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
那么，“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当前经济学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而“高质量增长”则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术语。
应当指出，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经济发展的质量”或“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样的术语。因此，强调高质量发展，即注重经济发展、经济运行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这确实体现了中国特色。当然，这也可以视为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因为经济的运行本身就蕴含着质量要素，如果仅有数量而无质量，那么经济体系可能会变得脆弱，难以抵御外部冲击，甚至可能引发金融经济危机。
一、什么是高质量增长？
我们经常提到“经济发展”这一概念，但实际上，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相同。经济发展的内涵更为广泛，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涵盖了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均寿命的延长、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的平等化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都属于经济发展的范畴，而经济增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且核心的部分。今天，我们主要从经济增长，特别是高质量增长来讲。高质量增长本质上是指经济如何实现健康和持续地增长。
经济的健康增长意味着应避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的金融危机。经济中的小规模、局部性、偶发性的金融危机虽然会带来影响，但通常是可以克服的。就像人偶尔感冒发烧虽不适，但治愈后仍能恢复健康。但是，如果疾病导致残疾或致命，那就成了严重问题。经济同理，偶发性、局部性金融危机虽不可避免，但若能妥善解决，经济还能正常运行。一旦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则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甚至改变其路径和方式。
经济发展过程中，局部性、偶发性金融危机几乎不可避免，甚至是经济发展和正常运行的必要部分。科技进步带来新产品、新技术，这必然导致传统产品和技术的淘汰，引发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更新。在此过程中，一些企业可能破产，工人失业，银行贷款变为不良资产。如果这些企业在地区规模较大，可能引发局部性失业和不良贷款问题，形成局部性金融危机。但这正是经济发展新陈代谢的必然过程，旧企业的淘汰为新企业腾出空间，资源重新配置，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
因此，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新陈代谢，我们应理性看待局部金融经济危机。同时，必须警惕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因其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巨大。例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不仅重创美国经济，还迅速全球蔓延，影响深远。
总的来说，经济的健康增长要确保避免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且必须是持续的，不仅现在，也包括未来。这才是我们追求的高质量增长——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
二、市场经济与经济的高质量运行
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基础是什么？其基础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容易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为它促进了经济的和谐与均衡发展。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在分散决策，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人们遵纪守法，不损害他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就会与社会利益相契合。一个人若想致富，就必须满足他人需求，为社会创造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只要他的产品质量过硬且适销对路，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他赚的钱越多，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实现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
这种结果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协调所有人的行动。在经济体系中，无数个人和企业以不同方式参与经济活动。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但他们的行为共同促进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快速发展。这是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寻找并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他人的消费需求，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市场经济也能实现供求平衡。供大于求时，供给者之间出现竞争，主要通过降价来吸引消费者。随着价格下降，供给减少，需求增加，供求缺口逐渐缩小，最终达到平衡。反之，供小于求时，需求者之间竞争，价格上升，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也能实现供求平衡。
我们发现，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最终导致经济的正常顺畅运行，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协调千千万万人的活动。虽然每个人都在分散决策，但这些决策的结果满足了经济中所有当事人的需求，实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市场经济也存在固有问题，如产能过剩，这是市场经济的通病，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会面临，中国也不例外，美国、日本、欧洲等经济体也有产能过剩的困扰。产能过剩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有近两百年历史。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对产能过剩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有深刻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会不断扩大产能。在价格稳定情况下，产能越大，产量和销售量越多，利润也越多。为扩大产能，资本家增加机器设备使用，即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同时减少劳动力使用。这导致产能提升，但失业人数增加，消费需求下降，社会购买力减弱。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失业人口膨胀，社会购买力削弱，最终出现生产过剩。这一现象引发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冲击资本主义制度，使其脆弱，失业率攀升。最终，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链条，其中生产过剩或产能过剩是关键环节。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生产过剩背景下提出的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问题长达两百年。相较之下，中国遭遇产能过剩的时间较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外需急剧减少，由于产能原本依赖国内外两个市场，外需的减少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实施扩大需求的政策，特别是扩大内需和消费。
市场经济的运作往往最终导致产能过剩。马克思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长期视角，这一变迁可能需要数百年时间。然而，在短期内，产能过剩也可能发生，主要由技术进步、劳动者技能提升等供给侧因素造成，这些因素增强了生产能力。而在需求侧，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可能下降，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反映了人们的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也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指的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逐渐减少。这一规律解释了为什么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通常低于低收入群体，以及为什么经济增长可能伴随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以个人月收入1万元为例，这代表其通过劳动为社会贡献了价值1万元的产品，相当于对社会产品的供给。通常情况下，消费只占总收入的一部分，剩余的收入会被储蓄。随着收入的增加，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会逐渐降低，这正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体现。
例如，一个初到北京工作的年轻人，如果月薪3000元，他可能会将全部收入用于消费。当收入增加到5000元时，他可能消费4500元，储蓄500元，边际消费倾向从1降至0.75。如果收入增至1万元，消费可能为6000元，储蓄4000元，边际消费倾向降至0.3。
这意味着，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对社会的供给超过了其消费，导致了储蓄的增加。如果这些未消费的产品积压在企业库房中，就可能出现供给过剩，即消费不足以消化全部产品供给。为了平衡供需，个人未消费的产品可以由企业投资。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投资增加导致资本存量和产能增长，竞争加剧，价格下降，投资收益率降低。当投资收益率降至与利率相等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因为净收益为零。
降低利率可以刺激企业投资，但如果利率已降至接近零，如美国近年的情况，降息空间有限，难以通过降息进一步扩大投资。随着经济发展，对投资规模的需求增大，但由于利率已达底线，企业无法通过降息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出现。
在市场经济中，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导致生产效率提高和产能扩大，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最终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这是市场经济可能面临的一种经济问题。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策略是扩大需求。由于供大于求，需求的规模直接决定了经济的最终产出，因为企业遵循“以销定产”的原则，根据销售预期来安排生产。需求因此成为决定经济均衡产出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来看，需求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高质量的需求能够推动经济更加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我们可以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方面来衡量需求的质量。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出口需求质量通常被认为是最高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后，只要本国顺利收到货款，国内经济系统就基本不受后续使用环节的影响，产品在国外使用中的问题与本国经济风险无直接关联。
然而，消费和投资的质量衡量则更为复杂。消费的质量可以通过效用或边际效用来衡量，即消费者在消费某一商品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效用越高，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反映了消费的高质量。高质量的消费能提升消费者福祉，增强企业盈利能力，降低贷款违约风险，有助于经济稳定和健康。
投资的质量则主要体现在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上。高收益率的投资项目意味着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降低贷款成为不良贷款的风险，减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与经济的稳定和健康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消费的质量决定了消费的效用，投资的质量决定了投资的收益率，这两者是衡量需求质量的重要标志。与此相比，尽管出口的质量高，但其对国内经济系统的直接影响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世界各国在应对产能过剩时采取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需求质量的下降，埋下金融经济危机的隐患。因此，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必须注重提升需求的质量，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财政政策在扩大需求方面主要采取增加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的措施，如政府购买和直接向民众发放资金，以增加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但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会减少政府资源，导致预算赤字和债务问题，若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可能引发政府债务危机，如十多年前欧洲债务危机。
货币政策可能埋下银行危机隐患，如2000年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高达6.25%，随后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降息至1%，扩大了投资需求，但新增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越来越低。2002至2004年间，新增投资主要流向信用状况不佳的家庭住房贷款，银行推出金融创新产品，降低贷款门槛，导致许多不具备购房能力的家庭也获得贷款。这些次级贷款质量远低于正常贷款，随着大量家庭通过次级贷款购房，其经济状况脆弱，难以承受经济波动。住房投资拉动经济复苏，但随后通货膨胀使美联储加息，利率提升至5.25%，导致许多次级贷款家庭无法偿还贷款，爆发次贷危机。
结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能扩大需求，但若不审慎管理，可能扩大出劣质需求，埋下金融危机隐患。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必须注重需求质量管理，避免过度依赖扩张性政策的短期效应。
三、科技创新与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我们如何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又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这就需要科技创新。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产品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科技角度来看，创新主要分为两类：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产品创新指的是发明新产品。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品，在人类历史上都曾是新产品。以衣服为例，最初可能没有衣物，但衣物的发明及其发展，从简陋到多样化，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融入了我们的消费需求。互联网、电脑、手机等，在发明前，人们对它们没有需求，但问世后，它们便利和丰富了生活，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这些新产品成为消费需求的一部分，因其高效用而成为优质消费的代表。例如，手机和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带来的高效用使我们愿意支付高价，推动了高质量的投资需求，有助于避免金融危机，保障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除了产品创新，科技创新还包括工艺创新。虽然它们都属于科技创新，但在经济学上，二者有本质区别。产品创新关注需求扩大，工艺创新侧重供给增加。产品创新发明新产品，要拉动经济，需实现普及，关键在于降低成本，让大多数人买得起。工艺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降低价格，使新产品惠及更广泛人群，创造消费热点，推动经济增长。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科技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产品创新创造新消费需求，推动高质量增长；工艺创新降低成本，实现新产品普及，扩大经济增长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科技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保障。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例，受益于新科技成果，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新产品，激发了消费需求，催生了优质投资机会。企业积极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金需求增加，导致利率上升。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展现高利率与高增长局面，体现了高质量增长。
然而，2000年美国经济衰退，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虽实现短期增长，但质量低，引发金融危机。与此相比，2000年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呈现高质量增长特征，即高利率与高增长并存。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还显著改善了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但得益于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高增长，政府税收增加而支出未相应增加，实现了财政赤字的减少。这一成就再次证明了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性。
美国的科技创新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美国和德国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二战后，美苏冷战和军备竞赛进一步推动了科技快速发展，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等现代科技产品应运而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微型化和互联网普及，这些科技成果逐渐进入家庭，为美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美苏冷战时期两国科技创新的不同结局也值得关注。尽管两国都进行大量科技创新和军备竞赛，但苏联最终解体，美国取得经济高质量增长。这背后原因与两国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上的根本区别，直接影响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经济增长质量。
美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开发新产品时，很多受军方委托。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并盈利。盈利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增加GDP和税收。政府更有财力扩大军品研发支出，资金流入企业，用于开发新武器和科技成果。这些成果再次转化，形成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收入和利润，为政府带来更多税收，形成良性循环。
相比之下，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尖端武器开发出来的技术常被列为国家机密，难以在经济中利用，导致科技成果难以转化。这些技术停留在军事领域，对经济影响微乎其微。税收未增加，但政府为争霸不得不继续投入军品研发，只能从传统部门抽调资源，削弱这些部门，抑制科技成果产生。最终，苏联经济形势恶化，经济问题引发政治连锁反应，导致解体。
这一过程表明，同样是军备竞赛，美国因市场经济体制胜出，苏联因计划经济体制失败，体现了两种经济体制对科技创新刺激作用的差异。市场经济中个人追求利益的动机促使企业不断创新，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计划经济中，劳动者创造性和主动性受限，科技进步动力较弱。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最终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美苏争霸历程展示了不同经济体制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当然，即便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也能通过多种方式激励技术进步。某些技术能为开发者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例如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然而，科学进步不仅限于应用技术的发展，还包括新知识的发现。新知识的发现往往偏向理论性强而应用性弱，导致这些领域的研究与开发难以直接盈利，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领域的纯学术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发掘新知识，可能为未来科技进步奠定基础，但它们本身通常不具备商业盈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支持这些基础研究领域的工作。
基础研究需要政府的支持，而应用科技领域的研究可以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来承担，因为这些研究具有盈利潜力。政府在此过程中应确保知识产权得到保护。最终，科技进步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的协同作用，以促进科技的快速发展。
总结而言，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实现高质量增长，这指的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避免出现系统性或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确保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增长。
在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是一个常见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保证需求的质量，以实现高质量的增长。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其中出口质量最高。对中国而言，扩大出口是重要的策略，因为出口产品在国外的使用效果和收益与本国关系不大，重要的是顺利获得出口收入。
消费质量可以通过边际效用来衡量，边际效用越高，消费质量越高。投资质量可以通过预期收益率来衡量，预期收益率越高，投资质量越高，这有助于降低银行危机的概率。如果投资和消费的质量都高，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规模就会增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增加政府税收，有助于防止政府债务危机的发生。
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在于需求的高质量增长，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保证消费和投资的质量，不断开发新产品。新产品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效用，为企业带来更高收益率的项目，从而保证需求的质量。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首先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科技创新。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这最终会推动新产品的开发、旧产品性能的改善以及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此外，加强对外开放也非常重要，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可以获得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科技进步。
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终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又需要在改革进程中特别强化科技与教育体制领域的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我们要为科研人员和整个科研行业创造一个更加优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于科研工作之中。总结而言，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是：改革、开放与创新。
苏剑系欧美同学会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专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三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
来源：宣讲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