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能够留下深刻记忆的事情却不多，能够决定命运的事情就更少。在我的一生中，能够留下深刻记忆、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与出国留学政策改革。虽然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会成为历史，但44年前的那一场高考、23年前那一次留学政策改革所留下的感动永远会留在我们每个经历者、亲历者、奋斗者的心中。
恢复高考：知识改变命运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1976年9月，我们是刚刚进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第一中学两年制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刚入学一个周，彝族女教师便带领全班到距县城一天路程的三岔河马鹿塘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山区农民同吃同劳动，度过了一个月的艰苦岁月。
皮肤晒得黝黑的我们，铁定心地认为“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才是最革命的行为。然而，几位老师特别是戴着金丝眼镜、做过翻译官的叶老师多次在课堂上说：“同学们，教育可以让人从无知走向智慧，从幼稚走向成熟。读书绝不会无用，你们一定要相信啊。”然而，当时，我们并没有把叶老师的话当回事。
“大学招生了！”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宣布恢复高考！这被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一个人生的拐点”。停滞了11年的高考，重新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
恢复高考，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是许多人人生的分水岭。恢复高考，也恢复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选择自己教育命运的权利。无论是在校会班会上，还是在街上家里，校长、老师、父母和长辈们都笑盈盈地嘱咐我们，我们是最幸运的那拨人：所有毕业生都可直接参加夏季高考，实现教育梦。
小脚外婆舒展了眉头，笑逐颜开地说：“你终于可以像你老祖公公一样读书了！”原来，老祖公公张九皋是大姚县寥寥无几的晚清进士之一，是七街忠孝寺小学的创建者；原来，老家七街仓东村老房子曾是私塾，外公张鉴铭在此教书育人数载；原来，作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是伴随着私塾中琅琅书声长大的；原来，整个家族都有“唯有读书高”的梦想！
“向高考冲刺”的口号刷到了走廊上。我们这一届生逢其时，摩拳擦掌开始了紧张的高考复习。恢复高考激活了整个社会。熟人见面都会问“你参加高考了吗”？就好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自然。
1978年，我所就读的大姚一中380名考生参加高考，仅有4位幸运者考上大学，真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是其中之一，年仅15岁。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高考，也改变了我家五个姊妹的命运。自我考入大学后，我的姐姐、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先后考入大学，我家因为一篇《从文盲家庭到“五子登科”》新闻报道，又是“全县第一家”而红极一时。
留学政策改革：祖国送我去留学
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恢复高考，为公派出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成立，标志着国家公派留学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国家改革了留学选派政策：个人申请、专家评议、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
1996年初春，良师益友建平从机场拾到的《春城晚报》刊载了一条新闻：国家改革了出国留学政策，所有公民都可通过报名参加竞争。出国留学、学成报国，这是我选择英语专业时就种下的心愿。在建平的督促下，我参与了留学基金委员会“申请、评审、竞争、录取”等几道程序。10月中旬，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10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告》中，录取名单里有我的名字。立刻，我和丈夫飞奔到楚雄报社，找到了那张报纸。果然，在全国1399人的名单中，第7列第18行就是“张建新楚雄二中”7个字。这是真的！祖国要送我去留学！
正式通知来了！我是全国录取的1399人中唯一一位中学教师，云南省录取的13名留学生之一，也是楚雄彝族自治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那时唯一一位公派留学生。1997年金秋，我远赴瑞士洛桑理工学院（EPFL），在Goldschmid教授指导下研修高等教育。
按照与留学基金委签订的合同，学成之后，我回国在家乡唯一的师范学院任教。2001年在“不限婚否、年龄”的博士生招生考试中，我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作为西部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我到云南大学任教，现在是云大教授、研究生导师，出版专／译／编著26本，发表中英文论文200多篇。我连续当选为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组织（APQN）第五、六届主席，这是亚太地区最大、影响最广的非政府非营利教育质量保障组织，有来自亚太地区42个国家和地区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和高校的222家团体会员。
结语
我，一个改革开放之前没有教育梦想的人，恢复高考点燃了我心中的梦想，出国留学政策改写了我的命运！这一路走来，我完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教育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一个与“美国梦”不同的梦想，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一个以个人和群体共同幸福为目标并为之自豪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张建新，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