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王飞跃：对于智能时代，要有期待之心、敬畏之心、平常之心
社会上许多观点，如“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特别是“人工智能很快将使50%甚至70%的工人失业”等看法，使得一些百姓心生不安。正如历史上机器的大量出现、计算机的普及一样，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阶段。对于新的智能时代，首先，我们要有期待之心，因为这是时代的召唤；其次，我们要怀敬畏之心，因为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最后，我们还要持平常之心，因为智能技术同其他技术一样，是把双刃剑，只要合理利用，必将像农业、工业和信息技术一样，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发展。未来不是人工智能将使50%-70%的工人失业，而是人工智能将为我们提供90%以上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1月中）
文化类 NO.68-NO.80
68.叶小文：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中国的未来决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决不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9日）
69.王宁：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文化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全球本土化”
中国文化和文学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以本土的因素渗入到全球化的话语中，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全球本土化”。中国当前已进入了一个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时期，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时代已经结束，在经济建设的主导下，中国正经历着一种“脱贫困化”和“去第三世界化”的实践，旨在将中国从一个“出口劳务”的第三世界大国转变为一个“输出高科技”和“输出文化”的发达国家，就文化理论而言，我们的目的是将中国从一个“理论消费”大国转变为一个“理论生产”大国。——清华大学外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70.陈先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培养创造更多文化名人和名篇巨著
文化名人和传世巨著的出现，并非累世能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创造条件以培养更多的文化名人和出现更多的名篇巨著。只有群星灿烂、高峰迭起、蔚为壮观，才是一个拥有如此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应该有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样子。一切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一定要不辜负我们的时代、不辜负我们的党、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以自己的作品推动文化自信走向更高层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
71.崔唯航：摆脱学术话语体系上的“学徒状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话语体系
面对世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对外学习从根本上说始终伴随着一种紧张，一种以“古—今”“中—西”为枢轴的思虑。为了摆脱学术话语体系上的“学徒状态”，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语症”，发展立足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整合中国传统话语和西方话语资源；以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为核心，以富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为骨架，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上）
72.冯颜利：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不忘本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要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不断作贡献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人民日报》，2018年9月17日）
73.项久雨：“塔式结构”的扎根效应、聚合效应、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生成动力
以“塔式结构”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方能理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逻辑。“塔式结构”的基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的“扎根效应”；“塔式结构”的中坚是中国革命文化，本身有着强大的“聚合效应”；“塔式结构”的顶端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本身有着强大的“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在恰当的形式与载体的支撑之下，“塔式结构”所内含的扎根效应、聚合效应、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给予国人以强大的自信力量，在文化自信生成的过程中发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74.耿传明：理解传统需要跳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立场
我们既往对传统认识的偏颇，往往与我们现代观念的偏颇相关，我们被笼罩于这样一种主观化、片面化的“现代性”想象之中，没有走出主观自我的能力，因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传统、理解他者的能力。要让传统和历史开口说话，就必须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双方之外拟设一个“第三方立场”，从比较超迈的立场促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与对话。——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11月下）
75.葛剑雄：对待传统文化，要分清“传”和“承”
对待传统文化，要把“传”和“承”区分开来，一方面坚持无条件、有意识地“传”，另一方面要有选择、有条件地“承”。“传”是无条件、无差别的，要尽量把不自觉、无意识变成有自觉和有意识。“承”就是继承、发扬、延续，还包括转化和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起到“承”的作用。——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解放日报》，2018年10月23日）
76.陈平原：“保守”是前进中的另外一种力量
任何时候，过分强调潮流、革新都不是好事情，“保守”是前进中的另外一种力量。某些知识没必要与时俱进，它必须要保守，留下来让人类文明在左冲右突、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有个基轴不会变，这是人文学的意义。相对来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不太一样，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不断涌现这很可喜，但请记得对传统保持几分敬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华日报》，2018年10月30日）
77.张汝伦：中国哲学体系的生命在于真正的问题
哲学的体系性绝不等于哲学家可以闭门造车，拍脑袋想出一个体系来。体系的生命在于真正的问题；而问题总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在对时代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没有这样的真实问题作为核心而构建的体系，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沦为思想史上陈旧的资料，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必须认真研读的经典和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更不可能成为催生新的哲学体系的强大动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
78.陈少峰：生活美学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
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美学与日常生活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从未来的市场空间和消费需求角度讲，生活美学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的创意和营销提供新的思路。文化产品不仅要好用，还要好看，要做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生活美学化的产业趋势要求文化产业向创意常态化方向发展，要将创意产业渗透到人们生活方式之中。事实上，创意更多被应用于营销领域，而不是产品领域，普通的产品如果营销做得很有创意，同样会给人震撼的感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新华网，2018年3月29日）
79.谢新洲：互联网的解构性不断改写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激励人们不断进行创新和重构
算法新闻成为当前重要的新媒体产品，它改变了传统新闻行业的把关机制，解构了记者、编辑的权威性以及传统的新闻生产管理制度。互联网的解构力量进入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更加显而易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产业界限、阶层关系、社会组织、文化类型、价值观念等越来越呈现出颠覆传统的趋势。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到互联网思想的制度与精神层面，加剧了互联网思想的解构性。这一解构性不断改写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同时也激励人们居安思危，不断进行创新和重构。——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80.黄楚新：新媒体时代要破除“信息茧房”
新媒体时代，用户一直在追求个性化信息需求的满足，“信息茧房”中的人们似乎正享受着个性化信息的供给，但实际上可能已经陷入了工具奴隶的圈套而不自知。“信息茧房”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各新媒体平台忽略价值导向，转而以流量导向作为其运行的准则。由此，我们可以从媒体平台角度出发，建立起一套触发法则发挥作用的机制：以价值导向为核心要义，依靠技术驱动和平台赋能，聚焦内容价值的提升，让新媒体吸引法则起作用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中）
调查类 NO.81-NO.90
81.公众对于科技发展态度“喜忧参半”
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科技发展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科学技术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工作效率提高”（46.6%），“交通更加快捷”（45.9%）和“娱乐更加多元化”（43.7%）是科技给公众带来感受最深刻的三个变化。同时，65.3%的受访者表示“我担心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从个人层面来看，科技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对自己带来潜在威胁，包括“科技的发展让自己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64.9%）、“人际情感沟通变少”（53.7 %）。——《国家治理》周刊，《科技发展会影响贫富差距吗？公众怎么看》，2018年第10期
82.公有制企业的员工较非公有制企业的员工有更强的入党积极性
调查显示，公有制企业党员的比例（39.51%）高于非公有制企业（21.07%）。对于准备入党的非党员受访者，公有制企业非党员受访者有较强的入党意愿（52.92%），其比例高于非公有制企业（36.41%），而非公有制企业22.14%的非党员受访者表示没有考虑入党，占比高于公有制企业（14.39%）；受访者认为，企业员工是否会选择入党的关键因素在于“对党的信仰”（43.68%），28岁及以下受访者选择“对党的信仰”占比最高，达到55.64%。——《国家治理》周刊，《当前非公企业党建哪些工作亟待加强》，2018年第12期
83.当前社会仍然对于技术工人相关职业存在偏见
调查显示，96.33%的受访者认为“当今社会依旧存在对于技术工人的职业歧视或偏见”，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相关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不高”“身为技工赚的再多，说出去也丢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依旧在影响人们的人才择业观。相比较于从事技术工作的受访者，非从事技术工作的受访者更有信心，认为“偏见会越来越少”。值得注意的是，43.02%的技术工作从业者认为“职业偏见会越来越多”。来自直辖市与乡镇村的受访者对技术工人的职业偏见消除过于悲观，认为职业偏见会“越来越多”，而来自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受访者则相对乐观，认为今后职业偏见的状况会“越来越少”。——《国家治理》周刊，《关于高技能人才，公众有哪些期待》，2018年第13期
84.中国公众认为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将冲击国际经贸体系、激化“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社会思潮
调查显示，69.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擅自挑起贸易摩擦可能会“挑战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秩序”；50.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行径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冲击”。72.5%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激化贸易摩擦、企图制造贸易战的行为“可能再度刺激‘逆全球化’思潮”；64.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言行，可能“激化民粹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与心态”。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对贸易摩擦中我国的表现与作为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人民论坛》，《关于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公众怎么看》，2018年4月下
85.中国公众拥有深厚的天下情怀，支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拥护开放型世界经济
调查显示，公众对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与发展相互依存、内政与外交有机统一、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呈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84.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和他国可以实现发展问题的互利共赢”。83.77%的受访者认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将开辟国家共赢之道”，84.17%的受访者认为“各国应积极行动，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84.1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创造了更多机遇和经验”。——《国家治理》周刊，《中国公众的本土与全球化观念调查报告》，2018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