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同学会早期知名会员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很深造诣，然而他却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并称为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是四人中最年轻的，当时年仅33岁；他谱曲的流行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脍炙人口。
他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旷世奇才，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语言之父”赵元任。
玩出来的世界大师
历数中国近代的文人雅士，能称得上旷世奇才的可谓凤毛麟角，而以玩的心态成就人生的世界大师可能只有赵元任了。赵元任有多厉害呢？1910年，赵元任到北京参加“庚子赔款”退款留美考试，考试内容有十几门功课，包括英文、德文、拉丁文。但他之前没有学过拉丁文，于是在考试前20天借到一本一年级的拉丁文课本临时抱佛脚。成绩出来后，在70人的留学名单中，他位列第2名。于是，18岁的赵元任剪掉辫子、穿上西装，踏上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留学之路。他选择数学为主专业，还选修了物理学、哲学、逻辑学和音乐等，唯独没有选择语言类的专业。作为一个留学生，赵元任创下了康奈尔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不仅在主修的数学上拿过3个100分，1个99分，选修专业的成绩同样名列前茅。赵元任的学习能力强到胡适也甘拜下风，胡适曾称赞他道：“每与人评留美人物，辄常推常州元任君第一。”
1914年，赵元任顺利拿到了数学学士学位，可他还想读书进修，教授告诉他可以申请数学和哲学研究生的奖学金继续留美学习。赵元任听说以后马上行动，申请了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1915年，赵元任进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且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1914年4月，赵元任和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共同创办了《科学》月刊，8月又创办中国科学社。知识面广博的赵元任很快成了杂志的撰稿主力，撰写了关于天文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多篇文章。为传播科学思想和经营杂志，赵元任还把奖学金贡献出来，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吃得不好，造成身体营养不良。
赵元任何以取得这样的成就？答曰：“好玩儿。”对于学问的研求，赵元任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赵元任做学问，纯粹是为了兴趣和“好玩”，感觉是在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玩”，而且“玩”得还游刃有余。语言学家陈原曾这样形容赵元任的“好玩儿”：“世界上很多大科学家研究某种现象和理论时，他们自己常以为是为了好玩儿，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兴趣使然。”
文艺复兴式的智者
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赵元任在美国的大学教授物理。但板凳还没坐热，国内学术界就盯上了这位“通才”，清华大学希望他回国任教，蔡元培等人也游说他去北大任教。刚回国的赵元任当年有一个短期任务，后来被传为佳话，那就是给来中国演讲的哲学家罗素做翻译。因为罗素的演讲涵盖数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当时中国能完成这种翻译的人几乎只有赵元任。
1926年，已举家赴美的赵元任又被邀回清华大学国学院担任导师。清华大学一口气请他开了7门课——数学、物理、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
过了一年，蔡元培等人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赵元任负责创建语言组并担任主任。他带出了日后中国语言学界一大批专家，王力、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等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
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对赵元任来说从来都不是负担，他长期从事的语言学研究与他学习的其他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和音乐可谓大相径庭，但每个学科他都能找到乐趣。他是如此博学，以至于给他冠以语言学家、数学家、翻译家、哲学家、逻辑学家、音乐家等头衔，都不足以涵盖他的成就。因此他被誉为“民国第一通才”“文艺复兴式的智者”。
中国语言学第一人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精通中国33种方言、多国外语，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各地，当地人认他做同乡。当他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南京人，他跟这3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二战后他去法国开会，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方言，对方一听以为他是当地人，忙说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去德国柏林，又故意用柏林口音讲话，当地一个老大爷感慨道：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话题回到上文提到的1920年赵元任被请去给罗素当翻译，在杭州，赵元任就用杭州方言翻译罗素的讲话；在长沙，他又用现学的一点湖南方言给罗素做翻译。讲完之后，有个学生特意过去问他是湖南哪个县的。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赵元任的治学严谨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1927年春天，他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苏南、浙江专门调查吴语。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他回到北京，把调查的材料写成《现代吴语研究》一书。这本书的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出版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对研究吴语和方言意义重大，赵元任也成为中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赵元任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教我如何不想他”
抗战爆发之后，赵元任为避难先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任教。谁都没有想到，这一走，竟阔别祖国数十年之久，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赵元任终于才在1973年回到祖国探亲。
虽然远在异国，但美国的清华校友聚会，赵元任每次必定参加，每次必定唱起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屹立中央……”作为一个视语言研究为生命的人，赵元任对母语和祖国怀有浓厚的情感。他曾说，美国是“这个地球上他去到中国的一个中间站”，中国才是他的目的地。但他能够回去的机会少之又少。在美国，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回忆道，一次父亲兴致勃勃地灌录一张汉语教学唱片，在吟诵到《长恨歌》时，忽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赵元任的日记中也记录了这一片段：“几次试诵，总以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不能卒读而告终。”
1981年，赵元任再次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演唱由他谱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