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卜正民(加拿大历史学家) 王雪瑛(本报记者)
以全球视域的宏大时空观照，从具体真实的历史器物中切入，用生动晓畅的叙事语言，见微知著、引人入胜地讲述中国与世界的故事。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笔下的中国故事吸引着东西方读者。他学术视野广阔，著作丰厚，是全球中国史研究领域，明代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方面的代表性历史学家。通过嘉宾之间的对话，让读者了解他如何以全球视域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交往，如何保持旺盛的学术研究能力，探究广泛多样的历史主题，勘察人所忽略的历史图景，与中外读者分享他的历史发现，成为卓越的文明观察者。
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交往
王雪瑛：本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您获得了2023中国学贡献奖，这是致敬为中国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您在中外文明互鉴、中国研究的交流上有什么心得？您的研究作出了哪些贡献？
卜正民：我所作的贡献是尝试从广阔的全球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最初，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自身，随着研究和教学生涯的发展，我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局外研究者的贡献是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研究中国影响世界、世界影响中国的程度。以往西方关于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中，多数是关注中国历史，而很少提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我写中国历史方面的著作，就是要关注中国与世界沟通和交往的情况，这是我的研究方法。
我很高兴被选为中国学贡献奖的获奖者。这是对我研究工作的一种认可，表明中国同行认为我的局外人观察视角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很重要。我研究的兴趣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如何适应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中国能够提供研究案例。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其应对之道同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有不同的农业方式、不同的技术、不同的理念，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为没有一种文化可以给我们当今面临的挑战提供所有答案。我们需要运用不同文化的对比、融合的分析和研究，思索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
王雪瑛：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您立足于全球史，注重以全球视域考察中国，特别从明代的国家与社会、商业文化、社会群相和生态环境等视角进行研究，探究明代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与互动，为读者展现出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明代社会的商业文化变革和中西互动交流。从切问近思的青年学子到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的过程中，哪些学者、老师对您的学术研究有影响，孔飞力老师给了您什么样的影响？
卜正民：我的治学受到多位学者的影响，难以指出哪一位对我启迪最大。史景迁的历史叙事对我的部分历史著作构成写作上的引导。我十分钦佩他讲故事的能力，通过多样的、有趣的方式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使自己想要说明的理念变得具体可感。我与导师孔飞力教授的学术兴趣大不相同，但他确实对我产生了学术影响，体现在他对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回应面临的挑战所做的细致分析。
在中国历史学家中，我早期深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专家傅衣凌教授影响，折服于他分析历史的深刻洞见，以及寻找材料支撑其观点的能力。还有如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他的过人之处是能够从自己的研究中建构起开阔而自洽的理论脉络。
王雪瑛：《维米尔的帽子》选择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画作为入口，通过油画、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从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探寻17世纪世界与中国的联系，看见全球化的历史起点，追随商品的流动轨迹，了解东西方从区隔走向融合的过程。您是一个善于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学家，请结合您的历史著作，讲讲如何从非常具体的“历史器物”与“人的生存”切入，见微知著地讲好中国故事？
卜正民：我在这本书中以具体的历史器物为题，是强调历史仍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惊叹于一个明代瓷瓶之美，如果知道它是在哪里制成，历经怎样的运输路线，在其他国家又是被如何欣赏，我们就能够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时刻“重逢”。维米尔选取将那些器物绘于自己画中，部分原因是审美层面的，但更是因为这些器物融入维米尔时代人们的生活中。在《维米尔的帽子》中，读者可以看到那些重要器物和细节，不仅获得审美愉悦，也获知这些器物在其制成和出口时代的中国社会状态，了解明史不只是一串历史事件和观念，我以此吸引中外读者走进17世纪，触摸中国历史，遇见那些对当时人们来说重要的事物，引导我们思考为什么它们在当时、当地十分重要，沿着这些问题线索，历史学家们可以深化对彼时、彼地的认识。
吸引中外读者触摸历史发现
王雪瑛：您对自己的史学研究曾有富有个性魅力、治学特征、文化气质的定义：“我首先是一个作家，其次是历史学家，最后才是一个中国研究专家。”中国有一句名言：文史不分家，与您的自我定位不谋而合，您如何会形成这样的治学理念和自我定位？
卜正民：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最主要的专业技能是在中国历史方面的知识，但我获取中国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关于中国与全球关系的了解。我把“作家”身份排在“历史学家”之前，是注重以写作实践最有效地把我的历史发现与识见传达给广大读者，而不是靠我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分析。当然历史知识和历史分析对于出色的历史著作是极其重要的，但如果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无法扩展公众的知识，我们的贡献就有所缺失。这是我把“作家”身份排在首位的原因。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作家，我和许多历史学家一样，经常陷入一些学术问题中，令非专业读者感到困惑难懂。但我尽力保持对自己写作的高度自觉，优先考虑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并相应地调整所写内容。
王雪瑛：最近，在复旦大学的学术讲座中，您谈到了“一个局外历史学家职业生涯中的十一个转变”，分析自己每次如何面对一个新课题转变治学方法，在近五十年的史学研究中，完成了十一个转变。您有什么不变的学术理念或方法？为什么您一直能够保持旺盛的学术研究能力？
卜正民：在历史研究的初期，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历史中的权力——权力如何产生、如何分配等。权力存在于一国之内，权力也在国与国之间运作。在研究中途，我的关注点转向了如何加强对整个世界的全面理解，尤其关注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贯穿我研究主题的指导原则是纯粹的好奇心：我选择的每一个历史研究对象，都蕴含着我极感兴趣的内容。好奇心是一种内驱动力，推动我探索新知，开始新的研究。许多读者看了我写的多部著作，惊奇于为什么一个人会涉足如此广泛的各种主题。而这种多样性从不会令我感到困扰，我是跟着自己的兴趣，从一个课题走向另一个课题。我对研究方法的切换和选择，也是为了建构在我看来最有用的视角，以观察和理解所选择的那些课题。
我的多部著作都是在比较的视野中产生。比较历史研究在我的写作中并不总是处于优先位置，但始终存在于我提出的那些问题和阐述的答案之中。
王雪瑛：您是一个著述丰厚的历史学家，完成了《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明代的社会与国家》《明清历史的地理资料》《维米尔的帽子》《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著作。您投入时间最长的史学著作是哪一部？在哪一部历史著作的写作中，感受到重大挑战，又是如何解决的？
卜正民：我花费时间最多的著作是《为权力祈祷》。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探讨的是明代寺院捐赠这个此前很少被关注的问题。这需要大量阅读有关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分析视角，将明代的佛教信仰与晚明地方精英社会的结构联系起来。我花了六年时间写作此书，还要决定将哪几个具体个案加入书中。最终我选择了山东诸城、浙江宁波、湖北当阳三个个案，是因为相关资料可得，更重要的是由于三者之间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十分重要，相对于单一案例的叙事，差异化的案例能够提供一幅更广阔的历史图景。
王雪瑛：二十世纪初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您认为历史是什么？对这句话有什么评价？
卜正民：我完全赞同爱德华·卡尔的观点。过去之所以能够在当下“存在”，依赖于历史学家的重构，这种重构由历史学家运用历史事实来完成。这些事实会随着历史学家们发现新的证据而改变，或是因为新发现的档案，新发展的分析方法。对这些证据的追寻，很大程度上由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所推动，所以卡尔将历史视作“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离开当下而书写历史。我们之所以书写历史，是因为我们在当下感到有必要书写。这并不代表我们所写的历史是不客观的，但的确意味着我们提出和研究的问题与我们所处的当下密切相关。
王雪瑛：从传统汉学、现代中国学到世界中国学，中国学在历史进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吸引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学子投入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您对学习和研究中国学的青年学子有什么建议？
卜正民：我对关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学者们有两方面的建议：首先他们应该尽力以各种途径扩展自己的视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与中国某个历史时期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中的思考，或是探寻此前未被注意到的关联。另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够带来比较视野下的发现，同时需要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另一条途径是进入某个对分析中国历史有益的新领域，如引入环境史或气候史的视域来进行研究。今天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书写，除了掌握中国文献资料，还可以将中国置于世界的关系之中来考察，从而获得提升和新发现。
王雪瑛：在家里或者办公室做研究的一天，您是如何安排时间的？一天中最长的工作时间有多久？您最近在关注和研究哪些课题？有哪些新作的出版计划？
卜正民：我的日常工作没有固定模式，我会阅读各种不同的材料、写作，或者与同事们通信联络。有的工作日我可能工作五六个小时，有的工作日我会工作长达十个小时。除了确保基本的日常生活时间之外，我对自己的工作时间不设上限。
下一部学术著作是由我和其他学者共同完成的论文集，主题是关于明代的“经世”传统。这不是通俗读物，但我尽量使之能够吸引普通读者阅读。我目前的研究计划是“重建”塞尔登(John Selden)的藏书。最早接触到这个题目是源于，我看到塞尔登收藏的一幅明代中国航海地图的原图，我由此写出了《塞尔登的中国地图》。这项研究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但我很想知道一个英国人如何建成当时最大规模的个人图书馆，收藏了全世界十余种语言的书籍。这些书籍和图书馆今天已经消失。我想启发新一代读者思考，为什么这些书籍和图书馆会在历史上出现，如果我们忽视它们会错过哪些历史细节？我同样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中外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