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专论】
作者：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既不是源自文化哲学的理性思辨，更不是文化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狂躁。它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具有更基本深沉持久的精神支柱作用，但它同样离不开其他三个“自信”。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仍须跋山涉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和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会风平浪静。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理论之争，会如大海之波涛，时高时低，它会影响对“文化”的“自信”。故此，我们不能局限在文化领域阐述文化，而应该从历史的认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的伟大成就基础上阐述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根据。
1.国家统一强大是文化传承连续性的根本保障
水是生命之源，其实也是文明之源。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都发祥于河流：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文明的产生与河流有关。河流可以不变，文明的发展却可以中断。并非所有古代文明的发展都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引用另一作者的话说，“如果社会发生动荡和变革，建立在社会之上的文明也会发生动荡和变革”。除中华文明外的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都发生过文明连续性的中断。当统一国家发生分裂或遭遇强烈动荡时，历史的连续性会中断，文化同样会因国家分裂而碎片化，演化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对自己古代的文化只有历史学的回忆，而无现实的延续性。
在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中断。它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家自身的统一和强大。古代中国，周围没有比中国更强大的敌国，因而没有因敌国入侵所引发的亡国和分裂。中国先秦时的中原侯国都是姬姓兄弟叔侄关系；后来在中原政权周围和边陲存在不同民族政权关系，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不同的民族政权的关系。它们都处在后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的疆土范围之内，因而具有历史的双重性：从政治上说，它是不同民族政权的关系，但从民族角度说，它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这个大家族中的不同民族。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不是外国入侵，而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更替。中国仍然是中国，尽管存在着王朝的变化，但王朝变化是统治者的更换，新旧王朝之间仍然存在连续性和关联性。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有王朝易姓和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但没有因外国敌人入侵而产生的国家灭亡。中国内部不同政权的对峙，时间长短不一，最后仍然是统一。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正是在王朝更替中，各民族文化得到整合和融合，并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导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女真人建立的清朝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此实乃偏激之论。元史、清史仍然是中国历史，它们尊崇的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西域诸民族政权以及辽金西夏的历史仍然被记载在中国正史之中，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保持国家统一，没有分裂成不同的独立国家；国家强大没有外国侵略者的占领，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必然会是统一的文化。当然在统一的国家中，各民族会有自己本民族文化，各地区有地域文化。它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而不是与主体文化脱钩、异道而行的另一种文化。中华文化是无侵略性的凝聚性的向心文化，它不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聚越紧。世界上没有完全由同一种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的两个不同国家。国家不同，主导文化就会不同；反之亦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斗，终于结束了国家混乱、军阀割据、帝国主义驻军和各自占据租界治外法权的局面。中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各民族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连续性不会发生中断的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是中华民族更加繁荣的70年，也是各民族文化更加繁荣并更丰富的70年。一些外部势力处心积虑地企图分裂中国，企图把统一的中国分裂为几大块，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分裂中国，就是灭亡中国。中国的分裂，同时也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中断与碎片化。任何一个真正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人，必定同时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反之亦然。强大而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国家保障。
中国从1840年后屡遭强敌侵略。国家风雨飘摇、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化自信受到极大伤害。有人说这是“打悲情牌”。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忘记历史上的仇恨，但不能没有历史的记忆和耻辱感。悲情是乞求怜悯和同情，或煽起民粹主义情绪，而历史的耻辱感是点燃爱国心、激起奋发图强心的火把。马克思非常重视一个民族的耻辱感。他说过：“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因历史恩怨而排外是民粹主义，深感历史上曾经落后挨打的耻辱而奋发图强是爱国心。中国由睡狮到醒狮的转变正是基于全民族强烈的爱国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这是中国历史和近百年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我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所取得的国家成就拥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根据。
2.发展经济、优化制度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
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看待文化，把文化看成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一个社会的文化，是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关联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性质，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从事精神生产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他们不可能越出自己社会许可的范围之外创造自己的文化。尽管影响文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会由于许多中间环节而变得模糊，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精神生产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政治制度对文化发展有或推进或阻碍的作用是确定无疑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发达和丰富多彩，与中国历史上农业经济发展成熟和手工业高度发达密不可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成熟和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达，是中国文化和文明得以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中国发达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建立在极其贫穷落后的经济之上的。
中国的封建制度也有其特殊性。从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秦王朝后，废除封邦建国的旧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官员由中央任命，书同文、车同轨，使中国成为统一的国度，而不是众多诸侯国的集合。大一统的观念从制度上得到保障。柳宗元《封建论》中为郡县制辩护，驳斥因秦二世而亡否定郡县制改革的历史意义，指出“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并以汉代恢复分封制度的弊端为教训：“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结果酿成吴楚七国之乱。柳宗元的结论是，“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郡县设置名称可以不同，地域划分可以变更，官吏设置可以改变，但没有再回归废除郡县、封邦建国的旧制度。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王朝易姓颇为常见，主要是因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激化，土地兼并，富者良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政治腐败，苛捐杂税而引起的人民的反抗。
中国历史具有的连续性并没有因王朝易姓而断裂，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也没有中断。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王朝更替后自我修复的重要机制。中国官员的升迁选拔制度经过演变也在不断优化。从隋唐后破除门阀制，确立科举制，层层考试，为中下层地主子弟甚至寒门学子开辟了一条跻身统治阶层的道路。宰相起于州部、猛士起于卒伍的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具有更大的可选择性空间。科举制推动文化重心的下移，读书不再仅限于名门望族，这对文化的传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本质上是人治而非法治，它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中国决不会无分别地接受适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东西，从制度到思想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同时，也注意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遗毒。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并非一片黑暗，我们的先辈为后世子孙积累了不少可供继承的东西。无论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国家体制的建构和人才选拔中强调选贤与能、制度化的官吏监督制度，都有可供借鉴之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根据中国历史经验和基本国情逐步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依靠自力更生，依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努力和艰苦奋斗实现和平崛起的。毫无疑义，通过改革开放批判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们仍然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在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重建了由于近百年惨痛历史而遭贬损的文化自信力。中国人民的精神得到空前解放。我们当然不会满足已有的成就。中国道路符合中国国情，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我们仍然有不少未知领域，有不少未知规律需要掌握，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我们也知道一个比较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仍然在继续完善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要与时俱进。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不存在任何社会问题。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视问题，而且正在逐步解决面对的问题。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并不是有没有问题，而是是否解决问题，按照谁的利益解决问题。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崛起，这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