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人才回归本土已成不可逆的趋势。中国很有可能复现美国历史上虹吸全球人才的故事。因此，从现在起，中国就要有谋划“国际人才枢纽”、建立全球人才优势的长远打算。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又让包括留学困境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显化、激化。如何解决或转化留学困境中存在的矛盾，考验着留学“规划者”的智慧。
疫情下的留学“定心丸”
近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印发。《意见》提出，优化出国留学工作布局，做强“留学中国”品牌，深化教育国际合作，鼓励开展中外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扩大在线教育的国际辐射力。
“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将是暂时的。”教育部主管部门负责人在就《意见》答记者问时表示，教育部将积极开拓优质教育资源合作渠道，拓展出国留学空间。
“我们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工作方针没有变，当前发布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文件，对我们国际教育交流领域而言是一个定心丸，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全国留学行业组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秘书长印凯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
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4月联合主办的“全球疫情挑战下的国际教育战略研讨会”（线上）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宁表示，中国超过98％的留学人员分布在20余个主要留学目的国，这些国家疫情蔓延，高度限制跨境流动。中国在外留学生、访问学者受到巨大影响，硕士生、本科生基本都转为在线完成课程和答辩，绝大多数博士生依然在以多种方式从事科研工作。
印凯介绍，当前中国留学生留学目的国主要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张宁指出，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出国的留学人员大幅减少，秋季出国留学能否成行，“和留学目的国疫情何时结束有关，和全球疫情何时结束有关，和何时恢复跨境流动有关，和留学主要目的国何时能够办理签证、开学有关”。
“停整期”让留学更理智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刘敏对《环球》杂志记者分析说，近期来看，影响出国留学的主要因素仍是疫情，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当前美国一些政治势力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对抗，鼓动“脱钩”，而疫情导致的物理上交往的萎缩也在事实上造成一定程度的“交流断线”。特别是今年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增加入境审查，限制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禁止留学生参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相关课程等做法，让不少有意赴美学习的学生止步。
留学市场低迷，使欧美国家的一些大学面临财务危机，甚至已出现倒闭关门的情况。据《2019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8～2019学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近37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三成。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留学人数已经是10年前的2．3倍。
“中美之间的摩擦将会使得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方向更为多元。当然美国大学也会联合抗议保护国际学生的权益，维护自身利益。”刘敏介绍，英国政府已通过一系列动作开始了“抢人”大战。6月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申请英国本科的人数逾2．4万（截至6月30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约23％，英国政府更是在7月末批准大学增加补录名额，并宣布重新启用PSW签证，放宽留英工作门槛。
“理智”是印凯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及的一个词。他认为，留学不会因为疫情而走下坡路，反倒会从多个层面让留学变得更加理性化和规范化。首先，家长和学生面对留学抉择（要不要留学、留学目的地等）会更为理智，无谓的攀比和跟风现象或有改观；其次，他建议“非适龄留学生”（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及家长理智、慎重考虑出国留学事宜，“过早出去留学弊大于利”；第三，留学机构的服务和管理也会更趋理智和规范，更符合教育或人才培养的初衷。
印凯特别指出，“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讲，把一个未成年人放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去问题很大，一些孩子在海外遇到的更多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是精神层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协会也倡导家长在这方面能更理性一些，等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稍微成熟一点，自学、独立生活、辨别善恶、抵御外来侵犯等能力有所提升后，再送出去。”
在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看来，宏观上，疫情让原本就增长乏力的留学趋势提前进入拐点；微观上，当前政策对个人申学而言不似想象中那样艰难。究其原因，他给出了三点分析：留学常态化、镀金价值下降、低投入产出比使得一部分人打消了留学念头；00后、05后留学意愿低；国内高等教育发展，学位扩招，使得因考不上大学而留学的人数有所减少。
英国QS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响全球留学生》显示，虽然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受疫情影响会推迟或更改留学目的地，但彻底放弃留学计划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不到一成，中国留学生决定放弃留学的仅占4％。刘敏指出，这一数据表明，疫情对于留学的影响是暂时的，事实上全球化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渗透，也决定了全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可逆转。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刘夏蓓教授也对《环球》杂志记者表达了相关看法。她认为目前留学只是受到了冲击，并非“致命打击”。她同时也指出，疫情的影响是巨大的，其所改变的一切很难再回到原位。
比如疫情导致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升温，会影响留学环境的包容性和接纳度，自然也会影响人们的留学需求和行为；签证政策的日益严苛和对留学专业的限制，同样会冲击人们对留学目的地和学业兴趣的追求，使留学难以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刘夏蓓认为，就个人而言，审慎检视自己的留学需求，避免“随大流”“面子”“镀金”等留学行为。就社会而言，留学行为将与留学生所在国家的社会需求联系得更加紧密。疫情后的世界变局，使留在留学国工作比之前更加困难，由此，各国留学生归国的比例会更高，留学与归国就业的紧密联系将推动留学行为与社会需求更加直接的联系。就国家而言，更高比例的具有国际视野和体验的留学归国人员，是国家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也是建设国家的重要人才，是不可或缺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化时代留学教育新样态
得益于互联网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面对历史性的疫情，整个世界维持了相对意义上的正常运转。因为疫情，无数教师被迫面对镜头，成了学生心中的“网红主播”，“远程教育”“线上课堂”等迎来“黄金时代”。
不少海外高校已确定了新学期将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或全部转为网络授课的模式，尽管这种留学文凭的“含金量”受到部分学生的质疑。刘敏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疫情正倒逼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了保障“不停学”，多数高校都集中投入了物力和人力改进在线教育，包括建设网络授课平台，开放数字图书馆，引入AR、VR技术等。
“网络授课有诸多优势，比如支持随时回放观看、授课场地不受限、与技术结合可以抓取过程数据改进教学等。当然网络授课也缺乏线下教学社会化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对于留学生来说，更是缺少了必要的文化体验和社会融入，因此未来线下的国际学生流动仍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刘敏说。
刘夏蓓进一步指出，学校除了传授知识，还是学生“社会化”、人群“互惠”、学习与实践“互助”的场所，更是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是人们实现梦想、追求理想的地方，面对面的互动非常重要。因此，线上教学方式所造成的学与教的分离状态，使这些“学校社会功能”的实现大打折扣，甚至无从实现。
她认为，后疫情时代的留学将会出现“不在留学国的留学”和“不在留学学校的留学”，而这将影响到上述的“学校社会功能”，从而需要新的手段和行业来弥补这些失去的功能。
疫情下的留学相关方该如何抓住机遇？张宁说，对疫情热点保持关注、深入思考，能扩大自己的全球认知和国际视野；置身共情抗疫的氛围中，相当于上了一堂抵制对别国进行攻击诋毁的实操课；留学目的国政要、专家、媒体等高频次谈论疫情防控，是难得的提高外语听力、阅读能力的机会；当前世界上许多实验室的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抗击新冠病毒夜以继日地科研攻关，为留学人员提升科学精神素养提供了难得的“观摩”机会。“不管是留学工作者，还是留学人员，都要直面疫情带来的挑战，同时，也要化危为机，在适应冲击的同时主动寻找机遇。”
全球人才大流动不会变
“中外合作办学”也在疫情影响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被一些人视作“不出国门的留学”。《意见》提出，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改进高校境外办学，改革学校外事审批政策，持续推进涉及出国留学人员、来华留学生、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改革。
而在印凯看来，不能将中外合作办学之类视作“留学替代品”，因为不出国门的“留学”不叫留学。另外，不出国门的“留学”也不享有留学人员的政策待遇。当然，作为备受关注的一种教育方式，中外合作办学也确有其独特价值。
据了解，中外合作办学有三种基本形式——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其中拥有独立法人的院校被指更接近“留学”性质，毕业后可以同时获取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文凭，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目前中国有11所这样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
印凯指出，这三种中外合作办学一直是国内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的办学形式，对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国际化起到关键作用，但其招生名额满足不了广大学生的需求。
中国“公派留学为主导、自费留学为主体”的格局已形成多年，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印凯提出要认真贯彻和落实“5个并重”的留学工作指导方针：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并重；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并重；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并重；依法管理和完善服务并重，改善留学方面大事小情都依赖行政手段的现象。
对未来的留学和教育改革，他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是提高对“非高精尖人才”、数量庞大的“中间群体”的重视和培养力度；二是在教师培养方面多下功夫，加强与国外联合培养教师，须知一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教师，可以影响一大批后来人。此外，疫情下，国家间、国际组织之间多重合作与协调的必要性进一步彰显，其中也包括留学行业之间的跨国沟通和互动。
刘敏认为，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来看，全球范围内人才流动的大趋势不会变，但流动的方向和学习的形式将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除了建设多年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外，中国还将逐步落地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近日与海南省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就地国际化”以及在线学习的模式将成为新的“留学”增长点。
此外，随着中国在科技创新、改革发展、“双一流”大学建设、研发投入、科技成果产出、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的持续攀升，中国海外人才回归本土已成不可逆的趋势。中国很有可能复现美国历史上虹吸全球人才的故事。因此，从现在起，中国就要有谋划“国际人才枢纽”、建立全球人才优势的长远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