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不会忘记中国近代留学欧洲第一人、第一位医学博士、最早的西医教师之一——黄宽。他是中国现代西医的先驱者,为中国在医学领域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天,一艘远洋船,在南海万顷碧波中颠簸着西行。甲板上,容闳、黄宽和黄胜正恋恋不舍地望着家乡的方向……
留学欧洲第一人
1829年,黄宽出生于香山县东岸乡(现珠海唐家湾东岸村),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他天资聪敏,初进私塾即能领悟背诵,后因家境贫寒辍学。
幸运的是,时代给了他一个新选择。
1839年11月4日,由马礼逊教育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这是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由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布朗办学,是西方国家为向中国传播西学而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马礼逊学堂对贫困学生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衣服与书籍,并给他们家一点补贴费用,这对黄宽来说很有吸引力。

11岁时,黄宽正式成为了学堂招收的第一批6名男生之一,他在该校注册名单注明英文名是Alan(亚宽),其他五人是黄胜、容闳、李刚、周文、唐杰。学习内容为初等算术、地文、国文、英文等,在香港、澳门两地辗转就学。前后学习了6年。
1847年1月初,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人一道随布朗牧师赴美留学。轮船从广州起航,三人站在甲板上,不知这一走前途如何、何时能够归来,内心复杂感慨。中途轮船在圣赫勒拿岛停靠补给,三人下船去拿破仑墓凭吊,刚好墓前有一棵家乡也有的大柳树,三人便各折一支柳,随身携带,悉心照料,以慰心绪。
赴美后,黄宽先入布朗的母校——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校长海门和布朗是耶鲁大学校友,著名教育家,他对这三位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黄宽的哥哥黄胜年龄最大,次年秋天便因身体染病退学回国。黄宽与容闳经过两年学习,于1849年夏毕业。两年资助期满,新的资助人来自香港,要求他们去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学医,学成后回国以医传教,黄宽接受了。
1950年,21岁的黄宽前往爱丁堡大学深造。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欧洲的学生。
黄宽求学时,外科消毒学之父利斯特、无痛分娩的开创者辛普森都在爱丁堡大学执教。他在入学后的首年攻读文学系,一年后改修医科,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五年本科学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和医学学士双学位。之后他继续攻读病理学和解剖学医学博士课程,两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最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辛普森是黄宽的妇产科教授,对黄宽的勤勉好学印象深刻,同时,他还是爱丁堡医学传教会会长,也就是黄宽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在黄宽的毕业“加封”(capped)仪式上,辛普森特别提到,“在你们中间,黄宽作为一位值得称道和谦逊的学生,赢得了高度评价。他所获得的奖励与荣耀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相信,作为毕业于欧洲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将成为西方世界医学艺术与科学的代表,将在他的国人中产生重要的影响。”

如今,在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的门口,仍高高树立着黄宽的塑像,爱丁堡大学校史中,仍有黄宽的毕业论文《论胃的功能紊乱》获表扬的记录。
西医东渐 惠民济世
在爱丁堡求学的近6年时光,是黄宽的黄金时代,也是他的医术、眼界、学识以及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核心时期,他在文化认知与思想性格上也具有了中西交汇特征。作为毕业于欧洲医学院的第一个中国人,黄宽将西方医学引入了百废待兴的中国。
1857年,黄宽回到祖国,在香港伦敦会医院就职,成为了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他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医术日益精湛。次年,黄宽在广州府学路东街开办了一所医药局,接办合信氏在广州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馆,并兼任博济医院医生。

1860年,他辞去惠爱医馆之职,在广州开设了第一家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医诊所,这是他成为中国西医的鼻祖起点。因为是中国人,所以深得当地同胞的信赖,远近前来就医的中外人士甚多。
1862年,黄宽应李鸿章之聘担任幕府医官。在晚清官员中,李鸿章比较热衷引入西方科学文化中的器用文化,注重吸纳了解西学的人才,也比较相信西医。但是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与太平天国作战。作为李鸿章的私人医生,黄宽不必到前线去,他留在李鸿章幕下远离医学科学、教育、治疗前沿,不符合他以医学与博爱救民济世的情怀,无法实现医学报国的理想,未到半年,就辞去职务。
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十七人,其中十六人是外籍医师,只有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中国人黄宽所担任,反映了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黄宽在粤海关服务16年,为海关职员提供医疗勤务服务,撰写了7篇《粤海关医报》,对当时广州的城市卫生状况、常见疾病及其治疗等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撰写的医报中有一篇为《关于麻风病的备忘录》,留下了珍贵的医学资料。同时,他对中医也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医报中,把中医与西医诊疗手段进行观察比较,留下了很多有趣的记录。
除了临床工作,黄宽也积极参与到教学工作中。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堂,这是当时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学府。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他们携手努力,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人才,使得西医治疗、医院制度、医药、西医教育、西医科研、西医护理等一整套全新的医疗体系在中国得以传播开来,极大地推动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黄宽深得嘉约翰的敬佩和器重,时常到博济医院协助嘉约翰工作,如疑难病的会诊、大手术的实施等。博济医院的医学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名声也更隆盛。许多旅居广东的外国侨民认为黄宽的医术比许多欧美医生还要高明,加上他英文流利,技术好,纷纷找他治病。博济医院的手术,大多由黄宽主刀,嘉约翰协助进行。嘉约翰撰写教材和讲义时,遇到难以翻译的医学词语时,总是求助于黄宽,与他精心研究,直到找出最准确的词语。
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返美休假,由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评价黄宽说,“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典范。”
1875年,黄宽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1876年,南华医学堂扩大实验室设备,建立了标本室。1879年,首次招收3名女生入学。该学校的基础理论课程学习为期三年,之后再进行临床实习。
黄宽多年患有足疾,甚至有时不能走路,但他一直忍受着痛楚与不便,出诊治病,带病为病人服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广州瘟疫流行,作为经常接触病人的医生处境相当危险,当时他的身体病弱,也更容易被传染,但从未因此放下工作,反而为治病救人更加奔波劳碌。后来,他颈部患疽,身体虚弱,但仍硬挺起病体,坚持为病人治病,病情愈渐加重,最后终于病倒。
这位终生胸怀治病救人、惠民济世、以医辅国的理想志向,具有博爱情怀的医学家,终因奋不顾身抢救病人倒在医生岗位上,以生命实践了理想。
百余年前,留学归国的黄宽,在中国书写了现代医学的扉页。数十年恪尽职守、从不懈怠,使他赢得了医界的广泛赞誉。他让西方医学的种子在华夏大地上播撒,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薪火相传,一代代中国医者在先辈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