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近年来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愈加“自信”(confident)的表现——当然这在一些西方观察者眼中往往被另外一个形容词来描述,即“强势”(assertive,它在英语中有‘过分自信’之含义)——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朝野上下正在重新修正他们对中国的认知。

最近,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合发了一篇名为《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 How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的长文。

作者其人其事

坎贝尔曾在克林顿时期就职于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2009年4月受奥巴马提名,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Chairman of the Asia Group and was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from 2009 to 2013),直到2013年。

此外,他与Michele A. Flournoy等人还于2007年2月联合创办了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这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美国智库。智库声称,他们的所有研究均为独立、非政党性的,主要研究项目领域包括国防和冲突问题,以及公民能力建设、跨国犯罪等问题。Flournoy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第二作者拉特纳则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事务部的资深研究员(Maurice R. Greenberg Senior Fellow for China Studie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20015到2017年间,他还曾担任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如何评估中国?

文章标题的题眼是那两个动词。“reckon/reckoning”在英语中是计算、估计的意思,但作为名词也有“最后审判日”之意。难怪有中文媒体将其翻译为《清算中国》,虽然言辞激烈了点,但也不算大错。而“defy”则是藐视、挑衅、公然对抗、使(对方期望/图谋)落空的意思。

我们本以为两位作者会对中国大加鞭笞,然而细读全文,却也不尽如此。看得出,两位作者还是本着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做就事论事的分析——当然,他们都是美国知名学者和前高官,骨子里的“美国视角”以及由爱国心所驱动的浓重的“捍卫美国国家利益情结”也是挥之不去的。

文章共四部分,前三部分分别从市场经济、霸权护持与挑战和国际规则三个角度谈到北京让美国“失望”的地方及其原因,最后部门评估并检讨形势。

首先,在市场经济方面,文章检讨了美国过去数十年来对中国抱有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就是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变得更加富有,那么其政治民主化就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势。然而,现在的现实是,中国政府在完全保留其政治体制既有特性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遇,并借此强化自身经济实力,而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他们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不仅如此,在国际层面,中国迥异于美国的发展模式如今正循着“一带一路”等中国力推的全球化项目在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让美国模式受到威胁。

其次,在战略与安全领域,美国同样感到“失望”。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认为落后于美国军队及其盟友的几十年。2002年开始,美国国防部一直在制定国会授权的关于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但美国高级官员的共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遥远且可控的挑战。

然而,现在美国认识到,他们眼中低估了中国领导人追求安全的雄心壮志。中国在军事技术奋起直追的同时,开始在南海、台海等地缘事务上蚕食美国。美国领导的亚洲安全秩序,发展了拒绝美军进入该地区的能力,并在华盛顿及其盟友之间制造隔阂。最终,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的外交接触都没有阻止中国试图建立自己的世界级现代化军事力量;而中国则摒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进入“走向富裕,走向强大”的“新时代”。

第三,在国际秩序领域,或许部分地受第一点“错误认知”的影响,多年来美国的政策都鼓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地区安全,与美国合作。美国希望中国能学会遵守规则,并很快开始为它们的维护做出贡献。

然而,标志性的事件是,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中方继续奉行强硬的立场,同时也并未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这让美国开始反思,持续崛起的中国是否真的会如美国过去一贯期待的那样成为体制内的、守法的“好国家”。

如何应对中国?

文章最终的结论称,基于当前美国期望与中国现实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此刻美国正面临着现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若想胜出,就必须放弃长期形成的对中国的态度。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方面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但他的许多具体政策,诸如狭隘地关注双边贸易赤字、放弃多边贸易协议、质疑盟友的价值以及对人权和外交政策的贬低等等,使美国对抗中国的手段缺乏竞争力。对此,中国在没有采取具体反制措施的情况下,就已经无形中赢得了先机。

对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美国必须面对现实,即,既不寻求孤立、削弱中国,也不再幻想把中国“变好”(transform it for the better,即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遵守国际法的‘好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使中美双边关系更加可持续,从而更好地促进美国利益。

同时,美国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这一点和特朗普很有共识),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权力和行为(这一点不太特朗普,还是民主党国际主义的基调)。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体现了美国战略界的现实与务实——既认清美国无法“形塑”中国的现实,又很务实地告诫美国决策者,好的对华政策一定不可以建立在“愿望思维”之上,而必须立足现实。第二,文章遵循工具理性。前三部分讨论了中国的行为“让美国失望”。美国究竟该不该失望?但是文章尽管反复强调“失望”,却没有情绪化,进而得出必须全面围堵中国的建言。毕竟,中国不是苏联,凯南的成功不可复制。研习冷战的历史经验/教训固然是决策者必经的基本训练,但对付现实国际政治中的新问题只能用新办法,而不能简单照搬照套而陷入冷战思维。第三,遗憾的是,文章对美国既往对华政策有工具理性层面的反思,但是没有全面的、包含道德层面的检讨。换言之,两位作者只是比那些因为“失望”而谋求全面遏华的空想家们更精于利害关系、成本收益的算计,但本质上他们是一样——都没有从道义这个更根本的层面反思,为什么美国总想“形塑”他国,而又为什么一次次失败?这里要反思的恐怕不仅仅是形塑手段错在哪儿,更要检讨的是,“形塑他国”这种念想究竟是否可取。

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的资深研究员P也认为,两位作者这篇文章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并没有正确理解中美关系过去四十年的历史;这或许跟两位作者的学术背景有关。美国过去四十年对华政策总体基调包括‘接触’其实是正确的,不能因为现在中国没有符合美国的期望就指责中国,毕竟国际政治里面没有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会完全一致。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对话,真诚的找到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分歧,确认分歧应该怎么解决,最后走向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