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落后会挨打”是个真理。正因如此，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重视科技创新。对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我曾写过多篇文章，本文将重点讨论如何推动科技成果从样品转化为产品（商品）。事实上，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创新一样重要。若科技不能与产业对接，创新也就起不到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看到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新申请技术专利的成果数已达100多万项，其中每年获得专利授权的技术成果约17万—19万项；同时，我国已有专利成果存量也已达到100多万项。若以成果数量论，两个“100万”，当然算得上是科技大国。可是，我们科技成果数量虽多，但却多而不强，不仅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存在短板，专利成果产业化率也很低，仅7％左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阻碍产业化的“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而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梗阻”究竟在哪里？就这个问题我曾赴几个省市作过调研，访问过不少科研院所，综合专家的意见，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成果评价不合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对科技成果评价存在片面“重论文”的现象，而且对科技项目也是“重纵向”而“轻横向”。比如科研人员评职称，凡是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或者国家部委下达课题的成果皆管用，而接受企业横向委托的技术研发成果，经济效益再好也不作数。
二是收益分配不合理。2007年之前，国家政策规定政府投资研发的科技成果，其转让收益应悉数上缴，研发机构和成果发明人不能参与收益分配。可想而知，有这样的规定，研发机构当然没有推动成果转化的动力，技术发明人对成果能否转化也会漠不关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在这种产、学、研脱节的局面。
对上面的分析，起初我是赞成的。后来回到北京，又约请了科技部门有关负责人一起讨论，而那次座谈会却让我的看法有了改变。当然不是说前面专家学者的意见不对，而是除了以上两点之外，科技成果转化难还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不错，评职称“以论文论英雄”，在导向上确实不是鼓励成果转化。可问题在于，若不以论文论英雄科技成果是否就能转化？恐怕照样不能。往深处想，那种“重纵向”而“轻横向”课题影响评职称、从而影响成果转化的说法其实并不成立。据我所知，过去20年国家级课题主持人大多有正高职称，他们压根不存在评职称问题。可见，重纵向课题与成果转化难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说收益分配不合理影响了成果转化，我同意。经济学讲得清楚：人的行为选择是在特定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若不允许研发机构和科技人员分享成果转让收益，事不关己，他们怎会去推动成果转化呢？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高，直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技专利权及其转化收益下放给了研发机构，从此他们的转化率一路飙升，现已达到50％以上。
借鉴美国的经验，2007年我国修订了《科技进步法》，将国家财政资助的科技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2015年，又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并明确规定研发机构和科技人员可以参与分享成果转化收益，而且项目主创人员的分享比例可以达到50％。照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应该大幅提高才对。可实际情况却是，近年来成果转化率并无明显提升。
是奇怪的现象。美国的经验在中国为何会失灵？我想到的原因，是科技转化平台缺位。众所周知，一项新技术从“样品”转化为“产品”（规模化生产）是惊险的一跳，通常需要“中试”。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难题：由谁来投资建中试车间？若中试能成功，投资可摊入成本，谁投资都一样；可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大家都想规避风险，技术转让方和受让方往往都不愿意投资。
是的，这正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梗阻所在。早在2008年我曾撰文建议：针对不同产业，由政府投资兴建一批“共享中试平台”。当时我的考虑是，无论由研发机构还是技术受让企业建中试车间，使用效率都太低（一般只用一次），而由政府投资建“中试平台”供各研发机构循环利用，便可一箭双雕：既能减少重复投资造成的资源浪费，又能有力促进成果转化。
当年这篇文章发表后，曾受到某省主要领导的关注，并先后委派分管科技的副省长和科技厅长来京与我研讨，据说后来省里还做出了具体方案。可不久那位主要领导调离，此事也就搁置了。于今看来，让政府投资建“共享中试平台”没有错，而且仍有必要。不过我现在认为：“共享中试平台”不仅可由政府投资，也应鼓励民间科技中介机构参与投资。
为何要鼓励科技中介机构投资？说实话，我这一想法是受了“投资银行”的启发。投资银行其实不是银行，而是资本中介机构，其职能是在资本供求间架桥铺路，助其精准对接。设想一下，假若让科技中介机构承担“科技银行”职能，政府用激励政策支持他们投资“中试平台”，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岂非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