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

周立曾是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高材生,1984年作为国家第一批到加拿大留学的MBA,就读于麦吉尔大学商学院。他说,初到异国时,英文只是勉强过关,学习、生活上面临各种小尴尬,不过最大的挑战还是对国外市场机制的理解。当时我们国家正在改革初期,大部分地方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既没有商品市场,更没有证券市场,像“marketing”“finance”这样的词也不知道中文应当是什么。

率先开设国际工商管理课程

经过两年学习,1986年周立学成回国,1987年在人大率先面向全校开设了国际工商管理课程。当时很多人担心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不会主动发言,不看好周立采用的互动式教学,但他决心要试一试。“效果还不错,中国学生也是很活跃的,关键看老师怎么启发、引导。”周立说。

学了那么多管理的理论,却没有管理的实践,学到的知识究竟能否指导又如何指导实践,企业家们自己是怎么看待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这些心中的问号促使周立在第二次留学麦吉尔大学的第二年就投身到商界去寻求答案,而这一探索就是20余载。其间,他在加拿大、中国香港和大陆的电信、IT、投资和咨询公司担任过 CEO等职务。

世界需要新的商业文明

2010年7月,周立加入长江商学院,任助理院长。他坦言,全球商学院普遍面临实用性的问题。不过在这点上,长江商学院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范例,管理体系上不仅在全国处于创新前列,在全球管理教育方面也独树一帜。

“我们一直认为‘大师比大楼重要’。”因此,长江商学院一直坚持以“教授治学”为本,从建院开始,便立志要做世界性、全球性的高端管理教育平台,创始教授都是曾在国际顶级商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全球一流学者,师资力量在亚洲始终名列前茅。如同全球顶级商学院一样,长江商学院的教授们拥有参与学院重大决策的权力。同时,长江商学院全力支持教授们所从事的全球最前沿的学术理论研究。在与长江商学院学员和校友课堂内外的互动中,教授们得以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国情的商业和管理课题,成为全球有关中国经济与管理问题的“意见领袖”。这些都是许多华人教授辞掉在国外顶级商学院的教职,全职加入长江的重要原因。

“商学院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的法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最初都是由具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参与创立的。他们深知商学院的学员,一定要关注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可惜后来欧美大部分商学院都演变成只重视学员毕业后所参与公司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传授的大部分是经营之‘术’。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的商学院才进入一个反思的过程,至今依然在‘术’的层面摸索。而长江商学院从创办初期就提出‘取势、明道、优术’的理念,强调经商之‘道’的重要性。”周立说,与西方商学院只开设一些零散的商业伦理课程讨论具体情景下的道德问题不同,“长江商学院认为关键是对企业家本人的关心,重新发现企业家与生俱来的良知,讨论为什么经商等‘道’的问题,唤回和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一旦‘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家会用最好的办法解决‘术’的问题。”

周立说,在长江商学院,我们认为新时代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人文关怀和创新意识,三项缺一不可。

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长江商学院就开设了人文课程,与那些商业上已经相当成功的企业家学员一起讨论“为什么做生意”乃至“何以为人”这些超越西方商学院传统课程边界但又是关乎企业家人生价值和幸福的哲学问题。有别于其他商学院,“长江EMBA的第一课,不是营销、不是会计,而是公益。”

“人类自2000多年前几大文明产生的‘轴心时代’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商业文明在促进经济空前发展、人们物质生活大幅提高的同时,又造成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各大文明深刻互动的有可能产生塑造人类下一个千年思想和行动的‘新轴心时代’,而对商界来说,一个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商业文明已经是势在必行了。长江商学院立志在这方面有新的创新,对全球管理教育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周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