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汤敏,1953年12月出生,经济学家。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他长期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曾为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2011年4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汤敏戴着眼镜,温文尔雅,有一种浓郁的学者气质,不管身在何处,始终不忘“留学报国”,是中国海归人才的杰出代表。
汤敏是一位时刻观察、思考着的经济学家、教育学者,通过不同方式实现着他学以致用的经济学理想。
汤敏还玩起了跨界,在功成名就之时,受邀加入友成,他说这是“换一种活法”,体会一把“准”企业家的感觉。
留学美国,学业上只能靠时间堆进去
汤敏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留校在武大经管系工作两年后,到美国上学。1989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学位
汤敏把1977年看做命运改变的起点。那一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25岁的汤敏考上了武汉大学,汤敏因此称自己为“恢复高考的受益人”。
1984年,汤敏被公派留学,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属于比较早的留学生。对于留学的原因,汤敏说,当时改革开放后不久,痛感知识不够,也很想了解世界最新的发展情况,所以出国留学的愿望比较强烈。
留学生活给汤敏带来很多挑战。
他说,当时对美国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一切都是从头来,特别是语言关。他上大学后才开始学英语,当时学数学也不太重视英语。但是出国后全部是在英语的环境里,而且要听课。这是一个挑战,是很不容易的。
从数学系跨学科到经济系,直接进博士班,学习的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对汤敏来说,专业上也是一个很大挑战。相比起来,生活上的挑战还比较容易克服。所以呢,只能成天学习,教室、图书馆、家里,只能靠时间堆进去。所幸大学学数学,经济学里有很多数学的东西,相对来说还有点优势,也就“混”过来了。伊利诺伊大学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没什么干扰,这也让他能够专心学习,一关一关通过考试。
亚行18年,遍悉发展中国家各种问题
1989年毕业后,汤敏到亚洲开发银行工作。2000年被亚行派到北京工作,担任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从工作了18年的亚行辞职
亚行是个国际机构,总部设在菲律宾马尼拉,工作对象都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作不是像教授那样,搞点理论,倒几个公式,写点学术文章就行了,而是要真刀真枪地给各国政府提建议,而且要提供贷款。如果提的项目不成功马上就变成坏账了,很有挑战,也很有意思。”汤敏说。
其间,汤敏参与了一个“非典型”项目——孟加拉的股票市场改革。说它是非典型项目,是因为亚行一般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
当时的时间是1996年左右,孟加拉的股票市场刚刚起步不久,但却出现了大的泡沫,满街的股票交易所里都站满了人,出租车司机边开车边炒股,骗子也很多,股市突然一下就崩盘了。孟加拉政府要求亚行提供贷款,对其股票市场进行改革。这就要涉及整个股票市场的改革方案,同时要提高政府的监管水平。
汤敏和团队设计了一个股票市场改革方案,但也顶着极大的压力,因为搞不好的话,上上下下就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股市改革都是慢活,特别是当时孟加拉的股市已经大起大落了,非常脆弱,需要慢慢用中医疗法恢复。汤敏说。
经常和亚洲国家打交道,汤敏对发展中国家有了很深的了解,看到很多发展中的问题,对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说,这些问题有的和中国相似,有的也不太一样,跟美国、欧洲、日本就差得更远了。这让他意识到,很多发展中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一份建议,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
在当时的背景下,高校扩招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汤敏与夫人左小蕾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国务院领导接受了这个建议。1999年当年就扩招了47%。
大学扩招,破解了几代人难上大学的难题,汤敏被外界称为“中国高校扩招之父”;但后来因“毕业后失业”等社会现象,出现了不同声音。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反对这事。”汤敏说,就看怎么看了,以前每年招100万人,现在招700多万人,上大学的机会提高了6倍,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既然上大学的机会多了,可能学校扩招过快,一下子学术水平上不去,学生毕业后,工作没有100万人时那么好,个别还找不到工作,有的家庭贫困的学生上学难,等等,这些引起了很多争论。
“我始终觉得扩招的方向没有错。扩招让好几千万原来没机会上大学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扩招后出现的很多问题与后面的教育改革没有跟上有关。”汤敏说。
当时,汤敏写了很多文章跟人家辩论。他说,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我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
投身公益召唤“集合影响力”
2010年12月,汤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3年后又转入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担任常务副理事长,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友成,汤敏说等于是半职做公益。他及团队做了很多试验,比如,8年前,试验组织退休老师到农村学校去支教。现在这种模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银龄讲学计划”。从今年起到2020年,教育部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万名优秀退休教师到乡村支教。后来汤敏他们又试验通过互联网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农村去的“双师教学”。他们把人大附中的课拍下来送到贫困山区去,又是非常成功。很多省市的教育部门现在也在推动他们的双师教学计划。现在他们又在试验新的模式。针对乡村青年教师教不好、留不住的问题,他们正在推进培训乡村青年教师的“青椒计划”,去年请的是北师大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共培训超过3.4万名乡村青年教师,每星期两次课,整整培训了一年。今年全国又有1.8万名乡村教师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培训。
既然老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培训,为什么不能将之用在别的领域呢?从今年10月份起,他们联合了清华大学、中国慈善联合会、沪江网等多个机构,又开始了称之为“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的对青年返乡创业的培训。2600名返乡青年每个星期三次课地参加五个月的培训。课程有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养殖种植、乡村工业、社区发展、农村金融等实用的课,让他们在农村能创好业。
扶贫、教育的问题非常复杂,公益机构作为第三部门,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起很大的作用。汤敏说。
不过,公益机构做的事情,也都是最难的事情。汤敏坦言,当下,中国公益机构面临资源不足、能力不足和影响力不足三大困境。
如何改变现状?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公益新木桶理论”,或者叫公益集合影响力。
什么是“公益新木桶理论”?与传统木桶理论把一个机构或个人看成一个木桶不一样,新木桶理论把每一个公益机构看成是一块木板,把这么一块一块的公益木板有机地拼装组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一只新木桶,就可以去盛水。从根本上说,公益机构应该联合起来才能干大事。
慕课革命,用互联网填平教育鸿沟
经济和教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如果教育不加快改革,如果不用新的模式、技术来改革的话,很难有所突破
“通过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用扶贫专业的视角,用互联网的思维,在慕课中我看到了解决中国教育众多死结的希望,也看到了在这场悄悄的革命中,一个民族落后的危险。”这段文字出自2015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的后记。
书的作者正是汤敏。他说,这本书影响比较大,也是他比较骄傲的。
慕课,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是“互联网+教育”的产物,即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课程的全程网络参与: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上课、讨论、做作业、考试、拿到证书。
2012年前后,汤敏开始关注“慕课”。那一年被《纽约时报》命名为“慕课元年”。国内的慕课始于2013年,清华大学发起建立全球第一个中文慕课“学堂在线”,几年时间,慕课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热门词汇。
2018年,是慕课蓬勃发展的一年。教育部首次正式推出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这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次,如今,我国慕课数量已居世界第一。
汤敏说,教育不是他的专业,但因为参加公益,看到经济和教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如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死读书的问题。如今,科技、社会发展非常快,如果教育不加快改革,如果不用新的模式、技术来改革的话,很难有所突破。这也是他关注教育的初衷。
对于慕课和友成在教育领域的试验,汤敏颇有信心,他说,“我心目中的教育理想状态是:第一,教育更公平;第二,教育更创新,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第三,教育真正惠及所有的人群,而不仅仅是在校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能做很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