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风险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的危害

“一带一路”倡议以经济项目和经济活动为主,就宏观层面而言,地区、国家局势动荡将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性风险,会让我国海外利益的脆弱性有所增加;就微观层面而言,东道国的局势稳定与否涉及人员安全、财产保护等具体问题。由于带一路”倡议所涉国家大多充斥与交织着宗教、民族和大国利益等多重矛盾与冲突,因此,保障派出人员的生命、财产、设备与设施的安全并非易事。2007年7月10日,巴基斯坦曾经发生过引发3名中国公民死亡的袭击事件,该次袭击的凶嫌对抢夺财物毫不在意,只关注于冷血杀戮,后来凶嫌被认定为与伊斯兰堡“红色清真寺”关系密切并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活动的宗教极端组织。©以本文所讨论的宗教风险而论,它的危害性往往还在于其溢出效应,即宗教风险的危害并非局限在宗教领域,而会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带来政治、安全、经济上的多重危害;同时,宗教风险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发生国,更有可能成为跨境威胁。

(一)宗教风险恶化政治环境

由于宗教风险的溢出效应而带来的政治风险,指的是宗教风险导致东道国产生政府更迭、政策变化和管理失灵,或者引发政治斗争、甚至引发战争等风险。巴基斯坦宗教风险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往往和巴基斯坦国内宗教政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能够影响巴国内的政治局势。例如,“9 •11事件”之后,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政府宣布巴基斯坦将与美国合作联合打击本.拉登(OsamabinLaden)领导的基地组织,并因此开放领空和部分军事基地。此举遭到了巴基斯坦国内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政党的强烈反对,它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百万人大游行,企图让穆沙拉夫下台,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局的激烈动荡。可见,类似这样的政治危机将给带一路”各类项目的实施造成重重困难。

更为严峻的是,巴基斯坦国内的宗教风险不仅影响国内的政治环境,还对其周边国家和地区有辐射与外溢作用,为它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正好与‘‘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区域高度重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建设造成了障碍。例如,尽管中亚各国与巴基斯坦在地缘上并不相连,但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泛滥仍然对这些国家形成了辐射作用,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也因此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些恐怖主义势力谋求建立神权国家,形成了“伊斯兰解放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引发了政治危机和安全威胁。

(二)宗教风险引发安全危机

尽管中国带—路”倡议具有众多优势,但恐怖主义势力的泛滥仍然是威胁沿线安全的最突出因素。安全危机主要由恐怖主义行动带来,2014年,我国商务部网站曾经引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3恐怖主义国别报告》提醒中国公民,巴基斯坦仍然是恐怖主义事件高发的国家,截至2013年12月中旬,巴基斯坦2013年因恐怖主义活动死亡1 500人,其中包括1 025名平民和 475名安全人员。瑐截至2015年12月,巴基斯坦因恐怖袭击致死的平民人数达20812人,安全部队成员达6364人。瑦

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的主要策源地之一,极端宗教组织通过他们所设立的宗教学校和训练营,向中亚、南亚和中东国家等地的穆斯林青年灌输极端思想和传授军事技能,造成了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由于这些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往往与种族、民族、宗教和领土争端等问题相互混杂、交织联动,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

(三)宗教风险加重经济损失

2015年,众多‘‘一带一路”项目开始建设,要保证这些项目的顺利进行与健康发展,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而,基础设施由于具有人流密集、施暴影响力大等特点,医院、供水供电系统、能源设施、公共交通系统往往成为极端势力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一些伊斯兰国家因为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存在着大批对全球化的抵触与反抗的力量,他们不光对伊斯兰教义进行捍卫,还对他们认为代表西方势力的全球化进行反抗和打击,经济设施是他们进行打击的重要目标。仅巴基斯坦一个国家,从2005年到2014年,针对油气管道的袭击就有220多起。*这些针对基础设施的袭击虽然并未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但若持续发展下去,极易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工程的建设进度,危害“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的推进。此外,许多“一带一路”项目处在宗教风险和冲突高发地带,本身就值得担心。例如,计划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或将穿越克什米尔地区,中巴之间的石油管道存在被破坏的风险。此外,正在建设与实施的这些“一带一路”项目并非封闭系统,涉及工程建设、建材采购、人员补给等方方面面的活动,会与当地社会产生密切接触,因此,宗教风险引发的安全危机成了不可不防,但又防不胜防的重大隐患。

此外,教派冲突等宗教风险带来的恐怖主义危险会对经济活动造成直接影响,因为人们参与商业活动、进行经贸往来的意愿往往与环境是否安全直接有关,令人不满的安全隐患会让本地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意愿降低。从历史数据来看,恐怖主义的发展与中巴双边的贸易发展呈现出某种相关性,恐怖主义活动频发时,贸易活动就受到抑制和削弱,而恐怖主义活动式微时,双边贸易就较为蓬勃。例如,2009年是巴基斯坦历史上遭受恐怖主义最为严重的—年,全年有11 704人死亡,而同年中巴双边贸易额就受到了巨大影响,仅为67.8亿美元,同比下降2.9%。

(四)宗教风险回流安全威胁

‘‘一带一路”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巨大的好处,而西部地区也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一带一路”倡议计划中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西部地区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几个省份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几个地区。这些地区和巴基斯坦在地缘上接近,也给“三股势力”的渗透创造了条件。例如,我国的新疆叶城、和田等地区是“三股势力”渗透的重灾区,而叶城、和田等地本身又有“东突”势力肆虐。因此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武装力量、塔利班恐怖组织、宗教极端势力之间互相渗透,形成了犯罪活动跨国流窜的特点。

有研究表明,巴基斯坦某些地区民族独立的倾向已经传染了我国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意识都因此得到了强化,影响了我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也造成了我国边境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另外,巴基斯坦极端势力通过宗教学校对我国西北的极端分子进行培训,这些极端分子的回流成为极大的安全隐患。例如,喀喇昆仑公路是中巴之间的往来“大动脉”,每年通过这条交通枢纽线来往的人员成千上万,这里面大部分是进行正常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的合法居民,但仍然有不少犯罪分子通过它进行双向流转,从事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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