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他们无畏前行；荣誉面前，他们潜心行医。
一名好的医生背后，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艰苦的付出的过程：十多年的求学路、终身医术磨练、不断科研创新……
博学而后为医，多位名医表示，名医成长之路，就是在如履薄冰的医学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重症八仙。从左至右：康焰、管向东、郑瑞强、邱海波、赵蓓蕾、童朝晖、姜利、杜斌。潘松刚摄
仁术精进之路——
名师出高徒，没有一个医生是独立成长的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名医成长之路，离不开名师提携、医术传承。
董家鸿院士在雷神山医院。张赫摄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的心中，恩师黄志强的言传身教对其从医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
1977年10月，我国恢复高考，董家鸿考取了徐州医学院，从此，他走上了从医之路。“因为想当科学家”，本科毕业后的董家鸿报考原第三军医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这里他遇到了成就他一生的恩师黄志强。
肝胆外科专家黄志强教授一眼便看中了董家鸿的潜质，“这名学生条件不错”。董家鸿便调剂到外科专业，进入黄志强门下。导师黄志强让董家鸿主攻临床。
但“想做科研的愿望”，让他心有不甘。而黄志强惜字如金却字字珠玑，仅说了一句：“我希望你做临床。”当时，年轻的董家鸿并不理解导师的想法，“为什么师兄师姐可以搞科研，我就不行？”黄志强却说，“做研究也要懂临床。”
1983年-1985年，董家鸿只好带着一颗做科研的心，进行临床学习。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董家鸿与导师的想法又出现了不同，他想继续考博士，而黄志强却让他当了5年的住院医师。在病房里踏踏实实当了5年医生后，董家鸿晋升了主治医师。此时，黄志强说，现在可以考博士了。1990年，董家鸿成为黄志强的博士研究生。
随着董家鸿的成长，他越来越发现导师的良苦用心，“老师希望培养出医学知识系统、临床功底扎实，同时具备科研能力的学术型外科医生。”
黄志强对董家鸿的培养也是他医术不断精进的过程，将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两个阶段培训分别与硕士和博士学位培养相结合。董家鸿说，博学而后为医，一个卓越的医生要有广博系统的医学理论知识，加上长期临床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是成为名医的必备积累。
“我们是用时间打磨愈加精湛的名医。”与董家鸿一样，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专家童朝晖也有同样的经历。“学医需要的时间和经历是难以想象的，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住院医规培3年、专科3年，才能达到一个主治医生的水平。”
一个最顺利、最正常的医生必经之路，加起来至少是17年。
1983-1988年，童朝晖就读于武汉大学医学院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88年7月本科毕业，他到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工作；1992-1995年，他就读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99-2002年，他留学于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
对于童朝晖而言，成为一名普通医生，这一时间跨度足足有20年。
“从横向来看，医生要付出的时间也比较多，我们的主业是看病，然后是带学生、教学，最后还要做好科研。”童朝晖也表示，名医成长，“传承”必不可少。
“没有一个医生是独立成长的，都需要老医生手把手的教，我们带学生都讲究一定要超过老师，因为等我们老了，还需要他们来给我们看病。”童朝晖笑着说，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这是医学前进的前提，只有这样，中国医疗水平才能一代一代发展、提升。
仁心历练之路——
成千上万的患者成就医生的成长
一个医生一辈子能看多少病人？这个问题让许多医生都难以回答，平时忙于给病人看病，真没算过看过多少病人。而患者与医生是互相成就的过程，“患者寻医问药的同时，也在成就医生。”看过成千上万的病人，仁心自然流露。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李蔚海摄
“作为医生，仁心、仁术两者缺一不可，但仁心一定要放在仁术前边。一个优秀的医生，一位百姓认可的名医，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认为，只有拥有仁心，医者才能去深切的体会患者的痛苦，从而感同身受，去宽慰、安抚患者。拥有仁爱济世的胸怀，医者才会无私奉献。
焦雅辉说，“我记得我在学医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外科医生，你只是手术做得很漂亮，医术高，但是如果缺乏了医者仁心，也只是一个手术匠而已。”
一名医生的成长，少不了成千上万名患者的那一句，“医生，我应该如何治疗？”
王拥军，健康时报资料图。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记得，自己写的第一份病历就被主任扔出了窗外。“捡回病历后，我实在看不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等大家都查完房走了，主任跟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扔你的病历使你非常难堪，不要以为上面错了几个字就是几个字，有可能这一行字换来的是一条生命。”
这句话是王拥军热爱这个专业的开始，让他觉得这个职业离生命这么近。
成为神经科医生的第二年，王拥军就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病例。一个15岁的少女，三个月前开始四肢无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四肢瘫痪，做了各种检查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王拥军给这个少女做了个活检，在显微镜下观看，虽然看着不正常，但他完全不能判断。他又到旁边的医学院，用医学院的电子显微镜看，依然看不出名堂。
那时候，他知道解放军301医院有位老专家叫黄克维，是中国神经病理的最高权威，下了夜班后，他坐了4个小时火车到北京，把片子带给黄教授看。
黄教授让学生复印了厚厚的一大本英文文献给王拥军，看完文献后，王拥军知道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此前中国从未有过关于这个病的报道，他是首个发现者。找到了病因，经过治疗，三个月之后，那个孩子重新回到了学校。从这个病例，王拥军明白了医生的每一步努力，可以使一个枯萎的生命重新绽放，这也是医生的最大价值。
面对患者、疑难杂症，“一心赴救，永不言弃”即是董家鸿从医30余年来真实写照，也是恩师黄志强留给他的人生信条。
董家鸿曾遇到过一个病人，她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藏族姑娘索南吉，在青春年华里，长达六年与肝包虫病殊死抗争。最终，肝包虫入侵到索南吉的肝脏、肾脏、肺脏、膈肌、心包等多个器官当地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终末期复杂肝包虫病是肝胆外科的手术禁区，“开别人开不了的刀，治别人治不好的病”，董家鸿采用世界级难度的离体肝切除术式为索南吉治疗。他带领30余专家，历经19了个小时，最终手术成功，索南吉救活了。
在董家鸿看来，要成为“国之名医”，其共同特质是：敬佑生命、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疫情大考之路——
一个医生的成长离不开每一次大考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疫如镜，照见白衣战士的无私和尽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座“战斗堡垒”。
这些白衣战士名字从默默无闻到人尽皆知，他们是：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张定宇、“重症八仙”、王贵强、张思兵、陆林、蒋荣猛、金阳……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也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蒋荣猛，受访者供图。
2020年1月9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派，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蒋荣猛前往湖北武汉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成为在武汉指导工作时间最长的专家之一。
“我1月9日来武汉的，不是好好地站在你们面前吗？”是蒋荣猛在武汉培训期间的开场白。在武汉，他为来自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队进行专业知识培训。他的工作节奏以分钟计算，每天六七场面授课、跑六七个培训场地，培训了3600多人。
从SARS到MERS，从埃博拉到禽流感，从肺鼠疫到新冠肺炎，蒋荣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追着疫情走的“抗疫人”。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他是第一批进入非典病房的医生。2014年11月，他作为第一批中国公共卫生应急队队员在埃博拉肆虐的塞纳利昂工作2个月。2017年4月，蒋荣猛奔赴西藏指导西藏第一例禽流感救治。2017年11月他赴马达加斯加参与鼠疫的防控救治工作。2019年他又驰援南苏丹应对埃博拉等疫情。
据统计，他曾奔赴世界各地约230余处参与疫情处置。抗击疫情任务艰巨，生死考验淡然面对，蒋荣猛说：“奔赴疫区，直面烈性传染病，是传染病医生的责任，而能够平安归来是一种能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医生而言并不是一场‘时势造英雄’的机遇，而是一场威胁生命、救死扶伤的闭卷大考，也是对中国医生、中国医疗的一次大考。”焦雅辉说，有幸的是，我们医生们是好样的，经受住了大考。
“一个医生的成长离不开每一次大考，比如武汉这次的疫情，我们有4万多医务人员、300多支医疗队驰援武汉。”童朝晖说，每一次国家有需要、有危难的时候，医务人员总是站在第一线、从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而作为我国著名的呼吸专科医生，医生童朝晖在每一次大考中都冲在一线。2003年童朝晖38岁，是北京最早面对SARS的大夫，也是市卫生局指定的三名主检医师之一。在那段特殊岁月里，童朝晖连续三个月没回家。
当时，他刚刚从德国学成回国不久。他回忆说：“当年也是没想那么多，根本不知道SARS是咋回事，不像现在还有点经验，那会儿就是往上冲。”
就这样，他承担了北京市SARS主检医师的任务，每天奔波于北京各大医院之间，对临床观察的患者进行筛查分检。4月，他成为SARS定点医院的病区主任，创下了百余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的战绩。
2020年，童朝晖55岁，遇上了与SARS病毒有85%相似度的新型冠状病毒。他说：“医生的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一种使命感，见了病人就要救；第二我们呼吸专业的特点就是这样，面对呼吸系统传染病，我们无形中就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也应该挑起重担。”这就是医生面对大考时的家国情怀。
面对考验，疫情下的医生与患者的精神状态亟需关注。
“超50%的新冠患者亟需心理疏导。”今年5月上旬，陆林带队奔赴武汉，针对新冠患者的康复和心理疏导情况，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和救治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介绍，疫情期间医疗物资缺乏、工作强度倍增，医务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积极的心理疏导有助于降低医务人员心理问题的发生。
三次奔赴武汉疫情一线的陆林，为了降低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为湖北人民精神心理健康保驾护航，9月2日，陆林院士疫后综合征工作室落户武汉市武昌医院，这也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疫后综合征工作室。他说，一个医生一辈子看到病人数量是有限的，但是科普传播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通过科学的传播，让了解心理健康知识越来越多。
疫情好比“聚光灯”，在“聚光灯”下，中国老百姓看到了医生的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精神。焦雅辉说，一个个“请战”的红手印，一次次不计生死的“逆行”，许多医生“一战成名”，但其实许多医生只是展现了医者一如既往的样子。
焦雅辉介绍，比如像钟南山院士，平时，他为了让许多外地来的病人能看上病，八旬高龄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上，医者仁心、大爱无疆不是只在疫情的“聚光灯”下，医者的职业精神在平时已展露无遗。
科研攻关之路——
不怕做冷板凳，甘于日复一日
率先、首例、开创……这些关键词总能描绘着一个名医的突出成果，做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攻克了别人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勇于、敢于攀爬医学领域的一个个科研高峰，也是一个医生成就之路所不可或缺的。
“年轻医生，要有成为大医生、学科带头人的梦想和理想。”陆林说，这就要不断总结，尝试一些科研。
上世纪90年代初，肝移植在国内还是起步不久的新技术，董家鸿决定先开展“离体肝切除”手术。但是，当时国际上完成的手术还不到10例，国内尚无一例。
董家鸿带领团队搭建了简陋动物实验手术室，一次次进行动物实验手术。第一台动物实验手术失败了、第二台动物实验手术失败了……当实验手术进行到第十九台时，终于成功了。
1999年，董家鸿把肝移植技术运用到了临床，他也成为我国首批开展临床肝移植的中青年领军人物之一。1999年，董家鸿团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他和黄志强共同领取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3年，以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胆病的研究成果荣获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
葛均波院士。人民日报记者任飞帆摄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说，2018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立项到结题平均为11.4年，从结题到提名间隔4.4年。每一项国家科技奖背后，都是科学家们平均16年的“坐冷板凳”。
2005年，葛均波开始研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他与学生们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经过近8年的实验研究，葛均波和他的团队不仅找到了性能良好的聚乳酸类材制，并成功研制出完全可降解的冠脉支架Xinsorb。
2014年的一次世界学术大会上，葛均波院士向全世界展示了由中国医生自主研发的Xinsorb支架的人体探索性试验初步结果，Xinsorb率先完成国内最大规模、世界第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与葛均波院士一样，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也有着同样的科研经历。
1987年，卞修武将恶性胶质瘤分化与血管生成作为自己的科研主攻方向。这个在当时还相当冷门的课题，研究前景并不为大家看好。课题立项之初的5年间，除了老师的指导，卞修武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
日复一日在显微镜下看病理切片，卞修武把所有在显微镜下看过的胶质瘤切片里的血管全部画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反复琢磨。那几年，晚上入睡前，他满脑子里是胶质瘤“电影”。
最终，他的科研团队对5万多例肿瘤标本病理切片进行逐一分析，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肿瘤微血管构筑表型”的概念和发生假说，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
而后，卞修武团队首次提出并证明肿瘤干细胞触发和参与血管新生的“三通路”假说，揭示了肿瘤血管生成的始动细胞机制。他们还在世界上率先证明，肿瘤干细胞是抗血管生成的重要细胞靶标。国际权威杂志《神经外科》主编撰文称赞，这是一项完美的研究。
卞修武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一等奖和中国抗癌协会科技一等奖各1项、重庆市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等。
“名医的造就与成长殊为不易。”董家鸿院士感叹。
“医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职业，而名医的培养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的过程。”焦雅辉说。
不断精进的仁术、大爱无疆的仁心、临危受命的大考、艰难曲折的科研攻关……经历一番后，方能成为护佑民众健康、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乃至整个民族未来的国之健康重器——国之名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