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扩大对外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留学工作由此兴起。1981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外交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以及《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正式肯定“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

1982年,海闻赴美留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留学第一人。1995年,他回到祖国,成为最早一批放弃国外终身教职回国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在那个年代,自费留学的学生在美国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又为什么会放弃国外高薪工作回国?建党百周年之际,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对海闻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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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当年为什么会选择自费出国留学?为什么会选择美国?

海闻:文革结束恢复了高考,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北大经济系与美国也有一些交流,有一些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和老师,还有很多中国学生公派留美。我们要想建设好一个国家,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学习也是有很必要的。

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一个世界强国,并拥有世界上最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从专业角度来说,很多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美国的学者。所以当时到美国留学学经济学,也是比较自然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选择自费?因为当时国家经费有限,公派机会非常少,就想到了通过自费留学来达到去学习的目的。

北青报:您在申请学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海闻:挑战确实很多。我从大三开始为出国做准备。由于与外界隔绝了很多年,当时北大图书馆基本上没有国外学校的资料,我就去北京图书馆(北图)查询,其实那里的资料也有些陈旧,但还是可以查到美国一些大学多年前的招生简章,简章上的地址是对的。我就按照这些地址,一封封信投向美国。由于我们77级是春季毕业,绝大多数学校要求秋季入学。不过,大四的时候,我还是收到了美国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毕业就走了,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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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初,海闻初到美国

北青报:到美国留学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海闻:那个年代到美国留学,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问题。其实当时申请学校也有托福成绩要求,但那时候中国没有托福考试,我就用了我大学英语的成绩,申请学校当时并不知道我这个“A”的大学英语成绩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英语水平。我们这代人读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没有完成学业,英语水平几乎都是0,大学从ABCD开始学习英语,学了两年最多会用非常简单的句型。这样的英语去读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挑战可想而知。我不得不得把课堂内容用录音机录下来,课后反复听。

第二个挑战是专业。我本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美国读的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另外,西方经济学对数学要求很高,而我们那时的经济学不学数学,上大学前因为历史的原因,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所以数学基础也很差。

当然,还有生活和财务上的挑战。上世纪80年代有个很流行的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很详细且形象地描述了那时候自费留学面对的挑战,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英语不好,无法胜任助教这样的岗位,只能到餐馆、图书馆打工。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暑假需要同时打四份工。

北青报:出国之后,您看到的美国和此前印象中的美国有什么不同?

海闻:我当时出国的感受跟现在的很多学生可能是不一样的。当时中美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而国内对美国也是不太了解的,我去了之后,确实深切地感受到了美国发达程度所带来的冲击。

不过,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已经30岁了,在中国下过乡,完成了北大的本科教育,又是学经济学的,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再看美国就会比较客观,不会简单只看一些表面现象。我能看到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理解它为什么能成为发达国家,也能看到它存在的问题。

跟公派留学生相比,我还有两个方面的收获。第一,是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我在洛杉矶的城区里打过工,每天看到的都是美国社会最真实的情况,体会更深。第二,是我提高了自己想办法寻找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初在美国自费留学的一些经历,对我后来回国在北大共同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学年会,以及到深圳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都还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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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海闻在美国

北青报:您在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拿下了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获得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的终身教职。1995年,您选择放弃终身教职回国。为什么当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海闻: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现在留学生回国大部分是觉得国内机会更好,但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尤其在美国拿到终身教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拿到终身教职再回国的人也是不多的。但我们当初出国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发展,更不是为了到国外去定居生活,而是希望学习到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和政策,了解它们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回来帮助祖国更好地发展。我们出去的目的就为了将来要回来。

至于为什么选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回来,是因为我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中国启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这时候,我觉得中国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又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既对中国社会了解,又对市场经济熟悉,回来肯定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回国就成为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北青报:您回国之后放弃了一些从政的机会,选择回到学校任教和进行学术研究。为什么?

海闻:一方面是要看当时社会主要缺什么。我们不缺从政的人,但当时缺的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教育科研方面。另一方面也跟个人的性格和兴趣有关。

回国之后,我在北大给本科生上课,讲的知识点比较新,又跟传统教学方式不同,很受同学们欢迎,我也很有成就感,也更愿意在高校里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

北青报:从个人经历看,您是最早的一批上山下乡知青,恢复高考后首届北大学子,最早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之一,最初放弃国外终身教职回国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感觉您一直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您如何看待个人机遇跟国家发展的关系?

海闻: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雷锋、学英雄,那个年代的教育让我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个理想也是我当时入党的初心。

当年是一个热血青年,现在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学者,一直愿意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之所以能够走在时代前列,首先需要的是理想和知识,而我的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正好是吻合的。更重要的,我要感恩国家过去四十多年的变化,当国家的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又时刻在准备着,也就自然可以搭上时代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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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回国参与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林毅夫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