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大厅矗立着一座半身铜像,基座上刻着一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这座铜像纪念的是欧美同学会原主任委员、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陈岱孙终其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把教书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清华,在中国的经济界树立了一面旗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致陈岱孙九十五岁寿辰的亲笔贺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年高德劭,学贯中西,授业育人,六十八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

立“经济救国”之志

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在家乡接受了九年半的传统私塾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功底。1915年考入福州名校英华中学三年级,以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四年的课程。1918年夏,陈岱孙参加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正是这一次上海之行,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是他在紧张的考试结束之后去黄埔滩散步,当要步入公园时,眼前“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使他惊呆了,“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对于年轻的陈岱孙来说,“这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从此萌发。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众多学子的爱国热情,也促使陈岱孙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原因。在参加了游行、请愿、宣传活动后,他意识到,富强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由此树立了“经济救国”志向,并以自己的一生卓越地践行了青年时代的鸿鹄之志。

1920年,陈岱孙踏上了留学美国之路,进入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毕业后,他顺利地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并于192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得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1927年毕业归国后,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曾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出任财政部部长。而此时,母校清华大学的邀请函也已送达。对陈岱孙而言,教书育人、经济救国似乎是自己生命中一直等待的一件事,他没有犹豫,接受了母校的邀请。1927年是清华校史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改制成为一个正规大学,也就是国立清华大学。1928年,年仅28岁的陈岱孙担任清华经济学系的主任。上任伊始,他一面投身于繁重的教学工作,同时教授三门课:财政学、经济学概论、经济学说史,一面致力于经济系的建设与发展,长达70年的教学生涯就此起航。到1929年,他担任了法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担任教授会、校务会议、评议会成员,参与诸多校务管理事务。

树“治学如筑塔”之风

陈岱孙在担任教授之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他要求学生在本系课程之外,要大量在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哲学、数学等领域选课。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向来以理论、事实和技术三者兼重作为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凡是与陈岱孙接触过的人,无论是共事多年的同事、朋友,还是受业的弟子,大家均视其为“谦谦君子”,称赞他对工作、学习、生活都追求完美的作风。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因讲课言简意赅、逻辑清楚而最受欢迎。每逢陈岱孙的《经济学概论》课,整个课堂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听众里除了经济系的学生,还有许多外系外班的,没占到座的学生们,都恭恭敬敬地站在后排倾听。当时就读联大、后来成为金融学家的王传纶评价陈先生的课“如果录音录下来,直接就可以成讲义、成书”。历史学家任继愈回忆说:“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先生,一位是陈岱孙先生,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岱孙一生追求学术独立与教育自主,是经济学课程“中国化”的先驱。他始终强调对西方经济学不能“述而不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一书的作者刘昀说:“陈岱孙先生在国内讲课时,有一个‘顽固’的理念,那就是他在课堂上从不讲英文。由于近代中国落后、被侵略的历史背景,他认为中国教师在中国的课堂上讲课,夹杂着英文讲,是殖民地形态的一种表现。”

陈岱孙的名气很大,著作却极少,这源于他对学术的自省与严苛。讲义一遍又一遍地给学生讲,边讲边改,即使讲了好多年都还不甚满意,也不同意拿出来出版。1979年,陈岱孙完成了《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的初稿,当时他已79岁,此书也是其唯一的专著。该书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以及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科学成果。此书一经出版,成为当时我国经济学界的历史性事件,“这本书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

陈岱孙的一生为中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学术上极端严格,做事也是雷厉风行,不打半点折扣。他在80多岁时还在讲台上讲课,90多岁时还能带研究生,95岁时依然在主持博士生的毕业答辩。他曾对《北京日报》的记者说:“我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教课?客观上,培养学生是教师的职责,主观上,我对青年有偏爱。”他耕耘三尺讲台70年,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相结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王梦奎说,陈岱孙先生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他是陈岱孙先生的学生,也是陈岱孙先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的弟子、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为其填词:“三春桃李,辉映门墙。”

为真理追求一生

陈岱孙坚持一生教书育人,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仅仅埋首书斋的人,而是一位热爱祖国、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即怀抱理想,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培育治国经邦的人才,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面对时代的大变动,他敢于对关乎国家发展、民族独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作出回答。1945年10月1日,他和联大10位教授联名致电毛泽东、蒋介石提出对国是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挺身而出,和进步师生一道坚决抵制国民党政府将学校南迁的计划,坚持留在北京迎接清华的解放和新生。

1952年院系调整时,陈岱孙离开了清华,但他对清华的热爱之情从未改变。1980年校庆时,这位已80岁高龄的老人欣喜地表示,愿为新恢复的经济管理工程系“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1984年,他被聘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批名誉教授,为学院的发展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同时,自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恢复活动以来,陈岱孙先后担任副会长、名誉会长,为联络海内外清华学子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关心母校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是为母校工作服务年限最长、奉献最大的校友之一。

回顾陈岱孙的一生,他出生于诗书簪缨之家,但从未贪图荣华安逸;他卓荦不群,又饱经时代沧桑,深察世情冷暖;他虽不苟言笑、清峻严肃,但内心火热,家国情怀、提携后代之心至死不渝。他堪称是一位行为世范、令人景仰的学人代表,他人格独立、人文独立、人生独立,为后人树立起一座具有人性光辉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