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中华民族最危难、最黑暗的岁月，山河万里满目焦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民族危亡时刻，欧美同学会的众多学长或以卓越的医术救死扶伤，或用犀利的笔触唤醒国民，或在外交领域捍卫国土……他们是暗夜中的星火，让“留学报国”的赤子之心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用行动践行了“索我理想之中华”的铮铮誓言。

　　在肆虐的战火中筑起生命的屏障

　　1937年7月，卢沟桥炮声不断，日本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仅月余，不计其数的伤兵、难民如同潮水般涌入上海租界——彼时，上海成为全中国为数不多的安全“孤岛”。

　　11月初冬，寒风凛冽，接纳大量难民的上海市药品告急、粮食见底、棉衣紧缺。饥肠辘辘的同胞、难民在街头游荡乞食，大街小巷，满目疮痍。眼见于此，时任欧美同学会干事长、已经年逾花甲的颜惠庆心急如焚。

　　在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办公室内，颜惠庆眉头紧锁，他一边在地图上标记着可供难民聚集的区域，一边频繁地接打电话，筹集调转物资。其中，不少电话打向海外，旧金山、纽约、伦敦……颜惠庆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社会发出疾呼。为拯救上海的难民，颜惠庆联合欧美同学会其他会员，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救援行动，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人脉，短短数月之内，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募捐到了3500万(法币/国币)，使4万余伤员和20万难民得以幸存。

　　颜惠庆是民国时期杰出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毕业于上海同文馆，早年曾在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即参与组建了欧美同学会，历任欧美同学会会长、干事长。

　　1941年，上海租界亦被日军占领，形势急剧恶化。颜惠庆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守上海，转入更为隐蔽的救援工作。他利用欧美同学会的网络，与地下抵抗组织合作，协助转移被通缉的知识分子、爱国学生及战俘，安排他们经浙江、安徽等敌后路线前往大后方。

　　战后，颜惠庆仍积极参与上海重建与社会救济工作，他一生将全部心力奉献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中，其人道主义精神与国际协作案例至今仍被历史学者誉为“孤岛时期的光”。

　　以笔为刃 书写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

　　1940年，延安的窑洞内，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王思华伏案写作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笔尖与粗粝的纸张摩擦沙沙作响。桌子上堆满的是从各处艰难搜集来的日文报刊、数据资料甚至是军情情报。透过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王思华从中洞察到了日本国内工厂的萧条景象、民众生活的困顿状态以及资源日益枯竭所带来的恐慌情绪。他手中的笔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日本财政的困难和枯竭》等专著的出版，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费开支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军阀、财阀、官僚之间的利益之争逐渐公开化、白热化，虽然侵略的脚步尚未停止，但是日本侵略者内部已出现了裂痕。

　　王思华，又名王慎铭，1904年出生于河北，曾在北京大学就读，常和李大钊来往，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他前往法国、英国学习，期间开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1930年回国后他担任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期加入欧美同学会。1932年，王思华暂住在欧美同学会会所的宿舍里，和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侯外庐一同进行《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王思华于1937年9月奔赴延安，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笔为武器，撰写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一一揭露，他的分析和论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支持。

　　1940年后，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王思华更加系统地梳理日本经济与社会矛盾，并将其分析与中国的抗战实际相结合。他的每一篇揭露日本弱点的文章，都建立在大量琐碎、枯燥却又真实的数据之上。在此期间，他频繁受邀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地举办讲座，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向干部、学员阐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与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战信心。

　　抗战胜利后，王思华先后担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凭借多年来对经济工作深入透彻的研究，他将丰富的学术知识和调查积累转化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助力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制定与发展，展现了留学人员的爱国担当。

　　以法律和外交捍卫山河

　　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气若游丝，在失败的边缘徘徊，中国人民的抗日反侵略战争处于黎明前夜。11月，在埃及开罗，一场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正在举行。

　　开罗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多次首脑会议中唯一一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会议，标志着世界对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贡献的认可，同时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而言，也可能是又一次被瓜分、蚕食的陷阱。

　　中美英三国代表围坐在会议桌前。英国外交副大臣贾德干主张“对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的表述从‘当然应归还中华民国’修改为‘必须由日本放弃’”，英方的理由是宣言中其他被日本占领的地区使用的都是“剥夺”或“放弃”，这样写是为了“行文一致”。他陈述观点时，眼神轻蔑，嘴角带着不可一世的优越感。

　　突然，有人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引起，世人皆知。若宣言对这些地区只提‘日本放弃’而不明确‘归还中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将疑惑不解……如此含糊其词，将使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和反侵略的目标得不到明确的体现，本次会议也将丧失其价值……”

　　发言人正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外交家，曾担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要职，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奠基者之一的王宠惠。他的发言简短有力、不卑不亢，获得了美国代表、驻苏大使哈里曼的支持。贾德干陷于孤立，英方的修改意见未被采纳。

　　王宠惠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赴美在耶鲁攻读法学博士，回国后加入欧美同学会。抗日战争期间，他以卓越的外交与法学才能，为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外交部长，他于抗战初期竭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的同情与支持。在开罗会议上，他以高级顾问身份，敏锐洞察并成功驳斥了英国试图模糊处理日本所窃取中国领土归属的图谋，最终确保《开罗宣言》明文规定将这些领土归还中国，为战后中国收复失地提供了无可争议的国际法基石。

　　王宠惠不仅在开罗会议上为中国争取了国际正义，还以其深厚的法学造诣，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际法律文件，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他深知，一个国家的外交实力与其在国际法领域的话语权息息相关。因此，他倡导在欧美同学会等学术团体中设立国际法研究机构，邀请国内外知名法学专家进行讲学与交流，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法学素养的外交人才。

　　他们的故事，只是欧美同学会无数会员在烽火岁月中留学报国的缩影。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颜惠庆以人道主义救援守护生命之火，王思华以锐利笔锋剖开敌人虚弱的本质，王宠惠以外交与法理捍卫山河完整——方式不同，却同样炽热。其所彰显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年传统与“索我理想之中华”的留学初心。这份情怀和坚守穿越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

　　来源：《留学生》杂志

　　文：马思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