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燕超

  全球坐标上,相比诸多国家的碳中和目标随着领导人更替、政府更迭踟蹰不前,中国的碳中和目标行稳致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锚定效应”,这一效应的价值在当下时局中愈发突出。

  欧美同学会北欧零碳委员会主任、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十七届绿色发展专委会委员李勇说,“生态环境是支撑人类文明永久延续的共同财富,从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看,中国经历了一个学习、模仿、跟随、创新的转变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是相互的、合作的、进步的,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图为欧美同学会北欧零碳委员会主任、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十七届绿色发展专委会委员李勇。

  环境研究不是选择题

  而是生存题

  作为中国“双碳”领域的专业学者,2008年李勇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环保局从事国际环境合作相关工作。2010年受单位委派前往加拿大西蒙大学访学,围绕全球环境治理展开研究。在温哥华,李勇考察了当地气候变化对三文鱼影响的前沿实验,看到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可逆损害。他清醒地认识到,环境研究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亟须面对的生存题。

  2017年至2019年,为响应十九大提出的“能源革命”战略,我国政府选拔了150名青年英才,先后在北京理工大学、瑞典以及国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就能源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和前沿技术及政策开展集中学习、研修和国际考察,李勇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作为班长带领大家分组做跨领域研究。在瑞典,他系统学习了国际清洁能源领域最新的进展,结合国内的能源问题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提出创新解决方案。在参观瑞典知名的大瀑布电力公司时,对方“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瑞典电力零碳化”的宣示,以及放弃仍在盈利的煤电而向水力、风力发电转型的前瞻性举措,令李勇深受触动。

  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强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成为当今影响最为深远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中国在环境治理、能源安全、产业升级和国际话语权方面如何破局,一直是李勇主攻的研究课题。他说,“气候政策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创新过程,既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作用。从起跑、加速跑,到跟跑、并排跑,再到领跑,我们闯过了一些阶段,对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但还有更难的在前面。”

  立足国际前沿

  中国该如何破局?

  从业以来,李勇先后参与设计和组织了30多个中外联合研究项目,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发展提出了诸多前瞻性建议。2008年至2012年,李勇参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与“中国低碳工业发展路径研究”两项重大课题的协调和研究工作,该课题提出“要高度重视碳边境调节税问题”,并围绕低碳经济发展途径,提出一系列框架性政策建议,为国家制定“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1年,李勇主持了“北京市建设国际低碳示范城市” 课题研究。他在课题中提出,北京应对标伦敦和纽约建设成为全球第三个特级城市,提升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该课题为北京的绿色城市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被列为北京市政协重点提案。

  2024年,作为主要执笔人,李勇与农工党中央十七届绿色发展专委会课题组成员通过大量数据研究,提出了《关于我国沙戈荒大规模能源基地建设运行过程中的水资源问题的提案》,并在其中作出预警性建议,得到自然资源部和水利部的重视,荣获全国政协2024年度好提案。

  李勇认为,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转型为实现“双碳”目标带来了挑战:一是主要发达国家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方面十分不力;二是自主贡献力度与实现“1.5摄氏度温控目标”存在巨大差距;三是国际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投入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全球范围低成本削减温室气体的强烈需求。李勇说,中国推进“双碳”战略是基于国家能源安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等多方面的现实考虑,要高度重视全球气候治理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则制定,从过去的产品生产型国家向规则制定型国家转变,积极获取制度红利和规则红利。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释放了哪些信号?

  202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被着重提出,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

  李勇分析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三大信号。首先,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坚定支持《巴黎协定》、坚定支持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的态度。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撑,是未来5年及未来35年必须交卷的一道必答题。

  其次,建立一套公平、标准明确的减排体系迫在眉睫。2025年是“十四五”向“十五五”过渡的一年,摸清碳排放的底数并制定精准全面的减排核算体系是未来5年亟须解决的问题。全国需要减排多少、各省需要减排多少、各个企业需要减排多少?生产生活的能耗总量与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是多少?把这个账明明白白地算清楚,才能为2030年之后绝对量的减排提供依据,这也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将要发生系统性的转变。

  再次,强调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决心和信心。我国在传统环境问题的基础上附加了“双碳”任务,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发展任务,三大任务协同推进。因此,“降碳”将成为我国探索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牛鼻子”,牵动减污扩绿和经济增长。

  展望中国的“双碳”发展目标,李勇表示,中国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绿量”明显增加,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案,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成为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