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清华大学编选的《游美同学录》一书，百余年前赴美留学的众多人物一一映入眼帘，其中不乏欧美同学会早期会员：周诒春、颜惠庆、梅贻琦、顾维钧等，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的名字让人眼前一亮。
梅贻琦作为“永远的清华校长”是家喻户晓的，但是曾为欧美同学会骨干会员的这段历史鲜为人知。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5月7日，内忧外患之际，欧美同学会在会所召开大会，梅贻琦被推举为赴使馆陈述国人决心的12名代表之一。1936年，《京报》刊登预告，梅贻琦等北京名流参加北京欧美同学会年会；1947年3月，梅贻琦被选为欧美同学会理事，4月4日，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任期两年；1948年，第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再次被选为常务理事。
作为欧美同学会的早期代表人物，因时代久远，梅贻琦作出的更多具体贡献已无从考证，但他对中国教育事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一直为世人所敬仰。梅贻琦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于清华的教育事业。让我们透过历史的长镜头，一起仰视梅贻琦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临危受命显才华
梅贻琦一生只致力于当校长一件事，可就是这一件事，被他做了典范。
1889年，梅贻琦出生于天津，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5岁时，他考入南开中学，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直隶高等学堂。1909年被录取为首批庚款留学生赴美，进入武斯特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梅贻琦放弃在美国的大好前途，毅然回到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历任清华的教员、物理学教授等。当时，国内形势政治飘摇、风雨如晦、学潮云起，清华的三位校长均被学生赶走。为了平定混乱不堪的局面，1931年国民政府委派梅贻琦担任校长一职。
被委以重任的梅贻琦在就职演讲时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上任之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学校自由民主的氛围与日俱增。梅贻琦将师资摆在了教学的第一位，一方面大胆起用一批年轻学者，另一方面大力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到清华执教。他亲自挑选老师，不看学历，只看能力，招揽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比如资历浅、学历低的华罗庚被破格录用，终成一代数学大师；布衣出身的陈寅恪被聘以教授，跻身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在他的努力下，清华的师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壮大，很多我们今天熟知的民国大师都是被他发掘出来的。仅以1936年为例，在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即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吴宓、叶公超、金岳霖、张岱年、吴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学者、名师。梅贻琦治下的清华大学，名师如灿烂星辰，学校自然会变得闪耀而强大。
梅贻琦任职清华期间，清华师生赶走校长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有人问他：“怎么您能做这么久的校长？”梅贻琦只是风趣地说了一句：“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梅贻琦之所以被师生拥护、爱戴，主要因为他是以自己的高尚而谦逊的人格、以自己的才华和实干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格局。他为人低调，时人称其“寡言君子”，他自己也常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大师论影响深远
梅贻琦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其从事于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经验和思想是值得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就是他有名的“大师论”。梅贻琦校长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大学之大，不在书多，更不在楼高。书再多，没有看得懂的人，也是暴殄天物；楼再高，不是为师生服务，也是形同虚设。后来，梅贻琦的这句经典名言，常常被文人学者们引用。
在梅贻琦当校长的年代，中国大学的自由之风，以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奠定的“教授治校”规矩，已经开始遭到冲击。尤其是，国民党当局一直想要在著名高校中找到能够代表官方意志的人物，以便实现政治的渗透与控制。但梅贻琦却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的作风，带到了清华。正如他经常说的，他就是京剧里的“王帽”，穿黄袍当皇帝，端坐舞台中央，看似地位崇高，无比威严，但其实只是个配角。他认为，校长骨子里就应该有服务精神，校长是配合教授工作的，真正的主角，是大学里的教授。
此外，在教育方面，他提出了“通才教育”的理念，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他重视德育，认为老师要有师德，学生要爱国，都要有好的人格。而且，作为“野蛮其体魄”的体育，也受到了重视。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梅贻琦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清华、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先进的教育理念，成就了一所世界级名校，也成就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清廉公正传美名
“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若是到了与世无争和无欲无求的境界，他必定是品行高洁之人。
梅贻琦他身居高位，却一生清贫，一世清白，钱财、权利皆公私分明。执掌大陆清华大学17年间，梅贻琦没有因为私事花过学校一分钱，更没有任何徇私、开后门的行为。清华师生，无不叹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寇步步紧逼，攻占北平，清华大学被迫和其他众多学校一起南迁创办西南联大。梅贻琦带领家眷一起南下，在昆明的茅草屋中住了下来。为了能够补贴学生，他向国民政府申请资金，资金申请成功后大多数师生都得到了资助。但是为了避嫌，更为了把资金留给更需要的学生，梅贻琦坚决阻止自己的孩子领取补助金。为了支撑家中的生计，他的夫人不得不放下知识分子的体面，挎着个小竹篮到处叫卖自己制作的“定胜糕”，用卖糕点的钱来补贴家用。岁暮天寒，家无余财，环睹皆萧然。
在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担任校长期间，还办了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受教学质量的吸引，许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塞到这所中学，但是梅贻琦铁面无私，想要进来可以，一不靠权，二不靠钱，凭成绩说话。权倾西南的“云南王”龙云的孩子考联大附中落榜了，龙云气而不解，毕竟在云南他权势滔天，联大竟敢不买他的账？怒气冲冲的龙云准备兴师问罪，他的副官却连忙告诉他：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有考上这所学校。龙云哑口无言，却对他更为敬佩。
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撤出大陆退守台湾，为了保住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基金，梅贻琦带着对清华万般不舍的心情，踏上了前往海峡对岸的行程。到了台湾之后，很多人都怂恿他把这笔钱拿出来，别人帮他想出的花钱名目五花八门，盖大楼、搞基建，总之，这笔钱已经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吃一口，梅贻琦却总是摇头。他想把这笔钱用在清华大学。直到台湾清华大学成立，梅贻琦才舍得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于购买科研设备，培育精英人才。
梅贻琦住院期间，连药都买不起，死后靠校友募捐才能够入土为安。但总有人质疑：“手握庚子赔款的梅校长，怎么可能会穷酸至此呢？他从未离身的黑色皮包，是不是藏着什么支票存折？”当梅贻琦的家人打开他最为珍视的黑色皮包时所有人都沉默了，那里面放着的是账本。这么多年来，每一笔基金的用处，都记载得明明白白，从未有一处疏漏，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清华大学的建设上，没有一分落入私囊。
梅贻琦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虽然两袖清风乘鹤去，却有一身正气留人间。他生前选定的墓地，在一座山上，山上梅树茂密，名曰“梅林”。而他，也成为大山上、风雪间的一束清瘦寒梅，永远守望着他的清华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