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建筑师的业是什么？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这是梁思成常告诫世人的一句话，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生，致力于成为并造就在这个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探索中国建筑史也是怀着建设的愿景，希望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提起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前者是享誉世界的建筑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等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瑰宝。后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女建筑学家，主导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二人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赴美留学，从此与中国建筑再也没有分开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赴美攻读建筑学。同年9月，两人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均从三年级课程读起。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即注册在美术系，但是她仍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梁思成在学习期间，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经常去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梁思成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林徽因获美术学士学位后，又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继续学习。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有教授问梁思成，你们中国有建筑史方面的著作或研究吗？这让梁思成意识到中国建筑研究的空白。大二那年，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古代建筑术书《营造法式》。梁思成又惊喜又苦恼，惊喜于早在12世纪初，中国就有这样完备的一部建筑术书。苦恼的是这部著作对当时的他来说，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
从那时起，破解这本天书成为梁思成的梦想和追求，引领他走上一条充满荆棘却精彩非凡的建筑人生之路，也由此萌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强烈愿望。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人生自此与中国建筑再也没有分开。
奠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系
先后创办东北大学及清华大学建筑系
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和美术学院完成学业，经欧洲回国。二人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家学渊源、禀赋优越、训练精当、风华正茂的两人受聘于国立东北大学，被托创办建筑系，秋天便赴沈阳，在国立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系，梁思成是见证者也是奠基人，他填补了我国在建筑学科的空白，开创了中国数千年来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建筑的先河。
在国立东北大学，梁思成主要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学设计原理，同时他还将西方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相融合，开设了建筑史课程。他常对学生说：“任何一项建设，建筑必须先行，建筑是工程之王。”这段教学经历，让梁思成学会将复杂的建筑术语和概念以一种简明清晰的方式阐述出来，锻炼出一种清晰的、富有感染力的表达方式，为他后来写就《中国古代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除了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梁思成对我国建筑教育事业另一个贡献便是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在梁思成的推动下，清华大学成立建筑系，梁思成任系主任直到逝世。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初期，吸引了大量的当时建筑界的名家教授，不久便产出了北京火车站等设计精美、大众知名的建筑，名声大振。时至今日，清华大学建筑系内还藏有很多珍贵的建筑资料。
在战火纷飞中保护古建筑
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东北，华北也笼罩在战争阴影中。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战争，古建筑都要遭殃，营造学社因此加紧了考察。他们希望，如果将来这些古建筑不幸被毁，至少能留下一些资料。
从1932年到1942年，这是中国生死危亡的10年，也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古建考察的漫长10年。10年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全中国200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了2700余处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宝坻广济寺、河北隆兴寺、山西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河北安济桥等。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在野外考察，并不是一件诗意的事。他们坐过拥挤的长途汽车，也搭过硬板的骡车，遇到过拦路的劫匪和流窜的军阀。这些都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可即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梁思成却说这是“奢侈的幸福”。
从梁思成夫妇日记看他们对中国古建的考察有多细致
“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里所称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1932年
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集在上面，无法驱除。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工作了几天，才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
在一片漆黑与恶臭之间，借着手电光工作了数日，他们终于发现了刻在梁下的重要文字，证明佛光寺建于公元857年，唐代大中年间。这是伟大的发现。
“这不但是我们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的唯一唐代木构殿宇，不但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汇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1953年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到使人心慌、心痛。”
——林徽因谈山西古建
“思庄，出来已两周，我总觉得该回去了，什么怪时候赶什么怪车都愿意，只要能省时候……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地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是累得不亦乐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林徽因谈华北其他古建筑（1936年山东考察途中给梁思庄的信）
完成皇皇巨著《中国建筑史》
1938年1月，在一路颠沛流离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流亡至昆明并创办营造学社。一年后，他们又随营造学社辗转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李庄气候潮湿，冬季阴冷、夏季酷热。梁思成将他居住的地方叫做月亮田，一个浪漫的名字，可却是两间竹篾抹泥为墙的陋室，蛇鼠出没于顶棚，臭虫横行于枕席。简陋的家里有一台留声机，几张贝多芬的唱片，慰藉着困窘的时光。在山河破碎之时，作为留洋知识分子，他们与祖国共进退，始终坚信“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日子终将到来。
不久，林徽因的肺病复发，抱病卧床，梁思成只能兼做护士，随身携带注射器；梁思成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步履蹒跚，行动不便。当年那对熠熠生辉的金童玉女变成了疾病缠身的瘦弱夫妻。虽说流亡的日子贫困交加，可梁思成却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光阴和战火的侵袭，得以幸存，遗世独立。流亡的建筑宗师看到幸存的古建筑，那种幸福不言而喻。在最黑暗的时代，如丝缕微茫，照亮一隅，慰藉他的心。
1944年，梁思成拖着病体，在同样虚弱的林徽因的帮助下，完成了皇皇巨著《中国建筑史》。林徽因在病榻上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在《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的科学角度梳理了中国建筑的演化，提出了“以唐代为盛，到明代开始转衰”的建筑史观，并与西方建筑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清末及民国后之建筑时说：“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北京大陆银行为其所设计。欧美同学会则就石达子庙重修改造，保留东方建筑之美者也。”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欧美同学会的会员。欧美同学会的改建是由贝寿同主导的，贝寿同是一位综合中西美学风格的建筑师，也擅长绘画和古文，欧美同学会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当时的北京知识界经常在欧美同学会举办各种文化和学术活动，也有很多会员、会友在这里活动。据梁思成的学生王其明回忆，1957年3月初的一天，梁思成带着三位助手进城进行了一次示范性调查。调查从东交民巷东口开始，梁思成带着三人，边走边看，一直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然后带他们到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梁思成笑说，今天是“开幕式”，开宗明义第一天，所以请他们吃饭，以后就不能老请他们了，自己没有那么多钱。
国徽设计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1949年7月10日，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之后虽然有900多幅国人及海外华侨的应征设计，但都未能完全符合要求。为了可以在1950年国庆节挂上国徽，林徽因及梁思成所在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受全国政协委员会邀请进行国徽设计活动。
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林徽因认为，各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与产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内涵，而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国的国徽也必须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并体现出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同时还要符合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底蕴。林徽因在进行国徽图案设计时，传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艺术传统，将我国古代用以象征国家统一、号召人民团结一心的最隆重的礼器———玉璧作为新中国国徽的基本图案，以此来象征新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丰裕与和平。又将国徽与国旗进行了紧密的融合，并对齿轮、嘉禾、红绶以及玉璧进行了合理搭配，才使得其所参与设计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主题风格的国徽于1950年9月20日被正式确定采用。
据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回忆，“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家时，惊奇地发现，家里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到处都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好像家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在梁再冰的记忆中，“那段时间，爹爹和妈妈整日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似乎将其他一切都暂时忘记了……我觉得妈妈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她周围的人往往也不太把她当成病人看待……”
后来，面对天安门上的国徽，梁再冰有种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心情：“那个红色中有着父母的心血，那个金色中也有着父母心中的辉煌。”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于北京，终年51岁。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将林徽因自己设计的纪念碑基座花环浮雕的刻样移作她的墓碑，以铭记她对中国建筑发展的巨大贡献。
首先提出《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抗战迁徙途中逗留长沙期间，最令梁再冰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与朋友聚会结束时，梁思成带领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是‘乐队指挥’，他像当年指挥清华学堂学生军乐团一样认真……”
多年后，《义勇军进行曲》又出现在梁思成父女共同的生命中。1949年9月29日，在位于汉口的新华社四野总分社任编辑的梁再冰，收到梁思成的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情景：“关于国歌之选定，张奚若伯伯同我可以自夸有不小的功劳，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有那意思……有人主张改词，我认为不必……我的主张得以胜利通过。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步。”
梁再冰回忆说，“我看到这里时，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他在长沙指挥我们唱这首歌的情景，也不禁激动起来。”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离开了人世。作为20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本书、一座建筑、一段佳话，更是一种信仰，一种艰难困苦岁月中不改初心的信仰。岁月易变，不变的依旧是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