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中国人民科学家，是留学报国的光辉楷模，是“中国航天之父”。今年是他诞辰108周年。
爱国志向与学科志趣相统一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三岁时随父母到北平。钱学森先后在北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1917–1923年）、北师大附中（1923 － 1929年）学习，1929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
钱学森和父亲钱均夫
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后，他遵照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的《建国方略》，立志要学习詹天佑，为国家修建铁路，于是，他选择了机械系的铁路工程专业。但是，随后不久，面对日寇于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蔡廷锴将军率领19路军进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目睹了日本飞机对上海的逛轰烂炸，激发了钱学森学习航空的意志，他要为国防建设学习军事科学，于是他的业余时间就是在上海交大图书馆钻研航空工程。这体现了钱学森把爱国志向和学科志趣统一起来、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坚强意志。
博采众长留学深造
钱学森1934年考取赴美留学的庚子赔款奖学金，他作为公派的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指定是赴美学习飞机设计。按照当时规定，考取庚子赔款的学生，必须在国内导师指导下，实习一年，以便了解国内相应专业的现状，使留学目标明确、有的放矢。钱学森很幸运，他留美前的两位导师——王士倬和王助——都是留美学成回国的航空先驱。王士倬担任钱学森出国前的指导教师，王助1935年担任钱学森下厂实习的导师。半年后，钱学森提早结束实习，两位导师提议推荐钱学森去他们俩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研究院深造。1935年8月，钱学森启程赴美。
钱学森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研究院攻读航空硕士学位期间，努力拓展知识面，选修了一些其它尖端的课程，他去数学系选修《复变函数论》，去物理系选修《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去化学系选修由鲍林（Linus Pauling）教授开设的《结构化学》和《量子化学》，去生物系选修摩根教授开设的《遗传学》等，这些课程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学科。钱学森选修这些课程，实际上极大地拓宽了他的学识视野。
1936年钱学森获得硕士学位，为了博采众长，进一步深造，同年8月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据冯∙卡门后来回忆，当他与钱学森交谈之后，觉得他非常优秀，当即表示接受他、指导他攻读博士学位。从此，钱学森在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深造中展开了崭新的一页。
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
师从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开启了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的深造过程。冯∙卡门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他的导师普朗特是流体力学的鼻祖。可谓名师出高徒，冯∙卡门也随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流体力学大师。
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由冯∙卡门指导的博士生组成的“火箭研究小组”，又称为“火箭俱乐部”，因其涉及危险的科技试验，故外号叫做“敢死队”（The suicide squad）。在这个“敢死队”中，主要成员有马林纳（Frank Malina）、派生斯（Jack Parsons）、钱学森（Hsue－Shen Tsien）和福曼（Edward Forman）。钱学森负责设计并建造小型高速风洞，由此，他开始积累了火箭研制的工程经验。
除了“敢死队”的成员以及其他学者之外，先后来这里工作过的华人学者有：林家翘、钱伟长、郭永怀等。他们都曾经参与了冯∙卡门的研究工作。其中，钱伟长于1946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郭永怀1956年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协助钱学森工作。
钱学森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时，非常注重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他在1939年获得航空科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还获得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他完成了四篇学位论文，解决了两大工程问题，其中，第一个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产生的“热障”问题；第二个是飞机在高速飞行（马赫数M＞0．5）时，机翼表面压力分布公式。这个分布公式后来被学界称为“卡门─钱公式”。由此可见，数学基础和航空科学相结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钱学森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
36岁成终身教授
1939年，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本打算立即回国。但他的导师冯∙卡门建议他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进行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于1940年给钱学森写信，要求他回国效力，尽一个庚子赔款奖学金公派留学生的责任。钱学森把航空委员会的来信报告给了导师冯∙卡门，准备启程回国。但冯∙卡门坚持挽留钱学森。冯∙卡门在1940年4月20日给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写了回信，他以“让钱学森在回中国前在航空工程学和航空科学的不同领域继续从事某些研究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钱学森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的理由说服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同意钱学森继续留在美国进行研究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钱学森于1946年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任为航空系副教授，他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钱学森特别注重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他的课程里包含着新近的研究成果，启发和引领学生深入思考和探索。1947年初麻省理工学院破格提升钱学森为终身正教授。
1947年夏秋，他曾回国省亲。当时，钱学森谢绝了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邀请，他期待着新中国的诞生。此次回国，钱学森36岁，他虽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但还没有结婚，单身一人。钱学森回国期间，和他青梅竹马的蒋英恰好也在国内。蒋英留德学习声乐，回国后从事声乐教学，是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是蒋百里之女，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专家，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世交好友。1947年钱学森结束单身，与蒋英结婚。婚后一同赴美。
蒋英
1949年初夏，加州理工学院聘任钱学森为终身教授。钱学森继续他的教学工作，他在课堂教学中，把当时最为尖端的“弹道导弹”的新颖科学概念讲授给学生，这无疑是他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钱学森讲弹道导弹概念
冲破重重阻挠回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大洋彼岸拼搏多年的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得知喜信后欢欣鼓舞。钱学森留学报国的愿望即将实现，内心的喜悦无与伦比。
正当钱学森夫妇整理行装准备回国之际，美国军方发出威胁，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扬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美国国内反共高潮迭起。他们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收和检查了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几箱书籍和资料，企图寻找他们所谓的“证据”，在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就拘留了钱学森。这一行动，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和冯∙卡门的极大义愤，立即组织营救，最后加州理工学院交纳了1．5万美元，才将钱学森保释出来。但他们把钱学森夫妇软禁起来，禁止钱学森离开美国。美方威逼钱学森要忠于美国，钱学森慨然明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为此，钱学森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之职。
在他被软禁的五年期间，钱学森改变科研方向，开创“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的研究，完成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著作。同时，钱学森夫妇一直在考虑如何摆脱美帝的牢笼，回到祖国的怀抱。
直到195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后，钱学森从报纸上看到国内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合影照片，其中有陈叔通副委员长，他喜出望外，因为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的世交好友。于是，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信，信中说：“我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1955年 5月初，陈叔通副委员长收到从我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由蒋英的妹妹转来的钱学森写的信，立即将信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周总理立即指示王炳南，于1955年 8月 1日预定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提出关于钱学森回国之事，美方代表又是旧调重谈，说钱学森本人没有回国意愿。王炳南大使立即出示了钱学森的亲笔信，美方代表哑口无言，只得表示认可。我方以交还在抗美援朝中俘获的10名美国飞行员作为交换，要求美方释放钱学森。
钱学森于1955年8月4日接到美国政府移民局允许他回中国的通知。钱学森夫妇极其高兴，立即收拾行装、预订船票、准备出发。钱学森和蒋英于1955年9月17日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踏上了归国之路。于1955年10月1日抵达香港，10月8日到达广州。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专程前往迎接。钱学森先生激动地说：“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来”。钱学森先生回国以后，周恩来总理立即亲切会见了他。随后，毛主席也亲切会见了他。后来，毛主席还宴请了钱学森。
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的儿女回国
中国科学院代表前往广州迎接
周恩来总理立即亲切会见了钱学森先生
毛主席宴请了钱学森
钱学森先生回国之后，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他到东北各地去参观考察，了解我国的工业和教育状况。之后，钱学森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后来又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空间技术）院长。
钱学森被任命为中科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空间技术）院长
钱学森（右二）在实地考察
报效祖国创建丰功伟绩
在钱学森的带领和指导下，新中国的火箭导弹技术从无到有、突飞猛进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由于运载火箭的不断发展和提升，我国的航天事业蒸蒸日上，“两弹一星”连连上天，载人航天工程跃居世界前列。因此，钱学森当之无愧地成为“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
回国以后，钱学森所创建的“工程控制论”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公布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的评定结果。钱学森与华罗庚、吴文俊等科学家获得首届科学奖一等奖。颁奖词中说“力学家钱学森的著作《工程控制论》，将一般性、概括性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对工程技术各个系统的自动控制和自动调节理论作了全面探讨，一方面奠定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技术科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开拓了它今后的研究领域”。事实证明，钱学森的系统工程和控制理论，对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和直接领导下，钱学森参与了制定《1956～1967年十二年我国发展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的工作，这个规划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个任务便交给了以钱学森为首的12位科学家，他们组成综合规划组，钱学森担任组长。十二年规划的主要成就除制定了56项重大研究任务以外，最重要的决策是确定了6项紧急项目，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和自动化技术。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当时的综合规划组曾逐项地讨论过56项重大科研任务。在讨论这些项目的过程中，钱学森除了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角度进行审定外，总是从现代科学可能的发展前景来预测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我国在以后多年的科学规划和国防建设中，钱学森先生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74年4月24日发射成功。这使得我国成为苏、美、法和日之后第五个可以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作为火箭、导弹、卫星技术研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指挥了千百次地面和靶场发射试验，在航天器各种型号的研制和科学管理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管理指挥人才，把中国的航天事业推进到世界的一流水平。
推动高等教育和思维科学进步
钱学森先生回国以后，参与和推动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建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先生被聘任为中国科技大学现代力学系系主任，亲自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程。钱学森先生还指导学生研制小火箭，为后来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培养了人才。钱学森先生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不仅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系主任和教授，而且还广泛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与一些大学的校长们讨论教育问题。钱学森先生特别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他还在百忙之中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青少年航空夏令营，并热情地为学生们签名留念。至今，在北航的校园里还耸立着钱学森先生的全身铜像。师生们时常在他的铜像前献上一束束鲜花，缅怀和学习钱学森先生航空航天报国的奉献精神。
钱先生在授课
钱学森与南开大学杨石校长谈教育
钱学森为航空夏令营学员签名
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思维科学是紧密相连的。他在晚年特别阐述了创新人才的培养，他说，“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2005年，温家宝总理曾去医院看望钱学森先生。
温家宝总理去医院看望钱老
钱老对温总理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在这里，钱老已经指出：问题在于“办学模式”。
针对上述“办学模式”问题，钱学森先生说：“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
钱老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我们高等院校办学的学术氛围的重要性。他同时又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回答了个人成才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他说：“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钱学森的教育思想和思维科学的精华，在这里论述得非常明确。从高等院校办学模式方面，他郑重指出了：“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从创新思维方面，他提出：“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综合这些论述，正是我们高等教育在肩负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中必须遵循的规律。
（本文完成于钱学森诞辰108周年前夕，作者周自强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航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顾问。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