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傅志寰，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交通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导语：他仿佛一棵苍遒的老树，根植于中华大地。
出生在旧社会、成长于红旗下，他将一生都慷慨无私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建国伟业，见证并亲历了建国七十年的叱咤风云。建国前，他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如无根的浮萍痛失家园；建国后，他在共产党和祖国母亲的哺育下，出国读书深造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
傅志寰与复兴号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海归——两段刻骨铭心的留学经历，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上的大学，80年代去联邦德国进修。可以说，这两段海外留学经历给了他深深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他不同于常人的视野和格局，成为新中国历任铁道部部长中少有的“书生部长”。
“水有源、树有根”。他出生于哈尔滨三棵树地区，小名树生，老年在微信上自称“老树”。他喜欢树，也喜欢“水有源、树有根”这句朴素的民间谚语，并用一生来践行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正宗的“家国情怀”。如今，傅志寰这棵老树的根须深深扎在祖国的沃土中，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他就是原铁道部部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寰老学长。
饮水思源，根系祖国荣辱
傅志寰出生于伪满时期东北的铁路工人家庭，自幼家境贫寒。“水有源、树有根”，这是他最钟爱的一句谚语，正因饱受痛失家园的苦楚，才对“家国情怀”有着深刻的体悟。
“我的成长经历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面对《留学生》杂志的采访，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打开了记忆的话匣子。
“我是哈尔滨人，小时候在日伪统治下，误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一上学学的是日语，日本人阴谋把满洲变成国土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国，也没有家。这是我从小到大印象非常深的事。”
“东北那时候大米给日本人给关东兵吃，老百姓吃什么呢？吃高粱米，苞米面，连白面也吃不到。”傅志寰说，“共产党来了，我们才能吃上饱饭”。
一个工人的儿子能上大学，是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若在解放前，别说留学了，既使上大学也是异想天开。”傅志寰说，“是共产党培养了我，让我有机会读书并出国深造，一步步成长、成熟。”
所以，他有发自内心的报恩思想。“出国留学，我想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党和国家”。大学毕业后，傅志寰被分到刚成立不久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在株洲所的23年，他和伙伴们满怀激情地奉献着青春，为研制“韶山”型电力机车付出了许多心血。45岁那年，被调离株洲所，先后担任过铁道部科技局、哈尔滨铁路局和铁道部的领导职务。长达40多年的铁路生涯，铁路迅速发展、运输扭亏为盈、提速接连成功、高铁实现突破、改革不断深化、职工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他有发自内心的欣慰。65岁时，离开铁路系统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他感到天外有天、峰外有峰。5年下来，在经济立法和经济监督工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70岁后，从人大财经委退下来，在欧美同学会和中国节能协会从事公益活动。“回首往昔，这一路走来，虽说平淡无奇，却也不乏奋斗的酸甜苦辣和别样情怀。”傅志寰的经历堪称他那一代人的缩影。
“我们老一代人家国情怀是很深厚的，”对于傅志寰来说，个人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休戚与共。经历了建国70年的沧桑风云，他仿佛一棵老树，根系着祖国的荣辱和人民的福祉。可以说，他将一生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建国伟业。
忆青葱留苏岁月，铭志苦学报国
“我父亲是火车司机，我从小在铁路边长大，对火车有着别样的感情，决定这辈子子承父业也搞铁路。”傅志寰说。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人才。在西方对我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国家从1951年开始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1955年，傅志寰高中毕业，有幸成为留苏生候选人。
一封来自北京俄语学院的信寄到了傅志寰手里，他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的消息让全家兴奋不已。母亲当时正准备午饭，激动之余她的手不小心被刀划破了。这个细节始终在他心里挥之不去，既使是在母亲过世后，已成为永恒的记忆。
那年8月底，傅志寰怀揣着录取通知书，乘火车到北京报道。历经40多个小时辗转，第一次来到首都。在前门车站下车后，叫了一辆三轮车走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找到位于西郊万寿寺附近的俄语学院。年少的傅志寰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无限憧憬。
进入北京俄语学院后，傅志寰开始了一年的俄语学习为留学做准备。当时他17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学院每周放两场电影，以苏联故事片居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是他心中的偶像，苏联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向往之地，去苏联留学成为青年人的梦想。
对于到苏联学什么专业，傅志寰从未有过犹豫，填报了蒸汽机车制造专业，原因很简单，他热爱火车。父亲是开火车的，作为儿子应该更上一层楼——造火车。
但学校领导跟他说，蒸汽机车专业在苏联大学已被淘汰，建议他学习技术先进的电力机车。之后，他被派往莫斯科铁道学院学习，从此与铁路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去苏联学习都要乘坐火车，我们乘坐的是为中国留学生开的专列。”傅志寰回忆说。整整一个星期，列车往莫斯科奔驰着。欣赏着窗外迷人的风光，广袤的田野、深邃的密林、宽阔的河流、炊烟袅袅的俄罗斯小木屋……这些电影里的美景让傅志寰十分惬意，联想到自己即将开始学习的电力机车正牵引着列车飞驰，心中顿时升腾起无限神往。列车只要一停站，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到车头前，想把这个中国还不曾有过的神奇家伙看个究竟，甚至萌生亲手触摸的冲动。
莫斯科铁道学院建立于1900年，是一所享负盛名的老校。傅志寰和两个来自俄罗斯、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同学分在一间宿舍里。全班30名同学，除了三个中国学生其余的来自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同学之间非常友好融洽。
中国学生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每天不到凌晨一点没有人上床休息。傅志寰成绩优秀，多数考试都是全5分，照片经常上系里的光荣榜。
问及学习的动力，答案印在每个中国留学生的心底，那就是祖国的期望。那时尽管国家还困难，但国家为了保证留学生的学习，大学生每月发500卢布，研究生每月发700卢布。用这些钱在国内可以养活六七个家庭,“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呢？”傅志寰说。家庭的熏陶使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到苏联的第一年给自己买了块“莫斯科”牌手表一戴就是20多年。
中国人含蓄内敛，与俄罗斯人奔放直率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留学期间，傅志寰与一些苏联同学建立了深厚友谊。班里有个叫卓娅的女同学，起初傅志寰听不懂老师的授课，是她首先伸出援手主动借课堂笔记，帮他度过了学习中最困难的时期。老师中对他影响至深、也最难忘的是指导毕业设计的查哈尔钦科教授，在他的鼓励下，傅志寰最终确定了毕业设计选题《中国型交流电力机车》。
1957年是傅志寰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年。那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莫斯科大学，毛主席接见了留学生们，全场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傅志寰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讲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也影响了傅志寰的一生。
五十年后，2007年夏，傅志寰去莫斯科开会，正值毛主席接见中国留学生50周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何不再返莫斯科大学重温毛主席当年接见我们时的感觉呢？令他倍感意外地是大礼堂的一切都没变，连舞台的背景画，也依然是红旗、镰刀、斧头。站在当年聆听毛主席讲话驻足的地方，几十年前的一幕幕顿时又浮现在傅志寰眼前。
激情燃烧的“株洲岁月”
1961年7月，傅志寰拿到毕业证书后就启程回国了。临别时，几个苏联同学赶到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火车站送行，彼此依依不舍。想到中苏两国关系日渐紧张，再见恐遥遥无期。
回到北京，归国留学生们仍集中在出国前曾学习的地方—北京俄语学院。“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但学校还是想法设法确保让我们吃饱。”
毕业分配前，傅志寰在申请表上只写了一句“坚决服从国家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这也是大多数留苏同学的心声。
“当年从莫斯科铁道学院毕业的，除了我，还有袁维慈、殷琴芳、杨超、黄福倚、张祖荣、张圣琴、陈佩贤、何洪涛、张伯如、龚德生总共11人，大家都表示服从分配。”傅志寰接到去铁道部报道的通知，“组织希望你去株洲电力研究所工作”。他回答，“没有意见”。
1961年11月，傅志寰刚到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时，韶山1型电力机车还处于攻关阶段。年轻人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苦战七八年，当时开发的某些技术已超过苏联。韶山1型、韶山2型、韶山3型机车……被成功地研制出来了。1984年傅志寰离开时，韶山型系列电力机车品牌已成功打响了。
株洲所度过的23个春秋，那段弥足珍贵的过往时常萦绕在傅志寰的脑海，甚至比思乡更浓的眷恋之情。在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那片土地上挥洒着激情和汗水，他曾在那里从事着所钟爱的电力机车事业。
“想想看，天上飞的是外国造的空客、波音飞机，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等国外品牌的汽车，但是在我们的铁道上，奔驰的是中华牌，是用我们的心血创造出来的韶山型机车。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对个人的，而是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回报。”傅志寰说，“就这一点，我们无怨无悔”。
1978年，铁道部组团去联邦德国和瑞典考察电力机车，联邦德国火车快速、舒适和先进的机车制造技术给傅志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亲身体验到了时速200公里火车的竞争威力，为我以后提出的关于中国铁路提速的建议埋下了“种子”。1981年，已是副所长的他与株洲电力机车厂工程师程隆华、桂林芳被派往联邦德国学习电力机车设计。那年他已经43岁，出国进修是难得的机会，一年多的学习令他受益匪浅。
后来，傅志寰任铁道部部长时，就借鉴联邦德国的一些做法。“70年代，我国从联邦德国进口内燃机车，几十年后一部分高速动车组也购自德国，上海磁悬浮技术也从那里引进。德国人有‘工匠精神’，产品做工讲究。”
“水有源，树有根”。为什么这几年中国高铁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根在哪里？
经过反复思考，傅志寰觉得，包括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内的中国高铁这棵大树的根不在外国，而在我们中国。仅就高速动车组而言，在大规模引进之前，我们已经有自己完整的机车车辆工业体系，有试制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的经验，有许多世界一流的试验设施，尤其是培养了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也就是说，引进的作用无非是将外国好的设计（理念结构）、好的工艺嫁接在中国这棵树上，其实根还在中国。
“书生部长”心系铁路改革
1989年，傅志寰到哈尔滨铁路局担任局长。1990年，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这个岗位上干了7个春秋。1997年7月，担任铁道部党组书记。1998年3月，傅志寰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铁道部部长。
199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京九铁路，傅志寰陪同前往。朱总理对他说：“铁道部要当好交通运输战线扭亏的突破口”，他牢记朱总理的嘱托，决心跑好自己接下的这一棒。
傅志寰自谦地认为，自己是个资历不深、非铁路运输专业出身的部长，缺乏基层站段锻炼且霸气不足，一个出国留学的“书生”要驾驭号称有300万职工的铁路大军，谈何容易？
傅志寰对《留学生》说，“当部长其实我没有思想准备，中央决定了我就好好干吧。铁道部是半军事化行业，前几任部长不都是将军就是干运输出身的‘老资格’，而我是个搞科研出身的一介书生。别人觉得奇怪，又不是将军又不是从运输体系上来的，这个舵傅志寰能掌好吗？将军是说一不二，比较霸气的，而书生嘛，我是比较理性比较和气的。办任何企业都需要科学管理，而科学管理需要的恰恰是理性。”
1998年初，傅志寰做出三年扭亏的郑重承诺。他深感压力在肩，没有退路，必须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999年全路提前一年实现了运输扭亏，其后又实行了新一轮的资产经营责任制，这突破了长期大锅饭分配体制，激发了企业增运增收的动力。
任职铁道部5年间，他如履薄冰、兢兢业业，新中国铁路事业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建设规模空前，运输生产扭亏为盈，铁路改革不断深化，安全基本稳定，大面积提速成功，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基本建成，铁路形象有明显改善。
2002年底，傅志寰离开铁路前一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俄罗斯，超过了印度。完成的运量为世界第二，运输效率达世界第一。
“我在铁路改革上花了不少心血，冒过不少风险”，傅志寰总结说，“细数这些年呢，我干了几件事，有成功，也有失败。一是建了几条铁路，二是推进铁路改革，三是推动技术进步。我搞了一些基础性的改革比如网运分离的改革，大提速也是从我这儿搞起来的。但大的改革方案，比如铁路如何市场化，我的一些改革方案没得到落实。”
“不过大家对我的政绩还是认可的”，傅志寰给自己的政绩打七十分，但他最后把成绩归功于几百万铁路职工，“他们像两条钢轨，以无言的奉献为运输铺就了坦途，他们像火车头，不断冲破各种束缚勇往直前。”
老骥伏枥，情暖夕阳红
2003年3月，傅志寰到全国人大财经委任职。五年期间，财经委员会共审议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1069件，占全国人大全部议案总数的三分之一，数量也是历届最多的。傅志寰主持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能法”，对全国节能减排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2003年，傅志寰被推举为欧美同学会理事会常务副会长，2008年当上党组副书记和副会长。“欧美同学会为我的生活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退休后的傅志寰说，六十年前那时候能在北京吃顿地道的西餐，堪称是件美事，“欧美同学会的西餐在解放初期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做的最好。”
南河沿111号，翠绿的松柏和朱红的门廊辉映，金黄的琉璃瓦和飞翘的屋檐，这个四合院流露着温馨洋溢着生机，是大家喜爱的相聚场所。多年来，欧美同学会聚集了一代又一代热爱祖国的精英，团结凝聚海内外广大留学人员，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奔波。
“我先后在苏联和联邦德国学习过，对海归们有特殊的情结和爱好，从株洲调到北京后，时常与昔日同学相聚畅叙国外学习的往事和友情，苦于没有固定地点，盼望有一个可以交流联谊互动表达心声的温馨之地，后来我得知，欧美同学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初衷是有个家，有家的味道，有家的温暖。”他说，以前经常在这里组织跳舞，合唱团每个礼拜都来排练。这位留苏老学长曾兴致勃勃地加入欢笑的队伍里，还情不自禁地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应该办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办的让留学人员敬而远之就不好了”。
“为了办好家，我想做到几点，一是以旗帜感召人，二是以情结凝聚人，三是以活动吸引人，四是以服务温暖人，以表彰调动人。”作为欧美同学会主持工作的副会长，他为办好“留学人员之家”做了不少事。
作为祖国曾经的建设者和一个时代的见证人，他拒绝外界给自己贴上“活化石”的标签。“活化石有点另类的重点保护对象的意思，特指濒危的动植物，我不认为我是濒危的，我还可以干点事”，傅志寰说。
“我们一家祖孙三代都有留学的，外孙是赴美留学的。但三代人的留学观不尽相同。”他对《留学生》记者道出自己的苦衷，“第二代、第三代留学的，跟我们老一代留学的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没有老一代那么强烈的报恩思想，主要是基于实现个人价值和施展抱负。”
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然这个也没错，但我觉得个人价值必须放到一个大的框架里去实现，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的这个大框架下添砖加瓦，如果跟这个大框架不契合，我们老一代人是不赞成的。”
祖孙三代人成长的历程和大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分歧情有可原，但傅志寰倔强地坚持那句“水有源、树有根”的座右铭，“家国情怀就是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谈到这里，这位善良质朴的老人的眼角悄悄湿润了。
“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傅志寰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留苏的这批人经过了严格的选拔，政治素质高、学习基础扎实，是当时国家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整体来讲，我国的两院院士中留苏的有200多人，部长及省部级官员200多人。同我一起从苏联毕业的同学有的留在了北京，我则到了条件比较艰苦的湖南株洲，但是我认为这一步走对了。艰苦的条件锻炼人，没有这些艰苦的条件，我可能也没有后来的机会。”
尾记
抚今追昔，傅志寰这代人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对党始终心怀感恩之情。亲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经受时代大潮的磨炼，为祖国现代化事业奉献了人生最有活力的时光，“虽然苦了点，累了点，但无怨无悔。”
傅志寰说，“我们这些人老了，已力不从心。但我还想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那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体验、感悟乃至遗憾书写出来，希望对年轻人有所启迪和帮助。”
而今，祖国生机盎然屹立于世界强族之林，炎黄子孙为此感到自豪，更宏伟的事业还在前头，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