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李瑞昌：必须完善人民问责机制，让公职人员直接面对社会
要突破科层组织的“封闭性”和化解“问责困境”，必须完善人民问责机制，让公职人员直接面对社会。要建章立制，推进基层公职人员与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合作制度化；要立规矩、建机构，设置具体程序确保人民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和公务行为之中，组建专门机构协调人民与公务部门之间关系；要立法定规，完善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在政策过程中接受人民问责的制度机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
25.卓泽渊：司法改革需要真正的创新
当前，创新被誉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司法要改革，创新要重视，都是对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司法中的创新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必须要讲科学性，要符合法治发展的科学性要求。否则，违背法治规律及其科学性的改革或者创新都必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它不是应然的改革，也不是应然的创新，而是徒具改革与创新虚名的瞎折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人民法治》，2018年第3期）
26.马怀德：监察法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规范
监察法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制定《监察法》，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实现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的有机统一、协调匹配。通过建立监察委员会，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强化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机构结合，保证监督力量能延伸和覆盖到所有公职人员，促进监督体制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紫光阁》，2018年第4期）
27.骆伟建：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做到不误解、不曲解，不变形、不走样
只要能够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的事业就能够得到发展并取得成果。反之，就会受到干扰和阻碍。所以，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理论层面，要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不误解、不曲解。在实践层面，要做到坚定不移地执行，不变形、不走样。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保障“一国两制”实施的基本条件，也是澳门实施“一国两制”成功的经验之一。——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11月上）
28.赵可金：民间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将丰富的中外民间交流资源转化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外交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体系，以指导新时代的民间外交，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新时代的民间外交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群众史观与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努力推进民间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12月上）
29.苏长和：西方对抗式制度体系并不是民主
就逻辑而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存在一个偷换概念的谬误，就是通过系统的学术和宣传工程将本是一种对抗式的制度体系说成是一种普遍性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从本质上看，对抗式制度体系并不是民主。现在世界上不少地区都模仿了对抗式制度体系，这就在内部政治中经常造成互相否决和对抗的状态，互相否决不仅发生在同代之间，还发生在代际之间，这几乎成为现代世界政治以及世界秩序构建的一大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北京日报》，2018年7月2日）
30.赵绪生：警惕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西方围绕中国发展问题频频提出各种陷阱说，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给人们带来了不少困惑，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面对新时代思想观念多元化和社会思潮多样化发展，我们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避免落入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红旗文稿》，2018年第19期）
经济类 NO.31-NO.50
31.厉以宁：中国当前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
中国今天进一步发展经济，已经不能是单纯引进来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改革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得多，但是GDP结构远远不如英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加重要，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那么经济实力也将无法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走上新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大公网，2018年12月23日）
32.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潜能要由“爬高山”转向“填洼地”
由于出现历史需求峰值，中国经济要由“爬高山”转向“填洼地”。中国经济“洼地”主要表现在“效率洼地”和“分配洼地”。“效率洼地”是由于限制准入、缺少竞争、效率低下而被抑制的供给和需求。“分配洼地”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未能释放的需求和供给。“效率洼地”可以提升供给也能增加需求，打通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通道，重点是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转，小产权房能否和如何合法化等。“分配洼地”主要着力点在于脱贫攻坚战有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和消费能力。——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2月28日）
33.林毅夫：中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因此拿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必然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与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且能够指导人们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条件比较相似，中国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也有比较大的帮助。例如，新结构经济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思想，有利于在基础设施差、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竞争优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上）
34.李伟：我国已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参与者和建设者
过去国内经济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并不直接，现在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明显增强，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明显增加。过去我国主要是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现在正逐步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如何在一个开放大国的框架下，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求是》，2018年第16期）
35.李稻葵：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更年期”遇上“青春期”
中美关系当前的问题是由两国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而引起的。美国正在进入“更年期”，从过去“蓬勃向上”的美国退回“光荣孤立”的美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四个自信”、“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的变化表明，中国进入了“青春期”。当“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就会出现新的矛盾，这就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美国不会和中国撕破脸，因为双方利益交融太多。中美关系在未来十年是一个重要的磨合期，要通过这段时间的磨合期达到新的均衡。——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大公网，2018年7月8日）
36.刘鹤：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
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泡沫已经大大缩小，上市公司质量正在改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所以很多机构建议对中国股市给予高度关注，认为中国股市已经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对这些评估，相信投资者会作出理性判断。可以说，股市的调整和出清，正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出好的投资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新华网，2018年10月19日 ）
37.朱民：未来两到三年内美国再出现一次金融危机的概率很高
美国金融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不可避免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波动。美国的股票市场在历史新高、估值在历史新高、市盈率在历史新高、风险在历史新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一个谨慎的、稳健的、透明的操作，市场预期和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匹配，可以比较好地缓和渡过这个周期。如果政策透明度不够，和市场预期不符合，产生误读、误解，或如果有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产生大的市场波动，我觉得再次出现市场大的波动不是不可能的。2018年市场出现大的波动，还不至于崩盘，但是在两到三年里，市场再次发生危机的概率是很高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凤凰网财经，2018年4月10日）
38.郑必坚：大市场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今天，总体上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国内大市场已经形成，这个大市场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一大法宝。这个大市场的优势是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他们代表着巨大的消费能力。这个大市场是在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参与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多方面的历练进程当中发展和接近成熟的。这样一个市场，不仅规模大，而且开放力度大，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认为这个大市场已经成为具有相当强大的适应力、增长力、吸引力，是发自激起内部不懈的动力。——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新浪财经，2018年11月2日）
39.刘伟：GDP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须继续推进对GDP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后，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引导性指标曾发挥重要作用。不可否认，GDP有其局限性，新发展理念是对过往片面强调GDP的纠正。不过也要意识到，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不唯GDP论英雄，是对过往片面强调GDP的纠正。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均GDP只有8000多美元，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GDP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须继续推进对GDP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参考报》，2018年4月11日）
40.刘尚希：制度创新是最大的降成本
改革式降成本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或宏观成本。降低微观成本主要通过企业自身挖潜，降低制度成本则需要政府来主导。制度成本包括各种体制机制的不合理，是改革滞后带来的成本，它会体现在企业的各类要素成本、税费成本、社会成本等方面，仅靠单纯的政策式降成本难以真正降低制度成本。改革式降成本要以“破”和“立”来实现“降”：一是要破旧体制，破除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二是要建立新体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经济日报》，2018年7月27日）
41.高培勇：以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降费必须以缩减政府支出为基本前提
在过去所有的政策目标条件下，我们的减税降费往往是以增列赤字作为来源，如果不是增列赤字，而是降低政府支出，通过减税降费实现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又会被政府支出的削减所抵消，因此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在扩需求的目标条件下，减税降费无疑要以扩大赤字为支撑。但是，换一个角度，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降费，为了给企业真正意义上减税降费，我们必须走节用裕民的道路，节约政府的支出来帮助或补贴企业和居民。所以这时候减税降费就必须要求以缩减政府支出为基本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2018年11月22日）
42.蔡昉：开发老龄人口红利大有可为
从过去几十年我国人口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见，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也仍然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老龄人口红利。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条路非走不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日报》，2018年10月18日）
43.楼继伟：去杠杆周期需要三年左右
降杠杆去风险要讲究顺序和步骤，尽量降低痛苦。在顺序上，金融机构自身加杠杆，通过各种渠道操作，期限错配、风险错配是首当其冲需要加强监管的。当然，对引诱式借贷实为诈骗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对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要尽力遏制，并给予正规的出路。然后是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如何逐步降杠杆。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正确的措施，对降杠杆周期的判断也更加明确，不会太短，需要三年左右。——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前财政部部长（财新网，2018年9月17日）
44.白重恩：帮扶企业应由“特惠模式”向“普惠模式”过渡
过去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在当前的阶段，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其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税负等措施来完善普惠制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9月16日）
45.张占斌：要在政治上信任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者和我们党在政治上的重要同盟者。在政治上信任民营企业家，首先是要稳定预期，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给信心比给政策更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提醒我们，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地位的言论都不要听、不要信，这是一颗新时代稳定民营经济发展的定心丸。其次是完善民营企业家正向激励机制。加大产权保护，依法甄别纠正涉及民企的冤错案件，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建立鼓励“为官有为”的激励制度和和惩戒“为官不为”的处罚制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中）
46.何德旭：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战而有策、战而有备、战而有术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效安全的金融。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必须做到战而有策、战而有备、战而有术。“战而有策”，就是要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指引，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战而有备”，就是要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做到胸中有数，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战而有术”，就是要做到目的明确、重点突出、密切协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求是》，2018年第13期）
47.巴曙松：金融体系要积极为新经济业态服务
金融业要想与新经济的发展趋势形成良性互动，需要改变长期以来金融业所习惯的为传统经济、“基础设施+房地产”经济服务的方式。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其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增长规模有多大。新经济企业的技术创新首先靠研发，其次就是靠资本市场。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融资需求。创新型企业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但成长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较高。金融体系能否做一些调整创新，对接新经济的业态，有巨大的空间。——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人民日报》，2018年9月10日）
48.钟茂初：资源型城市的先进产能承接落后产能之后，必须逐步改造原有的营商环境和“潜规则”
资源型城市要想形成其新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解决现有的各种瓶颈，如社会负担过重、制度成本偏高等。因此，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避免重蹈覆辙。先进产能承接落后产能之后，必须逐步改造原有的营商环境和“潜规则”，实现市场化、契约化、制度化、法治化，大幅降低其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否则，一旦加重承接企业的成本负担，则承接企业很快就将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治理》周刊，2018年第24期）
49.孙健敏：警惕“人才争夺战”带来的派生效应及隐患
2018年，为吸引更多人才，各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人才争夺战”不断升级、加码。我们在认识“人才争夺战”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警惕其可能带来的派生效应，甚至是可能导致的隐患。首先，“人才争夺战”可能会导致制度建设被忽视、地区差距拉大，富裕地区、发达地区更容易吸引人才，以至于人才过剩；而欠发达地区相对不容易吸引人才，使得人才配置更加不协调，出现结构性失衡。其次，可能会忽视人才成长规律，导致待遇差距出现，加剧不公平感。最后，可能导致人才的解读片面化，目前各地提供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基本集中在物质方面，而忽视了人才培养的“生态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5月下）
50.王飞跃：对于智能时代，要有期待之心、敬畏之心、平常之心
社会上许多观点，如“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特别是“人工智能很快将使50%甚至70%的工人失业”等看法，使得一些百姓心生不安。正如历史上机器的大量出现、计算机的普及一样，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阶段。对于新的智能时代，首先，我们要有期待之心，因为这是时代的召唤；其次，我们要怀敬畏之心，因为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最后，我们还要持平常之心，因为智能技术同其他技术一样，是把双刃剑，只要合理利用，必将像农业、工业和信息技术一样，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发展。未来不是人工智能将使50%-70%的工人失业，而是人工智能将为我们提供90%以上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1月中）
经济类 NO.31-NO.50
31.厉以宁：中国当前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
中国今天进一步发展经济，已经不能是单纯引进来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改革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得多，但是GDP结构远远不如英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加重要，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那么经济实力也将无法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走上新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大公网，2018年12月23日）
32.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潜能要由“爬高山”转向“填洼地”
由于出现历史需求峰值，中国经济要由“爬高山”转向“填洼地”。中国经济“洼地”主要表现在“效率洼地”和“分配洼地”。“效率洼地”是由于限制准入、缺少竞争、效率低下而被抑制的供给和需求。“分配洼地”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未能释放的需求和供给。“效率洼地”可以提升供给也能增加需求，打通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通道，重点是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转，小产权房能否和如何合法化等。“分配洼地”主要着力点在于脱贫攻坚战有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和消费能力。——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2月28日）
33.林毅夫：中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因此拿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必然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与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且能够指导人们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条件比较相似，中国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也有比较大的帮助。例如，新结构经济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思想，有利于在基础设施差、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竞争优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上）
34.李伟：我国已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参与者和建设者
过去国内经济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并不直接，现在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明显增强，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明显增加。过去我国主要是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现在正逐步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如何在一个开放大国的框架下，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求是》，2018年第16期）
35.李稻葵：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更年期”遇上“青春期”
中美关系当前的问题是由两国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而引起的。美国正在进入“更年期”，从过去“蓬勃向上”的美国退回“光荣孤立”的美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四个自信”、“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的变化表明，中国进入了“青春期”。当“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就会出现新的矛盾，这就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美国不会和中国撕破脸，因为双方利益交融太多。中美关系在未来十年是一个重要的磨合期，要通过这段时间的磨合期达到新的均衡。——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大公网，2018年7月8日）
36.刘鹤：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
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泡沫已经大大缩小，上市公司质量正在改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所以很多机构建议对中国股市给予高度关注，认为中国股市已经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对这些评估，相信投资者会作出理性判断。可以说，股市的调整和出清，正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出好的投资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新华网，2018年10月19日 ）
37.朱民：未来两到三年内美国再出现一次金融危机的概率很高
美国金融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不可避免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波动。美国的股票市场在历史新高、估值在历史新高、市盈率在历史新高、风险在历史新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一个谨慎的、稳健的、透明的操作，市场预期和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匹配，可以比较好地缓和渡过这个周期。如果政策透明度不够，和市场预期不符合，产生误读、误解，或如果有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产生大的市场波动，我觉得再次出现市场大的波动不是不可能的。2018年市场出现大的波动，还不至于崩盘，但是在两到三年里，市场再次发生危机的概率是很高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凤凰网财经，2018年4月10日）
38.郑必坚：大市场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今天，总体上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国内大市场已经形成，这个大市场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一大法宝。这个大市场的优势是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他们代表着巨大的消费能力。这个大市场是在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参与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多方面的历练进程当中发展和接近成熟的。这样一个市场，不仅规模大，而且开放力度大，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认为这个大市场已经成为具有相当强大的适应力、增长力、吸引力，是发自激起内部不懈的动力。——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新浪财经，2018年11月2日）
39.刘伟：GDP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须继续推进对GDP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后，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引导性指标曾发挥重要作用。不可否认，GDP有其局限性，新发展理念是对过往片面强调GDP的纠正。不过也要意识到，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不唯GDP论英雄，是对过往片面强调GDP的纠正。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均GDP只有8000多美元，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GDP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须继续推进对GDP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参考报》，2018年4月11日）
40.刘尚希：制度创新是最大的降成本
改革式降成本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或宏观成本。降低微观成本主要通过企业自身挖潜，降低制度成本则需要政府来主导。制度成本包括各种体制机制的不合理，是改革滞后带来的成本，它会体现在企业的各类要素成本、税费成本、社会成本等方面，仅靠单纯的政策式降成本难以真正降低制度成本。改革式降成本要以“破”和“立”来实现“降”：一是要破旧体制，破除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二是要建立新体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经济日报》，2018年7月27日）
41.高培勇：以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降费必须以缩减政府支出为基本前提
在过去所有的政策目标条件下，我们的减税降费往往是以增列赤字作为来源，如果不是增列赤字，而是降低政府支出，通过减税降费实现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又会被政府支出的削减所抵消，因此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在扩需求的目标条件下，减税降费无疑要以扩大赤字为支撑。但是，换一个角度，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降费，为了给企业真正意义上减税降费，我们必须走节用裕民的道路，节约政府的支出来帮助或补贴企业和居民。所以这时候减税降费就必须要求以缩减政府支出为基本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2018年11月22日）
42.蔡昉：开发老龄人口红利大有可为
从过去几十年我国人口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见，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也仍然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老龄人口红利。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条路非走不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日报》，2018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