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法关系“破冰先锋”，她的事业曾被巴金誉为“人民友谊的事业”
百岁马纪樵夫人和她的中国故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乔本孝 孙鑫晶
今年3月，住在巴黎的埃莱娜·马纪樵迎来百岁大寿。家人们在同一张贺卡上写满祝福，只有一个男孩用的是汉语：“生日快乐，海伦。奥古斯丁。”这位名叫奥古斯丁的男孩今年14岁，在学校选修中文。家住法国外省的他，难得去看望姑祖母时，有关中国的故事总是问个不停。有一次他问：人民公社是什么？
“这时候，我就从土地改革说起，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近日，马纪樵夫人在家中向记者讲述。1959年至1965年，她和先生约瑟夫·马纪樵在中国外交学院教书，返回法国后曾任战后法国首个对华友好团体——法中友好协会(以下称法中友协)负责人。她还是农村经济学家，曾深入考察过中国农村并出版专著。
不曾上锁的教师宿舍门
马纪樵夫人回忆，当年中国招聘法语教师时，马纪樵先生在写中国铁路史的博士论文，有心到中国实地研究。当时中法两国还没有建交，夫妇二人要到瑞士伯尔尼的中国使馆办理应聘等手续。起初，马纪樵夫人是以教师配偶的身份随任的。“到中国后不久，同事们对我说，既然您也有高等学位，为什么不教书呢？”马纪樵夫人说：“要能工作当然最好，我也不喜欢闲着，我是职业女性。”
1959年到1965年，马纪樵夫妇在外交学院教了6年法语。在他们之前，学院的法语外教是苏联专家，教学材料主要是官方文件的法文译本，译文质量很一般。“这样学生是走不了太远的。”二人开始从零编写最基础的课文。“一篇教现在时，一篇教未完成过去时……中国同事也认为这样教效果很好。”
随着教学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中国学生长于背诵，疏于实践，有的甚至花大把时间背词典。“我希望我的学生学着自己开口说法语。”于是马纪樵夫妇编排出许多情景对话，由学生表演。他们还特别注重在教学中运用好法国报刊。“这是未来的外交官，他们要掌握政治和经贸方面的法语。”
这对远道而来的法国友人，总想和中国学生与同事更近一些。马纪樵夫妇原本住在友谊宾馆，这里最初是为苏联专家建设的，居住条件较为优越，门口有警卫。“学生不爱来，同事也一样。这不利于教学。”
二人提出希望搬去外交学院教师宿舍“灰楼”，这令负责外国专家事务的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说那可就没有暖气和地毯了！”外交学院的同事后来告诉马纪樵夫人，请示一直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认为，“这对学院只有好处，如果他们之后改变主意，可以随时搬回去”。
于是，马纪樵夫妇如愿住进校园。“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是中国同事。那些年，我们宿舍门从来没有上过锁，老师和学生有问题随时来。”
马纪樵先生去年去世。外交学院向夫人发来慰问唁电，评价他们是“上个世纪中法关系‘破冰’的先锋”和学院“珍视的良师益友”，“帮助外交学院培养出一大批活跃在外交战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添砖加瓦的外交官”。
“人民友谊的事业”
1965年返回法国后，马纪樵夫人把相当的精力投入到法中友协的工作中。上个世纪60年代，在法国文化部的推动下，全国上下纷纷成立“文化之家”，马纪樵夫人常常受邀到各地作讲座，向法国人介绍她生活过并有深厚感情的中国。受欢迎程度之深，“有一年我开车就开了大约5万公里”。
借着良好的势头，马纪樵夫妇重振了当时几乎停止活动的法中友协。该协会1952年成立，马纪樵先生是创始人之一，马纪樵夫人后来也担任过秘书长和会长。为了能最大程度增进法国社会对中国的友好，“我们当时的理念是争取重要人物参与友协活动”。他们专门设置荣誉会长一职，法国前外长莫里斯·舒曼任过此职。
1967年，马纪樵夫人曾率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与各国访华代表团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黑白合影上，她站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之间。马纪樵夫人回忆，当时的场景“十分有趣”：毛主席和每个代表团只有不长的交流时间，轮到她时，一眼注意到这名法国朋友穿的是手纳的中式平底布鞋，于是友好地打趣。
结束外交学院教学生涯后，马纪樵夫人曾几次重返中国，长时间深入到山东、安徽、四川的生产大队考察，和农民同吃同住。她的见闻与思考集纳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生活》一书中，为法国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马纪樵夫人在法中友协工作的片段还被记录在巴金的散文里。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国访问。他在《人民友谊的事业》一文中写道，访问的18天里，马纪樵夫人“开她的小车”载着他去了许多地方，“有时路相当长，小车常常中途停下，我们有机会交谈”。巴金形容马纪樵夫人以及“其他的友协干部”“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
这篇散文收录在《随想录》中，书中还有多篇记录此次访法的文字，用巴金的话概括：“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巴金年轻时曾在法国留学，再访法国时，已是75岁高龄的知名作家。马纪樵夫人说，当时有人担心她的“法国平民汽车”对巴金来说“不够气派”，但巴金留给她的印象“十分朴素”。临别时，巴金向马纪樵夫人赠送了《家》的法文译本，并在扉页上留言：“衷心感谢亲爱的朋友们为我们这次访问所做的一切。”
希望中法关系越来越好
这本签名“巴金敬赠”的《家》，珍藏在马纪樵夫人在巴黎的寓所中。老人当年曾与巴金讨论过小说剧情，如今因为视力下降，已不能亲自阅读。在老人心中，一百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更想去跑，去听，去看，最想的还是读书”。
大多数人难以通读的《追忆似水年华》，马纪樵夫人曾反复阅读。目前，女儿弗朗索瓦丝24小时照看着她，“很幸运能有这么好的女儿”。每天上午，护工上门把老人从睡床抬到躺椅上，傍晚再上门抬回睡床。
公寓窗外摆满一盆盆花，窗外的时事，老人已不能完全了解。从广播听到今夏中国一些地方水灾的消息，老人想起在中国的6年，也是“每年都有省份遭灾”。那时的生活艰苦，在外交学院，一张纸都很宝贵。
如果有机会重返中国，老人最想去的还是北京。“关于北京我有太多的回忆。”当年在外交学院，京外学生假期普遍留校，马纪樵夫人和学生们一起出游，“终于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接触”。
好几次节庆，她受邀参加招待会，“干练而可亲”的周恩来总理“轮着桌子祝酒，用法语跟我们说贴心的话”。平日里，几乎每周，她都要去看京剧。第一次在音乐会现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竟也是在北京。那是1959年，中国交响乐团前身中央乐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首次完整演出“贝九”为祖国献礼。老人还想再去一次天坛，“在我心中，这是建筑的完美形式”。对于1964年中法建交，老人反而没有特别的印象，只觉得是“理所应当”。
老人祝愿中法关系越来越好，但有些忧心，因为如今这个“越来越个人主义的世界，合作与团结精神比我年轻时更少了”。老人是家中长姐，如今还有3个弟弟在世。奥古斯丁是老人幺弟的孙子，有次听老人讲起当年在北京“夏宫”的故事，马上追问是旧夏宫(圆明园)还是新夏宫(颐和园)。老人惊讶这孩子对中国的了解。
老人对中国最初的好感，来自另一个人写下的回忆，那是一名已想不起名字的作家写的中国游记。但她记得，60多年前的一天，“我丈夫回到家激动地说：中国招聘老师了！他问我感不感兴趣。”年轻的埃莱娜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