一隧”总体规划。作为专家委员会主任，他也深知肩上责任之重。
南京长江隧道是当时已建的隧道中所经地质条件最复杂、技术难题最多、施工风险也最大的工程，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隧”。如何进行隧道掘进，确定工程建设方案，是钱七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开始，设计单位提出了用“沉管法”，钱七虎却认为用“沉管法”存在安全隐患。
“由于三峡水电站的修建，泥沙含量将大为减少，长江中下游冲将大于淤。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江水冲刷，冲淤平衡被破坏，下游的管道就会露出江底，‘沉管法’隐患太大！”钱七虎说道。
为此，他建议采用盾构机开掘隧道。改用盾构法，运用直径14.93米，近5层楼高、长130余米的盾构机，在长江河床底下，开凿南京长江隧道，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盾构机面临长江如此复杂的地质环境，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2008年8月，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盾构机掘进第659环时，因刀具、刀盘磨损严重，盾构机突然停止工作。这个庞然大物静静地待在长江下面的岩层中。
盾构机罢工，隧道施工搁浅。一夜之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远在某电站的钱七虎当即表示“工程绝不能报废，更不会‘烂尾’，我们一定能解决。”
在钱七虎的建议下，磨损刀具更换，刀盘修复，国内厂家对刀具进行自主改良。改良后的刀具性能大幅增加，南京长江隧道掘进历经磨难，再次启程。
2010年5月28日，南京长江隧道在历经5年的建设之久后全线通车运营。作为中国长江上隧道长度最长、盾构直径最大、工程难度最高的工程之一，南京长江隧道获得鲁班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10多个奖项。钱七虎被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南京长江隧道工程建设一等功臣”。
2
刘永坦：为祖国海江雷达打造“火眼金睛”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南京。
“我家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逃离的南京，如果晚一点我们都没了。”国家蒙难，民何以安？出生不到一年，他就随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涯。父亲常常告诉刘永坦，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工大。1979年6月，刘永坦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通过在英国的科研任务，让刘永坦看清了现代雷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中国必须要发展新体制雷达。
刘永坦
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都有重要作用。
1981年的金秋，进修结束后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带着梦想和信念，他满腔赤诚地开始向哈工大、向国家有关部门宣讲他的“雷达故事”。为此，他一年有200多天在外出差。但很多人不信，当时，“新体制雷达”还只是一个概念，国外也没有做成。
“美国做出来了么？英国做了么？”这是刘永坦被回问最多的一句话。
除了基本思路外，刘永坦找不到参考资料，更没有相关技术可借鉴。很多人认为刘永坦的“雷达故事”听上去很美好，但希望很渺茫。好心人劝他，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
1982年初春有了转机，刘永坦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详实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大胆设想。预研部门当场拍板支持。在这一年，刘永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有厚厚的六大本。1983年夏，方案评审会开了整整4天，最后与会专家们一致通过。有两位与会的知名老专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如此详细的论证报告了！”
刘永坦心中已萌生出一个新的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快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开始：
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为研制成完整的雷达系统而奋力拼搏。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建成。1990年4月，雷达站完成了整机调试。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1年,刘永坦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
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韩杰才感慨，若不是刘永坦当年“破釜沉舟”的决心，就没有如今这支“雷达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