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局部抗日战争爆发。自此，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力量奋起反抗，广大民众救亡图存的呐喊响彻山河。1937年7月7日，日军于卢沟桥挑起“七七事变”，开启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危急，华北告警，战火旋即蔓延至全国……

　　抗日战争期间，众多曾经负笈海外的欧美同学会学长，高举留学报国的伟大旗帜，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的文明火种，投身于以教育振兴民族、以实业支援国家、以科学挽救危亡的抗日斗争之中。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1938年4月，春寒料峭的湖南山岭间，一支长长的师生队伍正沿着蜿蜒的土路缓慢前行。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正徒步穿越丘陵地带，向昆明转移。路两旁是新绿初染的山野，远处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却掩不住战时迁徙的艰难。

　　在人群中，一位身着灰色长衫的长者格外引人注目。他身形清瘦，鬓角微霜，神色沉静如深潭，一双眼睛却透着睿智与从容。他手中握着一张已经布满折痕的地图，时而低头细看，时而举目远眺，他折起地图，眼中看到的不仅是穿越荒芜的山路，更有保全教育之火、拯救中华民族的抗争之路。

　　这位长者就是梅贻琦，此时他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行政负责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至长沙合并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因战火西迁昆明，并于4月改组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西南联大师生住在铁皮顶、土坯墙的简陋校舍，躲避轰炸成为日常。梅贻琦四处奔走，筹措经费、扩充图书仪器、聘请教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西南联大不仅维持了正常教学，还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庚款首批“直接留学生”，曾赴美国留学，1915年归国后执掌清华，并成为欧美同学会骨干会员，倡导“教授治校”与“通才教育”。梅贻琦深谙现代大学精神与管理之道，在治校实践中，他融贯中西，倡导“教授治校”与“通才教育”，更提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深刻理念；在民族危亡、战火纷飞之际，他带领西南联大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深刻诠释了留学报国、教育救国的责任担当，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学是立国的根本

　　同样是在昆明，日军的飞机呼啸而过，不计其数的炮弹从天而降，江面被炸起数十米高的水柱，城区烈焰滚滚、浓烟弥漫，防空警报尖锐悲鸣，市民争先恐后躲进防空洞。

　　在乡村的一间破旧茅草房中，桌子上油灯如豆，昏黄的光晕在潮湿的墙壁上摇曳，勉强照亮桌上厚厚的账册、物资清单和各地发来的电报。

　　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社社长、欧美同学会会员任鸿隽端坐在桌前，眉头紧锁，双手在太阳穴的位置不停揉搓。他面前摊开的是各类科研机构递送上来的报告和申请单：书籍受潮需紧急添置防潮物料；医学院急需实验器材和药品；天文所的运输车辆遭遇轰炸，观测仪器部分损坏亟待维修或置换……

　　在日军封锁扫荡的特殊时期，民生凋敝，科研事业也举步维艰，“国之将亡，奇技无用”的声音大量出现，但任鸿隽深知，科学是立国的根本，是国家强盛的希望所在。他深吸一口气，在分配方案上写下批示：优先保障核心研究项目的维持。他始终认为，越是危急存亡之秋，科学之火更不能熄灭，它是照亮民族前行道路的希望之光。

　　1908年，任鸿隽前往日本留学，并接受了革命思想，1913年，他再次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1914年留美期间，他创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月刊，系统引进西方科学理念，致力科学救国。

　　学成归来的任鸿隽加入欧美同学会，并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工作，以庚款资助科研机构、兴建北平图书馆、派遣留学生，推动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发展。抗日战争期间，他协助领导中央研究院内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维持科研运作，并翻译重要科学史著作。战后他致力于科学教育与体制重建，是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组织者。

　　在他的努力下，即便是在战争期间，中国的科学研究也未曾完全中断，为后来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人才和技术储备。“科学救国，教育兴邦。”这是任鸿隽的坚定信念，也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他以科学为武器，以教育为阵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钢筋铁骨搭建抗日输血通路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攻占南京后，很快占领华北、华东大片中国国土，而西南、西北地区因地势高耸，深入中国内陆腹地，成为战略大后方。但是彼时甘肃地区的交通极其落后，不仅没有火车，公路数量也十分有限。

　　为打通西北地区国际通道、增强抗战物资运输能力，时任天成铁路工程局局长兼设计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欧美同学会会员的凌鸿勋临危受命，主持修建甘肃首条铁路陇海铁路关键段——宝天铁路。

　　秦岭地区，地势险要，环境复杂，渭河峡谷两岸峭壁如刀，险峻异常。谷内河水湍急，风急浪高，谷外日军的扫荡、轰炸如幽灵鬼魅，阴魂不散。凌鸿勋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侵略者的威胁，还面临钢材、水泥等主要材料优先供应前线、枕木靠驴驮运、钢轨需从沦陷区“偷运”、沿线人口稀少导致工人招募困难、技术工人匮乏、建设资金短缺等多重考验。

　　尽管阻碍重重、命悬一线，但凌鸿勋坚信，铁轨每向西延伸一尺，抗战的物资便可多输送一分，眼前秦岭万千纵横的层峦叠嶂，终将在铁路的延伸处烟消云散，就好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终会迎来胜利。

　　凌鸿勋早年就读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后赴美留学，1915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回国，毕生致力于中国铁路建设。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修建战略通道粤汉铁路并提前贯通，为抗战初期物资、人员内迁赢得宝贵时间，随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主持修建宝天铁路，在秦岭天险中克服日军空袭、物资匮乏与地质难题，打通陇海线西北段，保障了抗日物资的基本运输，在破碎的山河之间架起一道又一道钢铁血脉。1945年，凌鸿勋获颁“中国工程师学会”最高荣誉——金质奖章。

　　梅贻琦、任鸿隽、凌鸿勋，三人学术背景不同，事业领域各异，却共同体现出中国近代留学人员“以专业报国”的精神底色。他们所代表的，正是留学人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和“虽千万难，吾往矣”的坚韧。留学不是为了远离故土，而是为了更好地归来——在民族最需要的时刻，他们的选择照亮了历史，也映照出“留学报国”这四个字最深沉的含义。

　　来源：《留学生》杂志

　　文：马思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