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场重大疫情让百万海外中国留学生身处跌宕起伏的抗疫进程。一些欧美国家的民众将个人偏见转嫁到当地华人群体身上，致使一些中国留学生遭受谩骂排斥；少数留学生的不当言行，也一度令留学生群体在国内自媒体上被污名化、标签化、边缘化，令其面临双重压力。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表现出应有的文化素养和个人修养，不卑不亢、理性应对、勇于担当，以超凡的姿态接受时代的特殊“大考”。化双重压力为双重动力，追求双重认可，是留学生们的不懈追求，也是他们进一步成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人生课题。
【摘要】一场重大疫情让百万海外中国留学生身处跌宕起伏的抗疫进程。一些欧美国家的民众将个人偏见转嫁到当地华人群体身上，致使一些中国留学生遭受谩骂排斥；少数留学生的不当言行，也一度令留学生群体在国内自媒体上被污名化、标签化、边缘化，令其面临双重压力。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表现出应有的文化素养和个人修养，不卑不亢、理性应对、勇于担当，以超凡的姿态接受时代的特殊“大考”。化双重压力为双重动力，追求双重认可，是留学生们的不懈追求，也是他们进一步成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人生课题。
【关键词】海外中国留学生 思想动态 群体形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百万海外中国留学生身处跌宕起伏的抗疫进程，经历了严峻考验。迄今为止，海外中国留学生在全球抗疫中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全力驰援中国为亮点。当疫情在武汉暴发并引发全球关注时，海外大批中国留学生闻风而动，以柔弱的肩膀、有限的财力、千百倍的热忱，与当地华人华侨一起，共同支援祖国的抗疫斗争。他们在留学国千方百计地寻找、购买防疫用品，并想方设法一箱箱、一车车送往中国国内。
第二阶段以普遍的群体焦虑、困顿为共性。在这一阶段，中国国内经过艰难抗疫，形势出现好转，但新冠病毒却骤然肆虐于欧美，其势汹汹。短短数周，疫情就从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蔓延到整个欧洲，而美国（尤其是纽约州）更是成为疫情的重灾区。此时，身处欧美的中国留学生们突然意识到病毒威胁近在咫尺。其就读的学校关闭校门，有的更是连宿舍都要清空。很多在当地举目无亲的学子顿时不知所措，远在祖国的父母更是心急如焚，召唤儿女紧急回归。然而，各国为严防疫情继续跨境传播相继紧急关闭边界，减少甚至取消国际航班，留学生们的回国之路变得屏障重重。是花巨资、冒风险辗转回国，还是在留学国寻觅避难之法，成为百万留学生面对的两难选择。
第三阶段以寻求疫情防控与学习生活之间的平衡为特征。随着全球抗疫形势的向好，边工作、边防控逐渐成为不少国家的常态，一些国家的大中学校相继发布新学期入学计划，有的学校还明文规定不接受延期入学申请。在这一阶段，中国留学生们面临的新问题是：已经回到祖国家中的，能否出国再续学业？一直留守当地的，如何安排今后的学习生活？形势向好之时，也是欧美国家漫长暑假来临之际，在往年正常情况下，留学生或者回家与父母亲友相聚，或者参加丰富多彩的假期游学实践。但在今年如此特殊的情势之下，海外中国留学生却面临艰难选择：回家则面临着昂贵的机票、依旧具有潜在感染风险的旅途，以及开学前能否如愿如期从中国返回留学国，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反之，倘若留在留学国过暑假，则不仅要持续忍受孤独，还会面临经济上的压力。有些留学生原本能够通过暑期打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因为欧美本土失业率大幅激增，加之疫情对旅游业、服务业冲击严重，如今似乎难以如愿。何去何从，依旧两难。
当海外中国留学生们面对疫情艰难寻觅应对路径时，中国国内对于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舆论争议也出人意料地一波三折。疫情在国内暴发之初，海外留学生群体作为支援祖国防控的积极志愿者，得到了国内从政府到民间社会的高度评价。然而进入第二阶段，当我国为防控境外疫情输入而实施严控边境、大幅减少国际航班等严格举措时，留学生回国问题骤然引发网络热议。特别是当166名小留学生家长联名要求国家派专机接回他们在国外的年幼子女时，当个别回国留学生不遵守隔离规定之任性做派被传播到网络引发围观时，当个别留学生在网上信口雌黄辱骂自己的祖国时，众多网民争相发表意见，有劝慰，有训诫，也不乏冷嘲热讽。诸如“归国巨婴”等指责抨击广为传播，附和性回应充斥网络，留学生群体一时间被推上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几乎沦为一个被标签化、边缘化乃至污名化的群体。
多年来经由媒体塑造的留学生“群体形像”与当前百万留学大军内部多层多类分化之现实相碰撞，加之网络的“放大效应”，导致留学生群体被标签化、边缘化乃至污名化
如果说在此次疫情之前，国内民众，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家长们大多不时听说身边有人出国留学，但对总体状况并不十分清楚，那么此次疫情则使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回归困局广为人知。目前，正在各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多达160万，其中约30％是就读于国外中、小学的“小留学生”。回望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1978年的“6·23”留学讲话正式重启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之门，当年派出的第一批留学人员仅有50名。三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自费留学与公费留学一视同仁，留学生数量开始迅速增长。曾几何时，“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学子虽然心向往之却难以企及的梦想。然而仅仅三四十年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超过了600万。
如此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是如何形成的？出国留学的推力主要源于体制、家庭、市场三方。在体制层面，中国对于人才有着迫切需求，由此制定了一系列对留学回国人员的优惠政策。很多中国高校在职称评聘中格外青睐海外阅历、国家为出国访学人员提供配套资助、官方媒体对于优秀归国人员的宣传褒奖等，无不增加了“留学”头衔在社会上的闪光度。在家庭层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越来越多中产家庭具备了把孩子送出国门的经济能力，加上中国传统文化视父母为子女教育投资为理所当然等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自费留学比例一直占出国留学总数的90％以上。一份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是年中国大陆赴海外留学的学生中，有34％来自普通工薪家庭。显然，父母能够并且愿意为子女出国留学在经济上“兜底”，是助推出国留学潮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市场层面，众多留学中介将“留学操作”市场化，甚至宣扬“百分之百成功率”。1988年，原国家教委正式批准在北京、广东和福建设立的若干自费出国留学中介咨询组织为合法机构。进入21世纪，正式登记注册的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已超过400家。有机构统计，在每年出国留学人员中，大约有60％的人均是通过留学中介办理。
与此同时，在中国学子的主要求学目标国一方，招收国际留学生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无疑是居于首位的强大拉力。关于在海外留学一年之学费和生活费的调查显示：美国需要22万—35万元人民币，英国需要21．2万—44．4万元，澳大利亚需要16．5万—27．5万元，加拿大需要13．5万—27．8万元。美国的一项统计显示，2018—2019年度，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国际留学生向美国经济贡献了410亿美元，提供了458290个工作岗位，其中，36万中国留学生一年为美国带来的经济效益达140亿美元。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所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国际留学生对英国经济的贡献约为200亿英镑，平均每名非欧盟学生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约10万英镑。照此推算，留学英国的12万中国留学生每年对英国经济的贡献高达约120亿英镑。
基于如此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降低了中国学生的签证难度。美国一些营利性的私立学校特别开设国际项目吸引外国学生，并助其顺利获得入美签证；英国政府于2019年9月推出新的签证政策，允许在英留学生毕业后留在英国两年寻找工作机会；法国设立了中、英、法三种语言的入学申请平台，方便并简化了中国学生的申请流程。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上述中外双重合力的驱动下，中国出国留学潮呈现出相当明显的三个变化：一是留学资格去魅化。出国留学不再是某些杰出人才或富裕家庭才有的权利，而是普通百姓都可以拥有的机遇，甚至被视为当下中国中产家庭的标配。二是留学目标多元化。大多数留学人员仍然以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学术水平为首要追求。但是，力图以低龄留学方式获取当地国身份也并非特殊个案。三是留学结构分层化。当今海外百万留学大军中，从接受中国教育部或相关高校资助的青年才俊，到稚气未脱就被送上出国留学之途的懵懂少年，从品学兼优的风华学子，到混文凭、混身份的“学渣”，可谓应有尽有。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百万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反应及表现各有不同、良莠不齐，也就不足为奇了。
概而言之，“留学者”自然品学兼优，“海归者”当为国之重器，如此多年来经由媒体塑造的“群体形像”，与当下百万留学大军内部多层多类分化之现实的碰撞，再加上自媒体时代“坏事传千里”的倍增放大效应，导致留学生群体被标签化、边缘化乃至污名化。
面对留学国某些民众的不当言行和国内一些自媒体的负面炒作，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表现出应有的文化素养和个人修养，不卑不亢、理性应对、勇于担当
疫情暴发后，一些欧美国家的民众将对中国人的偏见和仇视转嫁到当地华人群体身上，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国青少年留学生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例如，有留学生无端遭人谩骂、吐口水，甚至被殴打致伤；独居宿舍的留学生被人在门外贴上谩骂性的字条，还有留学生则被当地房东拒之门外或限令搬家。至于收到匿名攻击性信息，在公众场合遭遇公开鄙视，或仅仅因为戴口罩就被直接视为“病毒”的留学生更不在少数。如前所述，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少数留学生的不当言行，更令留学生群体在国内自媒体上被网民加以污名化、标签化、边缘化，这也使得许多留学生面临双重压力。
尽管承受着这样的压力，绝大多数留学生依然秉承使命、勇于担当，以超凡的姿态接受时代的特殊“大考”。面对留学国某些民众的不当言行和恶意攻击，以及国内某些自媒体的负面炒作，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表现出应有的文化素养和个人修养，不卑不亢、理性应对。留学生们在当地的住宿条件大多简陋狭窄，疫情期间，他们被迫禁足于区区几平方米的斗室内，难免因孤独无助而抑郁焦虑，产生心理障碍。有鉴于此，在中国驻当地国使领馆的支持下，各国各地留学生纷纷建立网上微信群，互通信息，互帮互助；祖国通过使领馆持续送去“健康包”，为留学生们在疫情期间做好自我防护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支持；国内相关部门与医疗机构联手为海外学子建立的各种“线上援助平台”纷纷启动，通过针对疫情的线上专业讲座、在线医疗咨询、心理咨询辅导等方式，为海外学子平安抗疫保驾护航；一些当地的华人华侨社团也伸出援助之手，不仅对他们嘘寒问暖，还提供临时住房信息，为不幸患病的学生联系医疗救助，还为特困学生提供经济支持，这些都令留学生们在特殊时期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绝大多数留学生严于自律、顾全大局，既没有汇聚为大规模的强行回国潮，也没有在疫情期间与周边民众发生公开冲突，难能可贵。
不仅如此，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许多留学生还尽其所能，主动助力当地国的抗疫斗争。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是：当疫情肆虐于日本时，街道上出现了为当地民众免费发放口罩的中国留学生的身影，深受感动的日本CBC电视台记者专门对此进行追踪报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些中国疫情暴发之初写在日本援助中国物资箱包上、给中国民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好诗句，又被中国留学生们以实际行动回赠给了日本人民。
中国留学生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自己的祖国，虽然远隔千里万里，但那里始终都是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是血缘亲情所系；另一个则是自己正在求学的国家，是一个相对陌生，需要通过不断熟悉去完成学业的地方。留学生们追求着两个世界的双重认可：在学术上，个人在祖国学得的知识是在求学国进一步攀登学术高峰的基础，而在求学国孜孜攻读、获取文凭、得到学术认可，则是自己日后对祖国和家人的回报；在心理上，虽然日夜生活在异国他乡，但心灵深处的归属总在梦绕萦回的祖国家乡，他们总是期待着与家乡的亲朋好友分享在留学国经历的喜怒哀乐和获得的点滴业绩。因此，无论留学生们日后生活在哪里，祖国和求学国的经历都将伴随其终生。
正因如此，化双重压力为双重动力，获得两个世界的双重认可，是留学生们的不懈追求，也是他们面对的重要人生课题。当两个世界的评价体系一致或相似时，获得双重认可必然让人憧憬。然而，一旦两个世界的评价体系彼此相异甚至相互冲突时，如何平衡和抉择，就成为留学生们面对的一大考验。
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如何应对周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歧视乃至攻击，将是海外中国留学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虽然眼下疫情仍在多国肆虐，但从政界、商界到学术界都已经开始探讨疫后趋势与应对。美国著名政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提出：古有AC（公元前）和BC（公元后），今天则要面对全新的BC（Before Corona疫情前）和AC（After Corona疫情后）；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也撰文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疫情之后的世界会有哪些变与不变？对于百万海外中国留学生而言，疫情后他们将面对何种新的考验？又将承担什么样的新使命？
在政治层面，疫情加剧了不同国家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曾经遭世人唾弃的种族主义借尸还魂，一些西方政客将疫情政治化，甚至祭起“新冷战”的旗号，妄图倒行逆施，行逆全球化之实。然而，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绝不会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疫情之后，不变的是全球化持续向前的大势，变的可能是全球化的模式轨迹，以及进程的速度、节奏，中美等大国关系依然在疫情后的世界举足轻重。虽然停止攻击、猜疑和无端指责乃世人之共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正义与邪恶的冲突仍将持续，或更趋白热化，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可能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新常态。在此大背景下，求学于不同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势必在种种不确定性因素下面临新考验。如果欧美国家的某些政客继续一意孤行，挑战中国的政治底线，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求学之路势必增添新障碍。有评论认为：海外中国留学生需要做好足够准备来应对“动乱的日子”。这似乎并非危言耸听。
在经济层面，疫情期间停工停产、消费停摆，伴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隆隆进程而将各国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产业链惨遭不同程度断裂，各国经济普遍大幅度下滑。疫情中，贸易保护主义大肆张扬，引发了众多国家对自身产业布局、供应链结构之风险和成本的再度考量。中国在经济上是前一轮全球化的重要贡献者，也是重要受益者，虽然有人高呼对中国撤资断供，但并不存在完全付诸实施的现实可能性。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这是疫情后中国经济不变的现实。但是，海外市场疲软，一些国家或在经济上对中国围堵施压，或因应疫情教训而实施产业部分转移或调整布局，这无疑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纵观全球，疫情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已显而易见。追溯既往事实可以看到，经济下行会对各国的教育科研产生多重影响。例如，有的学校可能会削减奖助学金额度，某些非急需研究项目经费可能被削减甚至完全停拨，社会失业率上升可能减少留学生打工助学的机会，某些家庭的资产、收入因总体经济环境变化而锐减，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海外中国留学生今后可能需要面对的。
在社会文化层面，疫情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病毒似乎无处不在，完全有效的防范措施相对缺乏，人们由此产生的恐惧改变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无端制造的信息借自媒体时代的“自由”而广泛传播，蛊惑人心，撕裂了长期以来好不容易才渐渐弥合的民族、种族情感，国家、地域、族群边界因疫情防控而强化。在某些大国主导的国际舆论中，作为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不断被诬陷、斥责、甩锅，这些行为带来的影响在美国社会反映最为突出。2020年4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民调报告，其中指出，只有26％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虽然民心向善始终是主流，中国人民为抗击疫情而付出的惨烈代价终将为世人所了解，中国在自身尚未从疫情中完全恢复过来时即主动与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的举措终将得到公正评判，这是不变的大势；但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如何应对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误解、歧视乃至攻击，将是海外中国留学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危机终将过去，但这一巨大公共卫生灾害引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振荡则可能长期延续，甚至可能引发某些次生灾害。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坚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面对新的考验，身处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将在考验中进一步成长成熟，以广阔的视野、宽容的胸怀和扎实的学识，为增进祖国和所处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协作而尽心尽力，不负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作者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
【参考文献】
①苗丹国、赵惠霞：《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事业的发展实践与理论构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②Li Minghuan， We Need Two Worl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