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小学教师,家庭负担重,依靠微薄的薪酬维持家庭生活。因自小受家教影响,钱伟长逐渐养成刻苦自励、坦荡做人的性格。钱伟长5岁入小学读书,后来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读,开始接触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培养出对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兴趣。1928年,只读了一年初中的钱伟长就考入了苏州中学。苏州中学是江南名校,学校里有许多优秀教师,包括他的四叔钱穆。

苏州中学毕业后,钱伟长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很矛盾,是继续求学还是找一份稳固职业。求学中他一直接受四叔接济,母亲和祖母坚持不能再给四叔增加负担了,但钱伟长又不舍得放弃学业。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海的一位化学家、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蕴初要设立一个“清寒奖学金”,每年为12名成绩优秀但家庭贫寒的学生提供上大学的资助。钱伟长获悉后决心去试一试,经过一番努力他成功考取了这份奖学金。暑假,钱伟长只身来到上海,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升学考试。当时各大学都自设考场自出考题,文科和理科都是相同的试卷。钱伟长的理科和英语成绩一般,但在文史方面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的历史试卷有一道题目,要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和作者名,许多学生被难住了,但钱伟长却得了满分。不久,他几乎同时收到了上述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钱伟长接受了四叔钱穆的建议,选择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

1931年9月刚入学,“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钱伟长苦苦思索救国报国之途径,他向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提出了改学物理的请求。吴教授有些不解,对钱伟长说,“我查过了你的试卷,语文、历史都考得很好,数理化的成绩却不理想,对你来说,学文科很合适,为什么要改学物理呢?”钱伟长回答说,“我本来喜爱文学,也准备学文科,但是现在我感到学文科救不了中国,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吴有训被这位年轻人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提出有一个条件:可以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后数理化的成绩必须达到70分以上,否则仍转回中文系。钱伟长接受了这个条件,决心在这一年里夜以继日刻苦努力。他首先攻下了英文关,尔后,继续向数理化进军……年终考试时,他的成绩全都在70分以上。

报国之心倍切

1939年7月,中英庚子赔款基金委员会公开招聘留英公费生20名。社会上报名应聘的人数多达3000多人,钱伟长参加了这一角逐。他选择的是力学专业,只有一个名额,由于他和郭永怀、林家翘3人的考试成绩完全一致,经招生委员会再三斟酌,决定将3人同时录取,这样录取名额变成了22人。

钱伟长和郭永怀、林家翘三人一同进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在导师辛格教授的带领下从事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的学术研究。钱伟长到校第一天与教授谈话,获知导师也正在从事板壳理论的研究,这和他在国内研究的课题是一致的,只是研究的路径不同。辛格教授是从宏观方面研究板壳,得到各种板和壳统一的内力素平衡方程,钱伟长则从微观方面研究板壳的静力平衡条件。钱伟长很高兴,商议后决定两人合写一篇论文,由辛格指导,钱伟长执笔,仅用50天时间就完成了初稿。后来这篇论文和国际著名的科学家论文一起刊登在学术期刊上。

1941年,钱伟长获得多伦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10月又完成博士论文,11月进行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薄板薄壳的内禀理论》中有许多创新,对欧美固体力学和理性力学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的薄壳大挠度方程被称之为“钱伟长方程”。

1946年5月,钱伟长在美国转机,登上一艘货轮踏上归途,经过20多天的航行抵达上海。同年7月,钱伟长应聘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但昔日幽静美丽的校园,在战争中沦为军医院、马厩、杀人坑,满目疮痍、荒草萋萋,多数建筑已是“四壁皆空”。钱伟长和少数到校的师生,积极投入复校工作。开学后,钱伟长每周讲授15节课时的力学。每月的薪金甚少,在生活的压力下,钱伟长不得不在多所学校兼课。此时,美国的研究所发来邀请,请钱伟长回去工作并表示可以全家迁美定居。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注明“一旦中美发生战争,要绝对忠于美国”。钱伟长断然予以拒绝,他在这份保证书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NO”。

把科教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钱伟长任常委兼教务长。在超负荷的工作条件下,钱伟长不放弃教学工作,并对教育体制、教育方法和教材内容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1972年10月,我国派出科学家代表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此时,钱伟长正在北京特殊钢厂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毛主席和周总理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可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却不通知钱伟长,直至被周总理发现后才告诉他,以致钱伟长出国行装都来不及准备,只得临时从别人那里借来西装和皮鞋。访问结束后回国作总结汇报,钱伟长提出要加强应用计算机的建议,因为他在国外看到计算机已被广泛使用,对各项信息管理、科研工作开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钱伟长重点介绍各国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提供了相关资料和建议。

事后,社会上流传有关部门不通知钱伟长出国是因为怕他趁访问之机“移居国外”。有记者专访钱伟长,他坦诚地回答说,“我是不会走的,我在壮年时代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回到了战乱中亟待建设的祖国。物质享受对我如浮云,把知识和技术献给国家和人民才是我最大的心愿。我的岗位就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竭尽全力办好上海大学


1994年5月27日,钱伟长在上海大学揭牌仪式上。

1983年初,钱伟长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前身)校长。谈起这件事,钱伟长十分珍视中央对他的信任。他说,毛主席说我钱伟长书教得好,可以不去农村,留校教书;周总理指派我出国考察;邓小平任命我为上海工业大学终身校长。像我这样大的年岁还在当校长,全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办好上海大学。

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和校党委的大力支持。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进行改革。首先是明确上海大学的定位和办学方向。根据上海大学是主要为上海市的经济建设服务的特点,提出要“拆掉四堵墙”。一是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密切联系社会和工厂并为之服务;二是拆除校内各部与各学科之间的墙,打通现存的“部门所有制”;三是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积极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四是拆除旧的教学思想的墙。“教”与“学”是一对矛盾,教是外部指导,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主动地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

钱伟长还在上海大学大力进行环境整治,在新校区栽树种花,开河养鱼和鸳鸯,“是我设计的,法国总理来校参观,对校区优美的环境称赞不已,还向我要去了一对鸳鸯。”

上海大学今貌

钱伟长是一个教学经验丰富,才思敏捷、直言不讳的人。他认为教学是否成功,要看毕业生是否受社会欢迎,学到知识是否有用。学生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和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开设过多的专业课和灌输老化的现成的知识。他提出要办好工科,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理科和工科互相渗透,有利于把科学技术转为生产力。他提出学校里每一个学科都要把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渗透到自己学科发展中去。钱伟长要求上海大学教授同时要挑起教学和科研两副担子。教师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靠做研究,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主要的方法。钱伟长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得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学生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你办教学失败了,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

钱伟长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教学,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爱国心,教他们读文献、出题目,经常和他们进行阶段性讨论。他认为研究生和大学生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学生看到的东西是人家组织过、消化过、系统化了的东西,而研究生学的东西是正在发展之中的,其中有不少问题,甚至还有争论。教学研究生的方法是,把问题提出来,让学生吊在半空中,逼着他去想。他说,我喜欢主动的青年人,应该让青年人在老师的面前有平等的地位,引导他们勇于表达自己在学习上的见解。这些带有独创性的教学观念和方法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