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珣章
广东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第一届理事会会长,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峥嵘岁月求学梦
1951年,王珣章出生在有“千岛之国”美称的印度尼西亚。王珣章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肯动脑子钻研,1965年初中毕业以后,他被中国驻锡江领事馆选中,免费保送到华侨补校学习。用他的话来说,“这是自己面前铺开的一条阳光大道”。于是他离开父母,独自踏上了求学之行。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到60年代末,前后20年的时间里,人数不下十万的海外华侨子弟,纷纷回国升学,以“学好本领,建设新中国”为共同的目标。这一股“回国升学热潮”,催生了一种华侨史上有名的学校:华侨补校。王珣章入读的,便是广州华侨补校。
然而,回国求学之路并非如想象中平坦。回国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王珣章和大多数同学一起下乡务农,到海南儋县西联农场落户。几年艰苦生活的磨练,使王珣章更快地成长起来。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改变升学深造的初衷,求知的欲望时时在他内心躁动,他觉得多掌握一点文化科学知识总是对社会有好处的。这种信念支持着他,在恶劣的环境里王珣章始终没有放弃刻苦的自学。
1969年,部队接管农场。终于,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王珣章迎来了求学生涯中的第二个转折点——他被兵团选送到中山大学生物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任教。两年后,他考取了中山大学著名昆虫学家蒲蜇龙先生的研究生。1980年4月,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人员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病毒学博士学位。
孜孜以求报国梦
1984年,王珣章毅然谢绝了导师和朋友的挽留及高薪聘请,再次踏上了归国之路。圆梦归来的王珣章,马上投入了教学和科研工作。每当有人问起他获得博士学位后为何谢绝挽留而选择回国时,他总是显得很坦然:“那时候,我们在外留学的人都以回国效力为荣,以不回国为耻。”也许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他还记着父母儿时的教导:从印尼回国之前,母亲曾叮嘱他:“你要记住,我们永远是中国人,我们的根在那里。”
和许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一样,担任中大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珣章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无经费、无助手、无设备、无实验室……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但他没有埋怨,更没有后悔,而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起。
潜心研究终于出了硕果。在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研究领域中,一个又一个突破性成果接踵而来:他创造性地应用异源病毒 DNA片段重组出外源基因的昆虫杆状病毒;在病毒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领域中,首次研究与应用人工合成杆状病毒后期启动子表达外源基因,并由此建立了形成病毒包涵体高效表达外源基因的杆状病毒载体系统,从而为我国应用昆虫虫体生产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外源基因产物或人畜疫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他还首次证实在杆状病毒感染细胞中,活性有所提高的胸苷激酶不是杆状病毒基因编码的,这一系列成果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广东省自然科学奖和广东省高校科技进步奖等。
作为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王珣章曾荣获“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归国留学人员”“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扬帆起航兴校梦
多年的知识积累,多年的苦干实干,使王珣章幸运地与几个“最年轻”连在了一起:1985年,34岁,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副教授;1990年,39岁,又成为全国生物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95年,44岁,荣任中山大学校长,又是全国34所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如果说,对前两个“最年轻”,他感到较多的是荣幸的话,那么对后一个“最年轻”,他感到更多的是压力和挑战。但既然“天降大任于斯人”,总要有一拼一搏。
王珣章是个喜欢挑战的人,接过这副担子后,他苦苦思索“施政纲领”,孜孜以求“治校之法”。如何组建一支教学精、科研强的中青年教师队伍,是王珣章工作思路中的重中之重。那些年他为此耗费了相当多的心血。他的宗旨是,不仅要为中青年教师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更重要的是提供宽松的学术氛围。许多归国留学人员在考察了众多院校后,宁愿放弃其他院校提供的优厚物资条件而选择中山大学,多是这个原因。
在王珣章的带领下,中山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点和模式,即以高水平的中青年教学、科研群体为骨干,这在当时的全国重点大学中也是比较突出的。1997年,广东省评出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家10名,中山大学占了5名。同年,国家评选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山大学入选3人,和北京大学等5所高校并列第一。
在王珣章的求学之路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海外华人的坚韧和奋斗。他跨越时空,不畏艰险,不断追求知识,最终成为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求学之路都是漫长而曲折的,但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就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王珣章用他的行动诠释了教育的力量,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激励着更多的人为了理想和梦想不懈努力,为祖国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