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博士后，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教授、感染科副主任，较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生之一，一直奋战在救治一线。
赵雷所在的武汉协和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算远，是早期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之一。
1月中旬，武汉一位有新冠肺炎的“特殊患者”传染了神经外科14名医护人员。在当时未明确新冠肺炎人传人的特性下，赵雷接手了这位“特殊患者”。
身处感染科的赵雷，辗转在红会医院、协和医院本部以及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之间，与时间赛跑，全力救治病人。
感染科医生的除夕
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9点，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来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下称红会医院）查房，他的病人主要分布在6层和11至15层，但是作为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他需要指导红会医院病区医生对所有入院病人的诊治。
红会医院的6层原来是骨科病房，这里收治的50多个病人属于没有确诊的疑似患者，只能算病毒性肺炎患者，但从临床表现和已有的CT影像学特征看，都符合后来第五版国家指南的新冠肺炎临床诊断。
赵雷和两名协和医院的同事着重看了几名病人，嘱咐病人放松心态，控制好体温，抗病毒治疗，加强营养支持。出来到楼道上，他们神情变得严峻，“这儿有两个病人情况不乐观，指氧饱和度太低，今天如果继续恶化就得送ICU了。”
赵雷还专门来到一位从协和医院病房转过来的高姓老人床前。这位78岁的老人原本就患有糖尿病，高烧入院后又合并呼吸道真菌、细菌感染，呼吸衰竭加重，需要机械通气，属于危重型病人。赵雷在协和医院对他进行了抗病毒、抗感染和调血糖等治疗，转来红会医院时仅靠鼻管给氧就可维持呼吸。看到赵雷过来，高姓老人还气喘吁吁地说着感谢的话。
下午1点，赵雷完成了对全部六层楼病区的查房。在缓冲区脱掉防护服，反复消毒后，医生们终于可以喝口水、上厕所，坐到红会医院的员工食堂吃一口盒饭。赵雷坦言，现在真的是时间不够用，病人太多，很多时候只能看一些重点病人。电话、微信几乎都不回复了，要进行采访的媒体也推了不少。
疫情结束后，最想休息一下
在医院里救治病人忙碌一天以后，赵雷回到宾馆临时隔离点。赵雷是1月下旬搬到隔离点的，他说，1月初已经知道存在不明原因的肺炎，但当时对病情了解不太清楚，所以每天回家后只是和家里人相对隔离，尽量减少和老人小孩的接触。后来知道这个疾病人传人时，就和家里人分开了，但是还是会定期和家人视频，让家人放心。
针对网上都很关注的一线医护人员医疗物资紧缺的问题，赵雷说，紧张是肯定紧张，这一次疫情来得太突然，同一类型的大量病人在医院同时就诊，不仅是在武汉，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会造成医疗物资紧张。但是医院已经尽量保证一线人员的供应。
医疗物资中，又数口罩、防护服等消耗品供应最紧张。赵雷说，“那就自己做到尽量节省，防护服如果紧张，就多用一会儿，换班的次数再少一点，在隔离区再多待一会儿，一次性看完所有病人……”
当问到疫情结束后最想做什么，赵雷想了一下，笑着说：“休息一下吧。”
防大于治，不仅是经验更是教训
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赵雷还在读研究生。从事传染病临床十多年，这次新冠肺炎是他第一次遭遇如此大规模的疫情。从疫情爆发性增长到现在，他没有休息过一天。见证了整个疫情发展的他，对疫情也有自己的思考。
赵雷说，应对突发性传染病，是经验不断摸索、认识不断丰富的一个过程。首先就是要加强预防，防大于治；其次，卫生防疫和临床治疗、疾控与医院这两大块应该密切协调；再次，基层医疗能力包括设备投入和诊疗水平都亟需提升。
赵雷表示，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为一名海归，一名医生，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战胜疫情的信心。虽然疫情防控已经胜利在望，但越是接近胜利，越是不能大意，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