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欧美同学会百年历史回顾展展厅,在第一部分“西学东渐、上下求索”篇里,赫然排列着严复的名字和照片,简洁的文字清晰地记录着这样一组文字:“严复,欧美同学会会员,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被誉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的中国人’之一。”

学霸的转型

严复,字又陵,生于1854年,福建侯官县(今福州)盖山镇阳岐村人,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七岁那年,严复进入私塾念书,先后从师多人。九岁时,父亲将严复送回阳崎老家,转入学问渊博、擅长诗赋的五叔严厚甫私塾就读。十一岁,严复又回故乡,用心良苦的父亲聘请当地思想开明的闽中宿儒黄少岩坐馆教子,严复的国文水平也因此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866年,因父亲去世,严复中途辍学,一心想以科举进入官场的严复,无奈只能放弃科举。第二年,严复考入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技术。1877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1879年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

后来他调任天津,任北洋水师总教习。在任期间,他颇受李鸿章器重,但严复志不在水师,而是希望借李鸿章之东风进入高层,推行自己的救国方案。他与李鸿章政见不同,李鸿章虽爱才,但并未对他委以重任,以至于严复一腔抱负无处施展,常抱怨自己“仕途不顺”。

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让严复探求救国救民之道的心情更加迫切。特别是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败给日本,更是令他痛彻心扉。在甲午战争发生的21年前,严复曾在英国舰长的带领下抵达日本军港,当时日本人争睹大清海军风采。如今,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他在船政学堂的同学、学生一个个战死在舰船上,彻底激发了他的危机感和爱国心。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忧心不已,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治论文,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向西方学习,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君主专制理论,要求通过创设议会和提倡西学来挽救中国。

可谁也没想到,严复最大的成功不在政治领域或他所长期从事的海军教育,而是源于一篇伟大的译著。

《天演论》闻名于世

严复历时3年,精心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上刊出。该书问世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使严复一举成名。他译著的《天演论》文字精美、内容丰富、思想新颖,深受知识分子的喜爱。不但维新志士赞不绝口,就连青年学生也爱不释手。当时,青年鲁迅 1898年到南京求学,购买了一本《天演论》,被其中的新鲜内容所吸引,不顾一位本家老辈的反对,说只要“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烤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亦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引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带来一种崭新的科学宇宙观,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激情,并鼓舞国人在竞争的世界中自立自强,“开眼看世界”。“自强保种”成为《天演论》所传达的最重要讯息,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举国阅读潮流,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

胡适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字“竞存”,也从《天演论》的这一语而来。

除了《天演论》,严复还翻译了其他有关政治、经济、法律、逻辑方面的七种著作,这些著作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统称为“严译名著丛刊”。一直到今日,严复译著还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追求“信达雅”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之中创新发展了西方原有的观念,因此《天演论》不仅是一部翻译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部创作。鲁迅曾言:“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鲁迅所说的“‘做’过赫胥黎《天演论》”一语是饶有深意的,《天演论》的一字一句都经过细心斟酌加工,是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结果。

每个翻译家对翻译都有自己的理解,而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高度概括了他的翻译观点,也成为业界的金科玉律沿用至今。

“信”就是精确,翻译一定要译得很准确,不能将白的变成黑的或灰的;“达”就是将意思传递到读者身上,通过作者“化”的过程,将外国作者的思想、观念传送到读者的思想中。“雅”亦即用典雅的文字从事翻译工作。“信达雅”是动态辩证的关系。通俗地讲,译文要符合汉语言的特点,注重一句话的完整性,即内容、结构、文采,也就是内容的准确性,语法结构的顺畅性,语言载体的文学性。

时代影响

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近代史上许多名人,甚至能通篇背诵严复的译文。特别是《天演论》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政治观点上与严复处于对立地位的革命派,对严复所译《天演论》也十分重视并深受影响。革命派的喉舌《民报》刊文称:“侯官严氏为译界泰斗,而学有本源,长于文章,斯真近世所许为重言者也”“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先生虽然讨厌立宪派利用严译作品来反对革命,并指出严复将Evolution译作“天演”之误,认为应该译作“进化”,但从思想实质上看,则实际上是接受严译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先生曾多次使用严复创译的“乌托邦”等词。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其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例如,在《战争与人口》中,李大钊开头第一段,几乎是用“天演”式的语言。

毛泽东年轻时读过《天演论》,称该书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严复是“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这是毛泽东对我国近代文化名人严复的高度评价,在历史文化界中是绝无仅有的。1936年,他在陕北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毛泽东阅读《天演论》等,“可视为接受唯物史观的前奏。进化论思想,特别是严复关于‘物竞天择’的解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确有暗合之处”。1969年,毛泽东在召见李德生谈话时,询问李德生的读书情况,并建议他阅读《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三书。19世纪70年代初,为准备接待时任英国首相希思等访华,毛泽东让周恩来安排重新出版严复所译《天演论》等书。这些情况不仅说明《天演论》对毛泽东产生的持久影响,而且通过毛泽东的示范作用,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