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现代化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所作出的重大谋划和部署。产业链现代化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具有长远的、基础的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是对我国产业链现实水平的实战状态下的压力测试。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和不足。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增值能力较弱，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在产业关联关系的突破上，需要培育更多掌控产业技术的“隐形冠军”
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就是国家的基础产业。产业基础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的加工装配制造能力和水平。夯实这些产业基础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上造就大批“隐形冠军”，需要在国家现代化规划的顶层设计中，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政府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根据产业升级的紧迫性，重点选择产业集群中的头部企业，鼓励其通过纵向合并等方式，联合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把资源和要素集中投放在这些知识技术密集的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往上提升，再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掌握产业链中不易被替代的那些核心技术。这方面可以学习日本经验。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从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开始做起。大企业尤其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国有大企业，比较适合做那些需要连续不断巨额投入的“累积性创新”事业，而大量的、从无到有的跳跃式、颠覆式创新，要发挥众多经营灵活、创新动力强的“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的首创精神。目前，大的从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到飞机发动机，小的从圆珠笔球珠、高铁螺丝钉到电子芯片、微电子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产业链上的软肋。为了打破跨国公司对这些高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的垄断，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和性质，分别让不同的企业去进行长期的研发、创新和突破。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两种精神对于培育“隐形冠军”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般来说，诸如工艺流程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提高等维持现行秩序下的渐进性创新，需要学习和强调日本式的工匠精神，比如：精益求精、刻苦工作、用户为上等；而如果我们追求的是那种必须从无到有的或带有破坏性特性的创新，光凭工匠精神是无能为力的，必须形成容忍失败的鼓励创新的文化，要学习和发挥美国式的、毁灭性破坏后再生的企业家精神。
在产业组织关系的突破上，要培育更多具有市场势力的“链主”
产业控制能力的最终控制力，取决于全球价值链上的参与者对其特有的治理体系和结构的把控能力。
全球价值链上的“链主”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所以可以做“链主”，往往是因为它具有两种优势：一是市场优势，二是技术优势。前者形成市场需求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以市场中的品牌、设计、需求、营销、网络等为优势，向全球生产商发出采购订单。如在零售超市、电子商务中就存在这种超级的“链主”。后者形成核心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以设计、研发、技术标准等为优势，组织供应网络中的企业群体进行生产。如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就存在着大量的这种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链主”。总之，这些“链主”要么通过市场需求订单、要么通过技术诀窍供给来给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制定、执行和监督规则，并最终获取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的主要收益。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首先要依据产业性质，构建或培育具有这种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没有这些在全球竞争中具有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缺少以技术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链主”，就不可能有中国制造强国的地位。过去我们提出来的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其实从产业组织关系看，就是要在产业链上培育“链主”。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建设市场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把全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一方面，可以通过推进以电子信息网络支持的零售企业的大型化的方法，让这些大型商业巨头形成寡头垄断竞争格局，既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竞争。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沿着“制造—零售”产业链进行前向的纵向一体化投资活动，或者鼓励制造企业收购兼并国外的品牌、网络、广告、营销系统。这些活动将产生价值链上的“链主”效应。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可以利用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一是微观上可以在“卡脖子”的关键领域适当集中资源和要素进行攻关；二是宏观上可以集中力量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的全球性城市，作为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的平台，让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在产业结构关系的突破上，必须实现要素结构的协同发展
要素结构协同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基础条件，由此产业链现代化具有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实现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之间的高度协调，实现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之间的有机融合和配合。
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科技成果进不到产业经济领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老问题。为此需要在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建一座“桥梁”，让科研活动产业化，或者让一些有实力的企业纵向并购进入适合于产业化的科研院所。总之，要让科研活动按照市场的要求服务于产业经济。“双向融合”就是要协调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争取把科技变成财富，把烧钱的过程和挣钱的过程结合起来，让这个过程能够成环闭合发展，实现正常循环。
促进现代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经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发展脱离产业经济要求，制造业呈现“空洞化”趋势，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进不到实体经济，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运行中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产荒”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应该看到，金融发展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理财需求，是我国房地产领域货币流入过多、泡沫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均衡产业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发展关系，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要积极发展现代金融，使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可供理财的优质资产。
纠正人力资源与产业经济之间的错配。现在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领域就业。解决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创造好的物质条件。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让工匠过上有社会尊严、体面的生活。只有如此，年轻人才会愿意当工匠，实体经济才可以振兴。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