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2020年全国高考拉开大幕。相比于以往，今年的高考因受疫情影响推迟了一个月。1071万考生也因疫情见证并参与历史，赴一场非同寻常的青春之约。
赴约之际，不少考生心里一定揣着很多问题——高考后是上学还是择业，该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如何利用好高考后的时光？相信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思考和抉择。
其实，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也面临过相似的抉择时刻。而且，因其所处年代影响，他们的高考往事或大学时光也有着时代特殊的印记。今天，团结君和大家一起聊聊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主席的高考和大学故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
1956年5月出生的万鄂湘是湖北公安人。和那个年代的多数人一样，万鄂湘高中毕业后也曾作为知青在农村务农。彼时的中国，高考已经中断8年之久。年轻的万鄂湘，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转机。
直到1977年，万鄂湘告别了生活四年之久的公安县达河乡联华村。这一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响彻中国大地。刚满21岁的万鄂湘抓住了这次机会，并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老牌名校武汉大学，就读于外文系英语专业。
担任民革中央主席之前，万鄂湘更多作为法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大法官而广为人知，这与他在大学时期一个重要决定有关——
本科毕业后，万鄂湘在武大留校任教，并在期间先后在武汉大学法律系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1986年，万鄂湘作为公派研究生，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学成之后重回武大法学院任教至1997年。期间，他还曾在德国海德堡马普法学研究所做过访问学者。
在武汉大学期间，万鄂湘历任国际法系副主任、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直至后来担任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他仍兼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5月，中国第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在武汉大学诞生，创办人正是万鄂湘。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
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一职之前，丁仲礼最为人乐道的是“节能减排之问”。以“人均累计排放”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碳排放权，显现的是一个爱国学者的睿智和担当。而回顾丁仲礼走过的路，“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更是得到完美的体现。
1957年，丁仲礼出生于浙江嵊州的一个农村，13岁时开始当家干农活，后来当过中学代课老师。改变丁仲礼命运的同样是那两个有魔力的字——高考。
1977年高考恢复，丁仲礼报考了文科专业，结果却名落孙山，不是因为成绩不合格，而是因为体检时血压过高。1978年再考，原本喜欢文学的他读了作家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决定报理科，最终考上了浙江大学地质系。落榜再考，还是先文后理，可以说是相当励志了。
1982年，丁仲礼考取中国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黄土专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此后，他就与中科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后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常务副所长、所长。后来，丁仲礼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如今，丁仲礼已不再兼任这两个职务）。
执掌国科大时，丁仲礼曾在招生宣传时直言，“国科大的本科肯定不会好‘混’，如果想做生意、想学金融、想当公务员，就不要报考国科大。”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相对来说，郝明金在同龄人中参加工作是比较早的。从1971年起，郝明金即在山东菏泽地区及梁山县担任邮电局的报务员。出生于1956年的他，同样经历过恢复高考的这段历史，其求学经历同样励志。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做了7年报务员的郝明金成功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后又进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山东大学法律系担任教师，并先后担任山东大学法律系讲师、主任助理、副主任和法学院副院长。
1996年，郝明金告别山东大学法学院，转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并担任该职位十余年。期间，他还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诉讼法专业行政诉讼法研究方向，并于2004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担任民建中央主席一职一年多后，郝明金于2019年2月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和历任民建中央领导人一样，郝明金高度关注职业教育发展。他曾提出，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实施乡村教育振兴计划，建设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等建议。
正在高考的学子，不少将来也会接受职业教育，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在这一领域找到自己的路！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1960年，蔡达峰出生于浙江宁波，他也是各民主党派中央现任主席中最年轻的一位。也许是年龄正好合适，蔡达峰在18岁时就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机，考入同济大学。这与当今多数学子参加高考的年龄大致相当。
在同济大学，蔡达峰在国内最顶级的建筑系学习建筑学专业，直至1985年获得建筑系的硕士学位。毕业后，蔡达峰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了两年，一心上进的他又在1987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在同济大学博士毕业后，蔡达峰先后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和复旦大学文博系任教，后又任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等职。2003年，时年43岁的蔡达峰当上了复旦大学副校长，直至2015年卸任。
不久后，蔡达峰又回到母校同济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同济大学副校长。去年9月，蔡达峰还出任了华侨大学董事会董事长。
任职复旦大学副校长时，蔡达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判功利化大学教育。他说，功利地将教育视为商品，以贵贱、划算来看待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是大学的悲哀。
在谈及高考改革话题时，蔡达峰曾强调，高考的基本功能是帮助高校录取学生，帮助学生选择高校，无论考试制度设计得多么严密和复杂，不能改变其基本功能。
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
1953年出生的陈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母都是瑞金医院的教授，是我国知名的内分泌专家。传承父辈家学，少年时的陈竺，自然也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4年，与大学擦肩而过的陈竺被推荐到江西上饶的卫生学校读书，后留校工作。
在工作期间，陈竺始终没有放弃医学梦想，大量阅读医学文献，自学完成了大学课程的学习。恢复高考后，他在1978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疗系一部血液病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4年，陈竺凭借专业优势和语言优势，前往法国巴黎圣路易斯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担任外籍住院医师，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陈竺还因其在血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白血病治疗领域的重大贡献，被多个外国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或学会会员，获得了法国全国抗癌联盟卢瓦兹奖、斯德哥尔摩舍贝里奖等重要国际奖项，也获得了不少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名誉）博士学位。
在医学教学领域，陈竺提倡“本科阶段开展全科医学的教学”，他还提出过注重培养医学生临床辨识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要重视培养医教研结合的复合型师资、要重视培养医学生自主管理能力等建议。
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
1952年出生的万钢，是各民主党派中央现任主席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有过知青下乡经历中下乡时间最长的一位。
籍贯上海的万钢，下乡的地点却在东北。1969年，他在吉林延边成为一名下乡知青。1975年，万钢进入东北林业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学习，后留校任教。
1979年，万钢考取了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在1981年毕业后担任同济大学数力系光测力学研究室教师。
1985年，万钢前往德国，在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6年后，他在德国完成求学，进入奥迪汽车公司工作十年，任技术开发部工程师，生产部、总体规划部技术经理等职。
既有海外学习经历，又有海外任职经历，回国后的万钢，是一个典型的“海归”。2001年回国后，万钢担任了同济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校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副校长（主持工作），直至2004年担任校长一职。
2007年，万钢担任科技部部长，和同年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成为当时仅有的担任国务院政府组成部门正职的两位党外人士。去年11月，万钢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
时至今日，万钢虽已卸任科学技术部部长一职，但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作为在科学界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万钢依然在科学技术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
作为成员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是名副其实的院士大户，现任主席武维华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7年，已经在山西孝义县兑镇担任代课和民办教师4年的武维华，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但课本资源的匮乏和“农业学大寨”不许请假的无奈，让他只能选择去“裸考”。
“当时只是抱着‘试一把’的想法，没有存被录取的奢望。”武维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说，考试那天，他凌晨起床，带着几个窝头，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赶往20公里外的县城考点。
收到山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武维华惊喜中又有担忧，首先想的是家里少了个壮劳力怎么办。报志愿时，他看到“植物生理专业”里有“植物”两字，觉得可能跟庄稼有关，就报了，没想到如今成了我国该领域的大专家！
1982年本科毕业，武维华考入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两年后毕业并随导师到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工作。1988年1月，武维华由国家基金委资助赴美进行访问研究。1991年获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再到哈佛大学、宾州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后来的故事，像很多爱国学者一样，武维华放弃美国的机会，决定回国任教。他在中国农业大学边从事教学工作，边搞科研，其研究对于缓解我国磷钾亏缺、严重制约农业发展的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同样出生于1956年的苏辉，是一个“台二代”。父亲蔡啸早年从台湾来到福建，参加革命后一直留在了大陆。苏辉受在军队工作的父亲教育风格影响，对待学习和工作都比较严谨认真。
不出意外地，苏辉也有着那个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特有的“先工作，后高考”的经历。1978年，她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电磁室工人的岗位，走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就读于财政系的财政学专业。
毕业后，苏辉先后在北京市财政局、统计局工作，先后担任过财政局副局长和统计局局长职务。从2012年起，苏辉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与祖籍台湾相关的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工作上。
苏辉在高校的时间并不长，但她和高校的缘分也并不浅，尤其是2007年起在台联、台盟任职后，苏辉长期致力于两岸青少年学生交流和两岸教育交流。
担任台盟中央主席一职后，苏辉母校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党委书记何秀超曾于2019年初前往拜会她。会面中，校方表示，希望苏辉能够继续关注、支持母校的发展，并邀请苏辉回母校看看，畅叙母校情谊，共谋学校事业发展。
苏辉追忆大学时光时，感叹母校变化之大、发展之快，直言为之非常自豪。她也表示，将继续关注、支持母校发展，愿意为推动母校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