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怎么看待目前的媒体融合发展的状况与趋势,如何深度相融?如何做好内容传播?全媒体人才素养如何提升?就这些问题,人民网舆情频道专访了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

人民网舆情频道:怎么看待目前的媒体融合发展状况与趋势?

胡正荣:可以通过解读两个标志性文件,来理解媒体融合发展状况和趋势。2020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继原中央深改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的又一个文件,也是有关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最新文件。

两个《指导意见》的相同之处,都是要求积极推动和加快媒体融合,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构新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现代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是我国媒体融合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在具体任务、目标、工作部署等方面,两个《指导意见》在要求和表述上有着明显的迭代升级。首先,从两个《指导意见》的文件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文件的重点和要求有着很大不同,也反映了媒体融合这些年来的进展状况。第一个《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推动,意味着我国媒体融合进入起步阶段,需要大力推动。从此开始,我国主流传统媒体正式开启了媒体融合实践。第二个《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于加快推进,说明我国媒体融合进入深化阶段,简言之就是“加快”“深度”。这也意味着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建设,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融合的步伐仍然需要加快,融合的深度仍然需要加强。两个《指导意见》表征着媒体融合的两个阶段,纵深的进程和升级的任务,它们之间的异同显而易见。

其次,在具体任务和要求上,两个《指导意见》也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第一个《指导意见》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等,要求“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等。这些都是对刚刚起步的媒体融合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要求,给出了完整的部署,从思维到操作,从内容到技术,从导向到一体化融合等。第二个《指导意见》则明确要求“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这个则是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媒体融合进程中突出重点的关注与强调。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体制机制和人才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问题导向,重点发力,清障开路。第二个《指导意见》恰逢其时,也可以看出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

从这个《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看,下一步媒体融合需要紧扣“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总要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加快,在智能网络时代,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日渐普及应用,媒体融合窗口期迫近,没有建成全媒体的机构媒体将很难再有机会重启融合按钮。时不我待,也时不待我;二是纵深,此处的纵深有多重内涵,首先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制约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关键因素。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结果看,凡是体制机制改革到位的,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成效都很好;其次是深度加快全媒体人才培养,这是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根本,没人做不成事,没懂行的人做不成像样的事;再次是深入加速全媒体流程优化与全媒体平台再造这两个重点,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创新资源配置,大力提升1+1>2的增值能力。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中央文件最新精神,并真正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效用与效益。

民网舆情频道: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从机制体制改革方面谈谈,媒体如何深度相融?

胡正荣: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总要求,突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这两个关键正如同人之任督二脉,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

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人财物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与网络时代日益不匹配的窘态和疲态。可以说,目前的改革几乎还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框架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探索出网络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

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分两个层面。

一是体制层面,主要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以及媒体监管体系等。具体而言,改革的点可以有这些:

首先,主流媒体的属性界定,特别是媒体融合后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如何界定。到底是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这有着非常明确而不同的政策边界与监管要求,也给媒体机构提出了不同的使命、功能、职责与发展模式的规定。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看,媒体务必要增加服务功能,这样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因此,融合媒体乃至全媒体不可能只有纯粹的公益服务,而不进行必要的市场运营与经济效益的获取。

其次,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适时进行结构性创新与升级。我国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基本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层级化或称地域化分布,即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县媒体,报纸主要为三级分布,广电为四级分布,每个层级没有隶属关系;二是部门化或称行业化分布,即许多部委、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媒体机构。前者可以简称为横向结构,后者可以简称为纵向结构,二者有时候又是相互交叉的、混合的。因此,改革难度很大。可是,媒体融合很难只做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的媒体融合,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是没有层级或地域、部门或行业的截然割裂的。因此,媒体融合应该尝试媒体的跨区域横向融合,或者跨行业横向融合,或者从央媒到基层的垂直融合,同行业、同领域的垂直融合,从而真正搭建有影响力的新型全媒体综合平台和全媒体垂直平台。

第三,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面对媒体融合之后全新的全媒体综合平台或者全媒体垂直平台,一体化监管的新型主流媒体监管体系需要破茧而出。

二是机制层面。这个主要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以及管理体系等。可以深化改革的点有这些:

首先,内部组织设置,即由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项目部制或者产品事业部制。

其次,业务流程打通。新闻业务已经基于“中央厨房”类系统打通了策采编评发流程,急需将非新闻类产品与服务的流程打通,上游与下游、网上与网下、内容与运营融合。

第三,内部管理体系,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为驱动,以各类服务(含政务、商务等)为面向等,配置人财物资源。

人民网舆情频道:媒体融合背景下内容传播有什么新趋势,你认为做好内容传播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胡正荣:全媒体时代媒体内容产品创优的竞争和压力更大,因为,评价的标的物和层次更加丰富,评价的指标和体系也更加多样化。对主流媒体而言,全媒体时代的媒体产品创优,宏观上,一定要看它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等一级指标表现如何;中观上,一定要看它在上述四种力之下的二级指标,比如独家、首发、议题设置、收听收视率、平台落地率等;微观上,有时候还一定要看一些更加细化的三级指标。

万变不离其宗,全媒体时代媒体产品创优的根本还是在内容。从获奖作品及其影响力看,主流媒体的最大优质资源正是内容。主流媒体不能只看到互联网上如火如荼的短视频,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即做深内容、做长内容、做垂直化内容、做专业内容和专业地做内容。由于资源的独占性,主流媒体有很多内容是新媒体和自媒体不能比的,如硬核内容、独家内容等;也有很多专业化精心策划创意的内容,能取代和超越所谓的UGC(用户自创内容)和小规模的PUGC(专业用户自创内容)。主流媒体的专业性是不可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于优质资源的集成,聚焦优质内容是所有主流媒体人的一种回归。主流媒体的最大优势是做精、做强、做大、做专自己的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主流媒体就应该将内容建设作为根本。

再好的内容,没有先进技术做支撑也是竹篮打水。目前,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最常见的技术手段,就是数据可视化、动漫游戏、直播、短视频、H5等。说实话,对UGC和自媒体来说,大规模、高水平应用最新的ICT(信息传播技术)还有待时日,主流媒体应该利用自身规模优势,大力布局全新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5G技术,它已经成为未来媒体产品的使能技术。一是它能够带来物联网,即万物皆联,这样的话,各种连接的节点都可能成为介质,成为载体,成为媒体。二是它能够带来超高清、中长视频、大规模直播,以及沉浸式全息视听影像的大规模增长,使用户的消费体验前所未有地提升,更使得各行各业能够在任何场景捕捉用户,提供服务,从而实现互动式、体验式的媒体产品供给。三是它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即平台化时代。主流媒体需要抓住机会,加速自有平台的建设,将优质内容资源与自有平台聚合,打造智慧媒体平台。

还有一个技术是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深入渗透,并赋能媒体创意、生产、流通、消费的全流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人工智能初级阶段,即运算智能应用带来的传播精准化和消费场景化;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中级阶段,即感知智能赋能的媒体生产的智能化。因此,出现了不少MGC(机器生产内容),如新闻稿和一些音视频。其实,现在更加需要布局人工智能高级阶段,即认知智能的各种应用,即媒体创意、创作的智能化,以拥抱众创时代的到来。

全媒体时代内容和技术要转化成优质品牌,才可能真正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全媒体时代的媒体品牌构成,已经不仅仅是优质内容,而是要将优质内容开发拓展为优质IP,其中包括内容、服务、延长的业态,这就是品牌的延展性。内容要连接用户,内容要连接服务,内容要连接尽可能多的延长的业态,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已经赋能了这种连接。IP要和第三方的优质内容、优质IP聚合到自有平台上。只有融合在一个品牌下的优质内容加优质平台,才具有可持续性。主流媒体有着天然的品牌优势,一是品牌历史悠久,二是品牌有公信力。要积累自己未来的可持续竞争力,还在于优质内容与优质平台融合,形成品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人民网舆情频道:怎么看待全媒体传播对从业人员的挑战,需要在哪方面提高自身素养?

胡正荣:全媒体人才就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总体上,全媒体人才其实也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全媒型人才,一是专家型人才。前者是指能够胜任全媒体业务要求的人才,后者则是指能够在全媒体业态垂直类业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这两类人才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因为,当下和未来的全媒体一定是全媒体平台与垂直类业务相结合。

全媒体人才是分层次的。从基层到顶层都需要全媒体人才。

基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业务人才。对他们的要求是能够运用全媒体手段,按照媒体融合业务流程,生产全媒体产品,发布在全媒体平台上,并且能够融通线上线下业务,积极打通相关业态。他们主要是一线记者、编辑、技术、运营等岗位的人才。

中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管理人才。对他们的基本要求是能够统筹配置管辖范围内资源,协调相关资源,落实安排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用于全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创意研发、生产流通、传播运营,同时参与上层咨询与决策,直接管理基层日常业务,并为业务进一步拓展与运行进行协同、配合与整合等。

上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决策人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人才。他们需要具有高维的互联网思维,能够统筹全局、纵观大局、把握大势,调度协同各种内部外部、网上网下资源,敏锐捕捉机遇,优化制度与流程,打通资源与平台,敢于创新,善于决策,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引领引导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

全媒体人才是分类别的,各个类别的能力模型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全媒体人才要有决策统筹类人才,他们是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关键人才,这类人才要求很高,基本能力模型至少含有互联网思维、信息汇集与研判、资源汇聚与配置、要素归集与调度等要素指标。

全媒体人才要有创意创造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建设的稀缺人才,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由众多要素构成,其中关键核心构成是创意策划全媒体IP,研发全媒体内容与服务,策划相关全媒体业态的产品与服务链等能力。

全媒体人才还要有生产制作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核心人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人才与技术人才。面对全媒体发展的新要求,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特别需要包含这些要求,即新形态的4K/8K、3D、AR/VR/MR、直播、短视频、中长视频等的内容生产与技术实现,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基础的三维空间的构思与创作,视听、全感、互动等多信道语言高维叙事,用户沉浸式交互的智能化感知与认知,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全息联通等。

全媒体人才特别需要运营维护类人才,简称运维人才,主要包括项目策划与统筹、项目运营与管理等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支撑人才,没有他们,全媒体的全业态、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无从构建。当下,运维人才最为缺乏。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主要包括强烈的用户思维与平台思维、基于大数据的用户洞察、打造IP价值、成本控制与效益优化、业态分布与统筹、创新产业链要素构成、跨界营销与运维、实现全价值链布局等。

人民网舆情频道:媒体融合过程需要注意防范哪方面的问题?

胡正荣: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场大考,也考验了开展多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也挑战了媒体融合格局,更提出了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的新任务和新目标。

经过了这次疫情大考,我们对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应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在宏观认识,在顶层设计上,在资源配置上都应该有个质的飞跃。因此,做好省市县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表现在一个是当地领导对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的认识高度。此次疫情之后,如果还没有认清上述这些问题,仅仅将媒体融合看作是所有媒体的简单集合,看作就是媒体自身的事情,这样既有别于中央的要求,更违背了媒体融合的规律,也与社会发展日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趋势不相符。另一个是当地决策者对全媒体建设的重视程度,特别是给融媒体中心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从疫情中传播及运营效果好的主流媒体经验看,可能还亟需在几个方面实现突破。一个是汇聚和用足资源是基础,特别是政府、社会等重要的核心资源,从而开发和建设关键的资源池,基于这个资源池,创新出有效的产品和服务。主流媒体曾经有着得天独厚的聚合资源的能力和优势,可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分化力量大大削减了这种优势。主流机构媒体强身健体要从大量地吸纳各种资源开始,包括汇聚丰富的政务资源,聚合充足的行业服务类资源,还要凝聚众多的用户资源等。没有资源,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汇聚资源的能力,在疫情后时代将寸步难行。

二是精准生产,确保内容和服务能够满足用户的刚需。互联网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精准地满足用户刚需,信息对称,供求平衡,这才是硬道理。从各级各类机构媒体疫情中的表现看,口碑好的都是懂得这个硬道理。不论满足新闻刚需,还是满足服务刚需,都可能带来良好的效益。主流机构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和行业媒体需要认真分析社会刚需到底是什么。通过生产刚需内容满足用户需求。从此次战“疫”中表现良好的地方和行业媒体看,都可以看到这种机会和成绩。福建尤溪县融媒体中心紧紧抓住当地刚需,在自有APP平台上汇聚县域关键资源,特别是政府资源,专注社会需求,比如APP销售社会刚需的口罩,满足急需。当地用户大量下载他们的APP,全县40多万人,已经有15万人下载并使用这个APP。聚合了用户,沉淀了数据,为下一步深度开发价值奠定了基础。这么强大的内容和服务粘性,提升了融媒体中心自有平台APP的价值,不少合作者已经主动上门谈未来的深度合作了。

三是要敏锐捕捉后疫情时代各种新机遇,快速布局新兴业态。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产业结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都需要转型升级,资源与机会、产业与市场、用户与效益等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里面带来的很多机会都会爆发。比方说新的消费方式、新的娱乐方式、新的教育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乃至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沟通方式等等,还有中央提出了新基建,这个以数字基建为本质,重点发展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这里都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与巨大的市场,以及可观的效益。互联网公司已经参透到其中之奥秘,感应到其中之机会,如字节跳动、阿里已经开始谋划在新教育领域发力;腾讯微信已经开始布局视频号等。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媒体人把中央精神和政策吃透,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宣传、媒体、广电等方面的政策,结合当地或者行业情况,谋划跨界业态布局,虚拟与现实结合,线上融合线下(OMO),配置强力资源,适当超前谋划未来的机会,为下一步发展设计开发更垂直化、更专业化、更下沉化的内容、产品、服务和跨界项目,布局长线的、可以打造成全媒体产业链的产品与服务。(白炅 袁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