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1924.12.25—2011.2.26），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入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1950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并于当年回国；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6月入伍。朱光亚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曾参与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和研制，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为中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光亚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朱光亚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在我国科技界、教育界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享有崇高威望。五十春秋呕心沥血，毕生奉献功勋卓著，他被誉为“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归国抉择的“无悔”、铸造核盾的“无畏”、战略决策的“无惑”、科学精神的“无瑕”、人生境界的“无我”，这“五无”集中体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也生动诠释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内涵。
无悔：归国抉择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朱光亚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少年时代，他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青年时期，他胸怀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赴美留学，立下了学成必归，与祖国共荣辱、同命运的坚定决心。
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核物理学研究期间，积极参加留美学生进步团体，经常组织爱国进步活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他带头把抗战时“打倒列强”的歌，填上“赶快回国”的词，推动留学生回归报国。1950年2月，朱光亚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回国的轮船上，朱光亚牵头与51名血气方刚的爱国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一封饱含激情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在这封短短1600多字的公开信中，朱光亚用了11个感叹号，每个感叹号都诉说着朱光亚内心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激动，每一个感叹号都昭示着朱光亚唤醒中国留学生报效祖国的斗志和急切的期盼，朱光亚那藏在文字中的，对祖国崛起的热情深深感染了许多留学生。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取得了学位后，都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国。这封信还传到英国、法国，在那里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也都陆续回国，后来为核武器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程开甲就是其中之一。1950—1955年间，由海外回国的学子有上千人。
无畏：铸造核盾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在我国铸造核盾牌的伟大工程中，核试验的每一次成功，都倾注着朱光亚的心血与汗水；核武器发展前行的每一步，都凝结着朱光亚的智慧和决心。回顾自己的一生，朱光亚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凭借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在当时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度简陋的设备条件下，我国仅用 40多次核试验就达到了外国几百次乃至上千次试验才达到的技术水平。
1950年4月，年仅25岁的朱光亚回国任教，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到北大以后，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第一线，同时讲授光学和普通物理课程，他精心地准备好每一堂课。1952年春，朱光亚以英文翻译的身份被派往朝鲜，参与板门店停战谈判，当时美国军方利用核武器屡次威胁我国。这种屈辱使朱光亚彻底认清，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杀手锏武器。1957年，朱光亚被调任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参与在苏联援建下开始的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
在我国最早期的原子能大本营中，朱光亚领导设计了轻水零功率装置，顺利地迈出了中国核反应堆制造的第一步。1958年秋，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然而，1959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我国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仅35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任。看着苏联专家留下的“残缺碎片”，朱光亚无畏无惧：我们就要从这些碎片里，造出我们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他从家里搬进研究所单身宿舍，不辞辛劳地忘我工作。
1962年9月，在朱光亚等人的努力下，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二机部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即“两年规划”。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朱光亚编制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对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4年10月16日，天空上一朵腾空跃起的黄褐色蘑菇云象征着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当时的朱光亚正在离开试验现场返回指挥塔的路上，他透过车窗看到这一幕时，顿时潸然泪下。
无惑：战略决策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由于朱光亚具备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和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在中国的核事业发展中能够准确研判国际形势，科学作出决断，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跨跃式的成功。彭桓武评价他“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程开甲称赞他“深思熟虑，把握航道”；上级领导赞扬他是“杰出的科技帅才”；李政道评价说他是“两弹”研制中的“科技众帅之帅”。
在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为了阻止中国核武器的试验进程，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提出“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朱光亚以他远见卓识的战略能力和对时局清晰的判断，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苏等国家的意图，并建议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此后，在朱光亚的组织下，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的成功。
1992年，和朱光亚的预期相同，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等人的指导下，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晚，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而此前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又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朱光亚还参加了新中国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参与了国家“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组织领导了历次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他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无瑕：科学精神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朱光亚工作上追求完美极致，注重各方协作协同，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是实践科学精神的光辉典范。凭着这种科学精神，朱光亚等“两弹一星”元勋们创造了奇迹：从第一颗原子弹到安装在导弹上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中国仅用了2年；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4年，中国则只用了2年8个月。
朱光亚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科技界有口皆碑。核试验场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几乎每次重要试验，他都亲临现场指导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方针，要求搞好“五定”：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定关系、定动作，“不放过一个问题，不带着问题试验”，力争把一切可以预见的、应该回答的问题都解决在“零前”，保证一次成功。特别是对现场突发的一些问题，朱光亚要求认真分析，模拟实验，弄清原因，找准措施，直到完全解决。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培育了核武器研究队伍严谨求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朱光亚领导的研究团队,无论是核武器技术研究队伍,还是总装备部科技委、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领导班子，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运转高效。朱光亚提出:“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他特别提到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等科学家的重要贡献。
朱光亚非常重视发扬技术民主，倾听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善于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实现技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他经常强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由于专业繁多，相互联系复杂，要认真开展技术民主，注意发挥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智慧与作用，群策群力，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每逢重大技术问题，他要求大家用理论计算和实验数据说话，与会人员不分职务高低、年龄大小，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充分研讨和论证。
无我：人生境界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除了在核事业上里程碑式的成功，朱光亚还是老一辈科学家德才双馨的楷模。他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科学家精神紧紧融合在一起，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他说，只要时刻感到自己身处祖国科研的前沿，时刻为科技兴国的大业做着踏踏实实的工作，这就足够了。正是“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
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朱光亚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他撰写的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章中，字里行间他都只谈他人和集体，不谈自己。“核武器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
1996年，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励。拿到奖金支票后，他马上就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并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1999年，就连自己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4.6万多元稿费，也全部捐给了中国科协的一个基金会。
2004年，朱光亚80岁。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在命名仪式上，他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忘不了信任和关心我的党组织，忘不了支持和帮助我的老领导，以及同舟共济的同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