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初，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激增，定点医院容量已趋于饱和，大批患者无法及时收治。2月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建设“方舱医院”用于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江岸方舱”是武汉的第四家方舱医院，短短35天，武汉三镇共建16家方舱医院，共开放床位1．3万多张，累计收治轻症患者1．2万多名。“武汉市平均每4名患者就有一人入住方舱医院”，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舱。方舱医院做到了零死亡、零感染、零“回头”，创造了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3月4日江岸方舱医院荣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颁发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3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专题节目《方舱》，专门对江岸方舱做了45分钟的专题报道。

临危受命，主管方舱医院病人转诊

2月10日下午2点，我突然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江岸方舱医院院长凌瑞杰的电话，通知由我担任江岸方舱医务部主任，负责方舱的医务管理工作。出发前医院领导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感谢大家在这个危急时刻敢于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去，并鼓励大家一定要有战胜新冠病毒的信心与决心，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打赢这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管理方舱的医务工作，对于我这个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后来近一个月的工作经历表明，在武汉市定点医院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一床难求，转诊就是当时天下最难的事情。

作者在方舱医院查看医疗文件

2月5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四类人员”集中隔离治疗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集中治疗，压力非常大。当时，武汉已经确诊及许多疑似病人没有住进指定医院救治，共有20629人处于居家隔离，形成了新冠肺炎病人的“堰塞湖”，让人很揪心。

方舱医院的任务是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原则上不收重症病人，但如果有重症病人送到方舱也必须先收治，而且3小时一报告，并安排及时转院。而当时武汉各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必须转院的病人由托管医院负责接收，也就是说，江岸方舱医院转出的病人由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全部负责接收。

江岸方舱医院2月12日下午1点开始接收病人。在普通医院的非重症病人在方舱都是重症，如：呼吸频率大于等于30次／分；静息条件下，血氧饱和度小于93％；年龄65岁以上，有多种基础疾病；体温经过治疗后仍大于38．5度两天以上；没有自主活动能力或有精神疾患，后期把影像学上有进展或无明显好转的病人也纳入了转院的标准。每一个方舱的重症病人收治率几乎都在20％左右。因此，病人的转院在方舱万分重要。

病人的转院流程一般是这样的：病区值班医生与值班组长提出转院，并报告病人的姓名、床号、需要转院的原因、核酸与CT情况，由我来判断是否需要转院。决定要转院后，就联系接收医院负责人，看是否有床位。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床位，病人就无法转出。确定有床位后，再打“120”告知方舱医院中待转病人的信息、接收医院信息；然后通知病区做好转院准备。病人转院后，还要联系病人家属告知病人的去向。转院是不分时间的，病人病情随时有变化，就需要随时转院；后半夜的转院尤其多，常常是刚刚睡下转院的电话就响起。尽管很辛苦，但是转院成功后的那种欣慰不亚于完成了一台大手术。

印象深刻的一次转诊行动

2月12日下午，江岸区送来一名55岁的男子，做过肾移植，目前合并有心衰和肾衰，填写的名字是LZZ。凌院长告诉我，这个病人刚进入方舱的时候，他已告知指挥部不符合入舱的条件（市指挥部明确规定，需要肾透析的病人必须由定点医院接收），指挥部已决定让一位区卫健部门负责人联系转走。但过了24小时，该男子还在舱内，进舱前每天的尿量只有500ml，进仓一天却一直无尿。病区的电话一直不断，几分钟就有一个是关于该男子要紧急转院的电话，情况十分危急。

不仅如此，该男子极不配合，拒不提供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及家人的信息。通过公安局、社区也查不到这个病人的真实住址。糟糕的情况还有，可接收的定点医院无一空床。我再次上报区指挥部，又上报到市指挥部，回复说一直在联系，但一直没有结果。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中央指导组的赵处长来了，区指挥部要我把这个情况立即汇报。赵处长听完汇报后立即联系了有关医院，希望妥善安排这名病人。

最终，值班医生通过社区干部找到该男子儿子的电话。该男子的儿子在获知各级指挥部为挽救他父亲的生命所做的努力后十分感动，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后来随访得知，该男子已康复回家，这真是一个奇迹。

休舱前的一场“战斗”

随着最后一个病人出舱，在江岸方舱医院所有医护人员脱下防护服、庆贺休舱之际，我却穿上了防护服。原因是我接到凌院长的命令，随转运车队护送病人到另外一个接收医院院区。于是我跟另外一位同事赶紧穿上防护服，开车护送。

出发时下起了雨，后来越下越大，等到了接收医院，大雨如同瓢泼一般。我们站在雨水中安排病人，雨水淋湿了我们的防护服，同事低声对我说“防护服见了水就没有防护作用了”，我对他说“不要紧张，抓紧工作”。

身体上的折磨，加上这样的坏天气，一些病人变得急躁起来，对我们的话充耳不闻，现场秩序有些混乱，甚至有的病人斥责我们态度不好。我们只能在大雨中和病人面对面沟通交流，希望尽快安排病人入院。就在这时，一位负责带队的司机师傅说道：“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果这些医生像某国医生护士一样辞职，你们怎么办？”经过这番沟通，最终得到了病人的理解，我们把病人分配至预先安排好的各个病区。安排完毕后，我看到手机上一个号码有5个未接电话。我立即回了过去，对方是武汉市政法委督导组刘红亮同志，他问我病人应到多少、实到多少、是否安排到位。我高声回答：应到78人、实到78人，都已安排到病房。至此，我成功完成了移交工作，为江岸方舱医院正式休舱画上圆满的句号。（刘红朝，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从事神经外科工作27年，多次赴日本、俄罗斯访问与讲学。疫情期间为武汉市江岸方舱医院医务部主任兼专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