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没有国界，

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9月3日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

回首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

一位位中国科学家义无反顾，

与祖国共赴危难。

他们或研发武器装备，

或从事战时保障，

或奋力救死扶伤，

在破碎的山河之上，

为挽救民族危亡

付出自己宝贵的科学智慧。

他们从海外学成归来，

扶大厦于将倾，报效祖国！

他们中有人还曾担任欧美同学会会长。

今天，

让我们一起，

走近抗日战场上的海归科学家！

严济慈：虽一介书生，也要为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

严济慈正在法国巴黎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

他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寇妄图轰炸北平的暴行。

严济慈：物理学、教育家，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0—1951年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

在接受采访时他说，

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

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

情况多么险恶，

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

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

我虽一介书生，

不能到前方出力，

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

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从香港绕道到达昆明，

他将办公地点选在了

昆明北郊黑龙潭的一座破庙，

他说，侵略者破坏了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

使得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袖手旁观，

抗战期间，严济慈一家在昆明郊外黑龙潭的住所

由于战时大后方非常缺乏

和需要军用通讯工具和医疗器械，

严济慈带领一众科研人员开始动手研制

压电水晶振荡器、显微镜和各种光学仪器。

此后

严济慈等先后提供了

各种厚度的优质水晶振荡片1000余片；

为驻昆明的美军和驻印度的盟国英国皇家空军

解决了几片急需的水晶振荡片。

这些震荡片对于无线发报机稳定波频起了很大作用，

极大改善了战时我国的电信技术。

北平东皇城根42号，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合影，右二为严济慈。

同时他们制造出了

300多套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

500架放大倍数为1400倍的显微镜，

200架水平经纬仪，

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

供给抗战部队、学校、医院等。

茅以升：破“八十一难”建大桥

钱塘江大桥

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

和主持建造的较大的近代化公路两用桥，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土木工程学家

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

茅以升：桥梁学家，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1982年欧美同学会恢复活动后任代主任委员。

当时，无论从民用还是国防角度看，

钱塘江都需要一座桥梁连通南北。

然而钱塘江水势湍急，

江底地质条件复杂，

桥梁建筑十分不易，

杭州民谚以“钱塘江造桥”喻指不可能的事。

1933年，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茅以升，

受邀赴杭州兴建钱塘江大桥。

在此之前，

几乎所有此类桥梁，

均由外国人一手包办，

因为中国人缺技术。

1937年5月1日，茅以升发表在《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上介绍钱塘江大桥的文章。

1935年4月6日，

大桥正式开工兴建，

但不久便迭遭各种困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建桥更是难上加难。

工程虽难，人心却齐。

工人们头顶飞机轰炸，

夜以继日地赶工，

终于建成了这座全长1453米，

双层公路、铁路两用的钢梁桥。

中国人无法设计、

建造现代化大桥已成历史！

图为施工现场。来源：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图为从北岸引桥对面拍摄的大桥全景。来源：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而这座由中国工程师

自行设计并主持施工的大桥，

也曾由设计建造它的工程技术人员动手炸断。

1937年11月，

随着战事发展，

为不使大桥为敌所用，

军事当局要求桥工处作爆破大桥的准备。

在完成抢运物资、疏散难民紧急使命后，

12月23日傍晚，钱塘江大桥实施爆破。

图为满载难民和战略物资的列车通过大桥驶向大后方。来源：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图为炸毁后的钱塘江桥。来源：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大桥炸毁后，

茅以升曾愤而写下：

“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为阻止日军修复大桥，

茅以升随身带走建桥的14箱资料。

随后多年，

他万里逃难，

多次遭遇敌机空袭，

资料却未有丝毫缺损。

1946年，

茅以升回到劫后的杭州重修此桥。

1953年5月，

钱塘江大桥铁路、公路全部恢复通车，

复桥夙愿终得实现。


图为1987年钱塘江大桥通车50周年时，茅以升故地重游。来源：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沈骊英：将生命定格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验室

沈骊英早年入康纳尔大学研究农学两年，

期间听教授介绍世界学术进步概况时，

所举国名甚多，而唯独无中国。

而后感触殊深，

立志献身科学，报效祖国。

沈骊英（左一）：卫斯理女子大学理学学士，复入康纳尔大学研究农学两年，立志献身科学，报效祖国。返国后出任苏州振华女校教务主任。

1933年起，

沈骊英开始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

抗战开始后，她以妊娠之身，

带着子女三人和历年试验记录、种子箱，

自宁而湘而黔，辗转数千里，

抵达四川荣昌县。

其间，她坚持田间试验和研究工作，

亲手作记录，参加小麦播种和收获，

还要照顾幼儿，防空袭、躲警报。

1939年，她培育的“中农28号”

在四川大规模推广，

她用坚毅的努力，十余年的辛苦，

换得了九种最成功的杂交麦种，

让贫苦的农民在战乱的年代

增加30％的收获；

她写下的20余篇有关育种的著作，

常为各国学者所引证。

1941年10月7日，

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

沈骊英在实验室中，

突发性脑中风，

倒下来后却再没能站起来，

就这样结束了她年仅四十四岁的生命，

画面永远定格在她在实验台前工作的样子。

后来在她的追悼会，

李德全曾评价：

她是在太阳熏蒸下、

风雨吹打中朴朴实实脚踏实地的战士。

现代中国农业科学的先驱钱天鹤也誉之为

“农业界不可多得之科学家”。

殷希彭：毁家抗战，从医学博士到开国少将

殷希彭

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是开国将军中为数不多的“教授将军”。

他携笔从戎，

从参加八路军到逝世，

从来没有离开过军队卫生工作岗位，

为我国军事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也正因此，

他虽无军功，

开国却被授予少将军衔。

殷希彭：曾任河北省立医学院病理学主任教授，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1931年，获日本东京庆应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

七七事变，

华北告急，

河北医学院南迁，

回乡安置老小的殷希彭困居乡里。

时任冀中军区卫生部长的张珍亲自登门拜访，

请他参加抗战，

殷希彭爽快地答应了。

他参加八路军后，

他在河北医学院的同事和学生

也纷纷来到冀中军区。

这些经历了战争洗礼的专家们，

把自己的营养品、马匹都让给了伤员，

自己仍和战士们同甘共苦。

1942年夏，殷希彭、柯棣华、傅莱、江一真（从左至右）在白求恩卫生学校。

在参军之初，

殷希彭表示自己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

这正好满足了根据地

对医务技术人才的急迫需求。

1939年9月起，

他开始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务主任

后又累任副校长、校长。

在他的领导下，

“白校”先后培养技术干部1000多人，

成为战争年代边区最著名的医科学校之一。

殷希彭教授指导学生做研究工作。

在抗日战争中，

殷希彭一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他的长子于1943年春在战斗中牺牲，

年仅21岁。

同年秋天，

年仅16岁的次子也在反“扫荡”中牺牲。

一年之中连失二子，

老教授心中的悲伤无法言喻，

但他却反而安慰前来慰问他的同志说：

“国难之中，两个儿子为抗日救国牺牲，

他们光荣，我也光荣。

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

才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

而直到抗战临近结束他才知道，

在他参加八路军之后，

为了保护家族，

他的妻子带着幼子离开了家，

在最困难的岁月里甚至一度沿街乞讨度日。

李承干：大后方最大兵工厂的“兵工国宝”

“二十一厂”，

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

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5201名职工，

设有多个分厂，

拥有各种机器设备4744部，

能生产20多种武器弹药的大型兵工企业。

而这座兵工厂的厂长就是李承干，

被誉为中国兵工界的国宝。

李承干：国家计量局局长，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05年四月官费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毅然辍学回国。后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电器机械科学习。

他少时接受了新学教育，

受到革命言行熏陶开阔了眼界，

并立志实业报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

毅然辍学回国参加革命，

1927年5月进入当时的金陵制造局，

自此开始了为中国兵工事业奋斗的历程。

抗战时期第二十一兵工厂机器厂厂房。

抗战时期，

除了保证军工生产以供应前线外，

他还主持了若干武器装备的改进和研制工作：

对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进，

研制120毫米迫击炮和炮弹，

......

将中国的轻武器生产水平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也因此被称作

“八年抗战生产军火武器的第一大功臣”。

黄汲清：找油找气，为国争光

抗战以前，

中国工业发展薄弱

“七七事变”后，

中国的石油输入通道被切断，

中国油品市场几乎陷入绝境。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

中国科学家毫不气馁，

加快了勘探油田和建设石油工业的步伐。

1935年，黄汲清在归国途中访问了美国等地，

其蓬勃发展的石油地质工业，

让他热血沸腾。

黄汲清：构造地质学、地层古生物学和石油地质学家，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

他亲自在四川盆地内从事地质调查工作，

在川西南的嘉定铜街子发现了天然气，

否定了关于天然气只来源于二叠系煤层的说法。

1939年，

他在隆昌发现了圣灯山天然气田，

这是中国第一个天然气田，

对支援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8月，

他组织调查队赴河西走廊一带考察，

一系列的野外实践和研究让他在调查结束时，

形成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说，

也让他更加坚信，

中国广袤的大地一定富含油气。

1941年，黄汲清（前车坐者左一）等在河西走廊考察石油地质。

1943年夏到1945年夏，

他出版论著20余种，

在世界地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55年，黄汲清（中）带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到西山野外考察。

他们是科学家，

也是战士，是勇士。

他们在国之危难时挺身而出，

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英勇战斗！

向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